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山海经》流传甚广，也常常将人们的思绪带到十分遥远的地方，但在科学上，《山海经》似乎没有多大价值。而《汉书·地理志》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它是第一个完整而又详细的官方地理志，后来在十六部断代史中有地理志就说明这本书对中国的影响之深了。唐至清的地理志是它的发展，宋以后的类似作品对于人文和自然历史有很重要的价值，工作更加细致和广阔，但其模式在汉代已经定型。生活在公元5至6世纪的郦道元所作的《水经注》开创了分类地理志，这类地理志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也是重要的。类似的著作还有《风俗通义》和《翼州风土记》等。
7．炼丹术
炼丹术并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但它为科学特别是化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炼丹术在中国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和特殊阶层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的目的服务的。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理论前提是荒诞的。炼丹术士们相信，“服金者寿如金”。因为这是反自然的和违背科学的，这就决定了他们追求的这个最高目的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个过程中，物质间可用人工方法相互转变，炼丹术士们在这方面确实利用了当时积累起来的化学知识，利用已知的化学原料及设备做了许多化学实验，完成了物质之间的相互转化，发现了一些新的化学现象。因此，炼丹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化学的发展水平，也丰富了化学的内容。
炼丹术和本草学有一定关系。可以说，它是从本草学衍生出来的一个独特的流派，也给本草学以某种影响，但本草学远比炼丹术丰富而切合实际。
炼丹术与宗教，特别是与道教关系密切，它借用道教中关于长生、成仙等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法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发展到最后，必然是披着宗教外衣，蛊惑人心，招揽信徒，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了。
历史上，反对炼丹术的总是大有人在。但是，一旦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热衷于此，不同的声音便会被淹没下去，这也是专制社会的传统和特色。16世纪以来，炼丹术已经没有多大市场了。这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对生命意识的觉醒的结果。
中国的炼丹术与西方的炼金术一样，都来源于原始巫术，带有很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它们的目标并不相同：炼金术追求黄金，炼丹术追求长生不老之丹。长生不老对中国的皇帝们有很强烈的诱惑力，因此，自战国以来，炼丹术士得以在皇帝的支持下繁荣他们的炼丹事业。
炼丹术士们相信，只有自身不腐不败的药物才能使人的身体不腐不败，草药当然做不到这一点，唯有金石能充当这一角色。炼丹家发现，有一种名叫丹砂的药物（即红色硫化汞）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变化极为奇妙，因而被列为不死药之上品，黄金和白银退居其后。
为了配制长生不死药，炼丹家必然要从事化学实验工作。在炼丹过程中，炼丹家认识到硫磺和硝石的若干化学特性，从而掌握了火药的基本配料。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在《丹经》一书中，第一次记载了配制火药的基本方法，即将硫黄和硝石混合，加入点着火的皂角子即发生焰火。这个方子由于没有将炭与硝石和硫黄混合，所以反应不够剧烈，但已经是一服黑色火药的配方了。唐代末期，三者相混的真正黑色火药方子已经出现，到了北宋年间，火药用于战争中的火器已比较普遍。
8．冶金技术
中国上古时期最重要的技术成就是冶炼术和丝织技术。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相比，青铜器和铁器在中国的出现都不算最早，但冶炼和铸造技术发展很快，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夏代，铜器的生产和使用还没有太充足的证据，至少在商代，中国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青铜时代，商和西周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以制作精美闻名，其铸造的调剂、构型和花纹都很突出。生铁的冶炼是战国时期的另一重大发明，这一冶炼法得到液态的生铁，可以直接浇铸成器。江苏六合程桥和冶阳出土了春秋时代的生铁器物。西汉时代，铁的冶炼技术达到了高峰。虽然金属冶炼技术在中国都不是最早的，但有可能是独自发展起来的。
青铜制品早期的广泛用途之一就是作为农耕的工具，想一想青铜器的珍贵和价值的高昂，显然不是一般的家庭所能使用的。那一定是拥有众多土地和奴隶的奴隶主和诸侯贵族的家里才能见到的生产工具。《诗经》上就有“命我众人，寺乃钱镈”，大意是命令我的奴隶们，准备好农具干活。当时的这种农具就叫做“钱”，是很珍贵的青铜制品，也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后来渐渐有了交换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转化为实用的货币，今天，钱也就成了货币的同义词。
商周时期，青铜器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不仅有青铜农具等生产工具，还有祭祀用的礼器和大量的兵器，它们有的小巧精致，有的硕大无朋。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商代司母戊青铜鼎，器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采用的是分铸法。这是鼎盛时期青铜器的经典作品。
在长期冶铜实践的基础上，中国人已认识到了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详细记载了不同合金比例的“六齐”规律，所谓“齐”即“剂”，配方的意思。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铜与锡的重量比为六比一时，最适合造钟鼎；五比一时，造斧头；五比二时，造戈戟；二比一时，造铜镜。这些大体正确的合金配比规律，是世界冶金史上最早的经验总结。
