这些国家封建思想萌芽较早，又有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背景和生存土壤，比如齐有管仲学派，秦有商鞅学派，楚有老庄学派，而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有尚侠的风气。如此丰沃的文化土壤，使荀子遍采百家、熔铸新说成为可能。
荀子一贯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但在本质上，他是一个思想超前和锐意革新的人，他对儒家思想传统颇多改造，最突出的表现是反对效法先王，主张文化典章、政治制度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这与当时的法家思想有了更多的相通之处。我们今天常挂在嘴边的“与时俱进”在荀子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
荀子敏锐地觉察到人心向背关系到社稷的安危，提出“水能载舟，也可覆舟”的千古圣训，警告统治者若要巩固统治，当务之急在于“爱民”。一篇《王制》不啻是历朝君主应终生捧读的经典。
荀子曾专门为驳斥孟子的性善论而写成了《性恶》篇，《劝学》篇只是一个副产品。但《劝学》却成为传颂千古、孺子能诵的散文名篇。历来知道《劝学》的人，远远多于知道《性恶》的人，即使是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也知道《劝学》里的名言：“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另外，其中的“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都是言简意赅、精警动人、千古传诵的名言。至于《性恶》篇，恐怕只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才有兴趣常去翻阅。
荀子是儒家的科学大师，在哲学上，他的成就可能最大，留给我们有价值的东西也最多，但他的精神和方法都不是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因此一直受到冷落。荀子的思想方式主要是论辩式的，在理性和经验的基础上解决一些问题。虽然也讲阴阳，但他把天地看做是自然的，自然规律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见他的思想有多么超前了。思想超前的人肯定有更多的痛苦。
荀子完全把天规范为客观规律，把人的理性作为人生存于自然的手段。他的人性恶不过是把人的好恶天性作为人性的基本方面，而把理性规范作为后天习得。这听起来很有些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心理分析的味道。
春秋时代的天逐渐变为一个本体论观念，对神也采取了怀疑态度，到了战国时期，天已经完全落入哲学领域，荀子的制天而用之的天指的是规律，神也不大提及。
6
韩非生活的时代，战争的烽烟笼罩着华夏大地，齐、楚、秦、燕、赵、魏、韩诸侯并起，纷争天下。武士战场图功，文士四方游说，梦想为君王所用。平步青云、布衣卿相的抱负，让每一个说客忘记了“伴君如伴虎”的危险，这里当然包括法家学派的代表、心怀治国安邦壮志的韩非。
在韩非之前，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法家学说，逐渐形成不同的派别，韩非特别重视吸收以商鞅为代表的“任法”，以申不害为代表的“用术”，以慎到为代表的“重势”等几派学说，形成了自己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法家政治思想。
韩非早年曾与李斯一同游学楚国，师从于儒学大师荀况。后来李斯当了秦国的丞相，韩非学成后回到韩国。曾在韩国任职，屡次针对韩国的积弱，上书劝谏韩王实行变法，革新政治，却未被采纳。他在悲愤之余，将自己的主张整理成文字，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万余言的文章，集中地反映出他的思想体系。
后来，这些文章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到了其中的《五蠹》《孤愤》等篇，大为赞赏，对周围的人说：“我要是能见到作者并和他交朋友，死也无憾了。”站在一旁的李斯就对秦王说：“这是韩国公子韩非写的。”秦王为了得到韩非，竟发兵攻韩，逼迫韩王以派遣外交使者的名义，将韩非送到秦国。
韩非的才学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却也引起了李斯的嫉妒。韩非的下场令人悲伤。李斯曾以一纸《谏逐客书》名扬后世，在这篇著名的政论散文中，他以为秦着想为名，说动秦王收回驱逐客卿的成命，但骨子里是为自己打算。所以，当他感到韩非对他的利益形成威胁时，立即变得十分阴险卑鄙，置韩非于死地。韩非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李斯和姚贾的诬陷和毒酒中。
韩非以冷峻的眼光审视战国时代的社会，以冷峻的语言阐述自己的法、术、势的理论。韩非的著作逻辑严密，论辩透彻。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
韩非的一生，虽无辉煌的政绩，却留下了洋洋十万言的政治理论和治国方略，这就是《韩非子》。《韩非子》今存55篇，其文章格高气盛，不仅题旨轩昂，立意高远，而且谈锋犀利，语言峭拔，有一种排山倒海、不可阻遏的气势。小学生都知道的“守株待兔”就出自《韩非子》一书。
7
在中国历史上，吕不韦绝对不是一般人物。吕不韦本来是卫国的一个富裕商人，因为成功的做了一笔买卖国君的生意而当上了秦国的相国。
吕不韦既不是秦国的宗室亲族，又没有显赫的战功，在任相国之前，没有任何官职、爵位和政绩，却在秦庄襄王即位之后，集官、爵、食邑最高等级于一身，举国上下，无不震惊。他们哪里知道，这不过是吕不韦十年政治投资应得的收益和回报，他们更不知道，秦王嬴政并非庄襄王的亲生儿子，吕不韦名义上是“仲父”，其实就是嬴政的亲生父亲，然而在当时，这可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就是嬴政自己也不知道。
与那些投机钻营、鼠目寸光、只顾自身利益的政客相比，吕不韦无疑具有一些大家风范。在他专权的十几年里，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军事，无一不显示了吕不韦超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才华。吕不韦的个性和气度决定了他的政治视野与抱负不可能仅仅限于秦国之内。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判断天下统一已是不可阻遏的历史趋势，担当统一大任者非秦国莫属，而在秦国，又非吕不韦莫属。这不是什么狂妄与自大，而是历史赋予的一种使命感和自信。吕不韦确有并吞八荒、横扫宇内的雄心和气魄，也有纵横捭阖、统御天下的韬略和才能。
因此，他需要著书立说，这绝不是附庸风雅，也不是单纯出于个人的目的，而是有着深层的政治动因，即把自己的政治主张理论化，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系统的政治纲领和舆论支持。
这本书就是《吕氏春秋》。
当时，招贤养士的风气盛行。士也成为统治者为自己及其统治集团服务的工具。著名的战国4公子门下的食客都有3000人。这4公子是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和齐国的孟尝君。
吕不韦本来就是一个气量不凡的人，他招贤养士的规模更大，但绝不是与战国的公子竞赛，而是有自己的长远打算。吕不韦不招则已，招便招来天下所有学派。这些人就是吕不韦的智囊团，专门负责为吕不韦提供思想言论和政治主张。吕不韦有意识做一个集诸子百家之大成的人，不写则已，写便写尽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吕氏春秋》一书就是这么来的，在那个时代，这是一本集大成的著作。
《吕氏春秋》鼓励统一。统一视听，统一思想，统一力量，统一行动。《吕氏春秋》给我们的强烈印象是，统一就能治理天下，不统一就会造成天下大乱，统一天下，一定要有天子，天子一定要集权，这是根本，是大势所趋。
然而奇怪的是，一方面《吕氏春秋》极言君权的重要，一方面又提出，君权的根本在于清静无为。要求君主“无智、无能、无为”，为的是让臣下有所作为，各尽其能。这可能是吕不韦为自己打算的一点私心了，在吕不韦看来，皇帝应该是一面旗帜，而他就是那个打旗的人。成语“刻舟求剑”和“引婴投江”就出自《吕氏春秋》。
吕不韦从政是商人走向社会的典范。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郑国与商人立盟是商人地位提高的明显例子。吕不韦的故事是商人从政的最好榜样。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等到战国说士当上宰相、商人经营政治、王裔沦为农夫时，等级制就不再是个障碍了，一个人的主要障碍就只是他的能力和条件了。
8
左丘明可能是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鲁国的史官，这个人生活在鲁昭公、鲁定公和鲁哀公时期。就在孔子修订鲁国的史书《春秋》的时候，左丘明也写了一部叫做《春秋》的著作，为了与孔子的《春秋》加以区别，人们就把左丘明写的这本书叫做《春秋左氏传》，简称为《左传》。
《左传》全书60卷，18万字，超过孔子《春秋》十倍有余。纪事编年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最后又附录了一条鲁悼公十四年（前454）的史料，前后共写了269年，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汇集和保存了大量春秋时代各国的史料，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价值。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左传》把战争作为记事的重点，记述了春秋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争事件，如“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鞍之战”“秦晋麻隧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吴楚柏举之战”等等。这些战争反映了春秋时期列国争霸、战火纷飞、大国兼并小国、强国消灭弱国的时代特点。作为一个旁观者，左丘明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因此，在《左传》中，他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兼并战争的某种理解和认同。
《左传》主要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而传世，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如其中的“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晋公子重耳之亡”都是古代散文名篇。
《左传》大量描写战争，精确地捕捉每次战争的性质，简练地揭示了双方的特点，生动地刻画了战争的全貌并指出了胜败的原因。《左传》提供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外交斗争艺术，已成为我国军事与外交文学上的宝贵财富。
《左传》中的人物描写个性鲜明，有些描写还着意刻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故事情节的描写中贯穿着人物的性格变化，提示了人物性格也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重耳是《左传》着力歌颂的人物，他在外流亡20年，惶惶如丧家之犬，然而最终能回到国家，继任国君之位，成就春秋霸业。重耳的人生历练和经历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启示，很有一些励志的作用的。另外，《左传》的叙事记言，并不完全是史实，有些是虚构的。后代小说中情节的虚构，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唐代的刘知己在《史通》中这样评价《左传》：“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这样的评价是很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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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是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谋策与言论的汇编，所记时代上接春秋（前460年）下至秦并六国（前220年），作者已不可考。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有关的谋议和辞说，既不是标准的史书，也不是标准的子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是“子”“史”合流的产物。
这部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状况，虽缺乏史书的实录精神与严谨风格，但其随意性和虚构性，使《战国策》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与审美价值。
《战国策》文风恣肆扬厉，文采雄隽华瞻，议论纵横捭阖，人物栩栩如生，是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艺术的高峰。《战国策》中有很多这样的篇章，如苏秦以连横说秦王，以合纵说齐王、说赵王、司马错论伐蜀，张仪为秦王连横说六国君王，庄辛谏楚襄王居安思危，等等。
如《苏秦始将连横》中的一段：“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殽函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
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战国策》成功地塑造了多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有纵横捭阖的策士，如苏秦、张仪；有招贤纳士的明君，如燕昭王；有荒淫败国的王侯，如燕王喜、楚襄王；有朝秦暮楚的贰臣，如陈轸等；有蔑视暴君、英勇抗暴的勇士，如唐雎，有排纷解难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有侠肝义胆、慷慨悲歌的侠士，如荆轲；有荒淫毒辣、厚颜无耻的后妃，如郑袖、秦宣太后；有不惜身死，为弟扬名的烈女聂萦。通过这些形象，展现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生存状况、精神风貌和时代特点。
《战国策》对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的写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汉代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苏轼父子的史论和策论等，无不深受《战国策》说事论理技巧和语言形式的影响；后世的辞赋文学和骈体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从《战国策》铺张扬厉的笔法和辨丽恣肆的语言中受益。“齐人有冯谖者”就出自《战国策》，“狡兔三窟”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