中国的人工铸铁技术起步虽晚，但由于先前已发展了极为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实际发展很快。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生铁冶铸技术和铸铁柔化术，这两项冶金史上的重大突破，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战国后期，冶铁业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起来，使铁器的使用大为普及，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9．酿酒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农业与手工业开始分工，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有了明显差别，酿酒的方法发明后，作为一种享乐，一部分上层富有者就利用农业所提供的谷物酿酒。
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主常常驱使奴隶们用上好的谷物酿酒，以供宴饮或祭祀。在中国，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的陶制的酒器，说明这时已会酿酒，时间大约在四千年前。
商、周之际，饮酒已成为奴隶主的一种嗜好，酿酒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手工业。甲骨文中出现的许多“酒”字，地下出土的商、周之际的许多盛酒或煮酒用的青铜器及陶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尊、卣、壶、爵、角、觚等，有的青铜器上还有关于用酒的铭文，都可作为奴隶主贵族酗酒的明证。
一本叫做《书经·说命篇》的古书中就曾记载了武丁的一句话，武丁说：“若作酒醴，尔惟麴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由此可见，那时酿酒所用的一种关键的东西是“麴蘖”，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酵母。而“醴”是一种有甜味的酒。武丁这个人是商代后期盘庚迁殷后的第一个国王，公元前1250～前1192年在位。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在位时间长和有作为的皇帝了。
由于所用原料及酿造方法的不同，出现了各种不同种类的酒。到周代，已设置了“酒正”这一官职，专门掌管奴隶主阶级所用的各种酒曲和酒品的生产。
《礼记·月令》中记录了造酒时的六个必须注意的事项，即“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这段文字把造酒过程中的原料选择、制曲、渍料、蒸煮、用水、掌握火候和挑选设备等重要环节都指出来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酿酒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技术经验。
特别是酒曲的制作。通过长期实践，古代人已经知道，利用某种微生物霉菌通过生物化学作用先使少量谷物发霉成“曲”，再用曲使更多的谷物糖化和酒化，最终酿造出酒。这是个既经济又有效的方法。
在酿酒的同时，人们还利用发酵原理，从谷物中酿造出醋。自古以来，醋都是一种重要的调料。古代人称醋为“醯”、“酢”或“苦酒”，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就有记载。有意思的是，日本人也把醋叫酢，大概是在两汉时期他们就从中国学会了造醋的方法了吧。《周礼·天官》中的醯人，掌共五齐七菹，是管理酿醋的官员。比这成书更早的《论语》中有“或乞醯焉”之说。
酒、醋以外，酱及酱清（酱油）也是古代酿造出的产品。“仪狄造酒”“杜康作酒”的传说给我们的感觉，好像酒是某一个人发明的，曹操在一首四言诗中就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见，在东汉末年，杜康酒已经很有名了。其实，像其他古代发明一样，这项古老的化学工艺从来就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总结。
10．丝绸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和利用蚕丝的国家，其织造丝绸有悠久的历史。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推测，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就开始养蚕、取丝、织绸了。最初是用野蚕丝，后来学会了种桑养蚕，就用家蚕丝。使用家蚕丝的时间至少有5000年。1958年，在浙江湖州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一小块绢片和一段丝带，时间已经是4700多年前了。
自古以来，中国就流传着许多与此相关的神话和传说。如蚕马神话、螺祖教民、天仙配等等，都以美丽天真的幻想和清新质朴的风格艺术性地概括了古代中国人对蚕桑的认识，我们从中也能体会他们对丝绸的亲近感情。
远古文献记载了大量关于种桑养蚕的事情。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不少诗篇以蚕桑丝绸为题材。《诗经》中就有反映劳动妇女从事农桑产业的情景：“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窥见丝绸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影响。《诗经·七月》中的诗句：“蚕月条桑，取彼斧戕，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说的正是在养蚕的三月修剪桑树，培育嫩小的桑叶的事情。
桑蚕的养殖和丝绸的出现是那个时代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不久之后，丝绸业就发展成为非常重要并且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手工业门类。中国人的服饰、民俗、习惯随之发生变化，甚至还影响到了中国文字的发展。
商周时期，丝绸生产已经初具规模，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有了复杂的织机和织造手艺。在殷商的甲骨文里，已经有丝、桑、帛的字样，说明到了殷商时期，丝绸的织造已经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一定地位。此后，丝织业更加重要。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所有能种桑养蚕的地方都可以生产丝绸，丝绸的花色品种也愈加丰富，主要有绢、绮、锦三大类。丝绸不仅是高贵的衣料，发展到后来，就是人类的艺术品了，这也大大提高了丝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锦的出现是中国丝绸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纤细而柔韧的蚕丝和织工的审美意识精细结合的作品，带给人们的是一种视觉的冲击。当时就有用“锦衣玉食”来形容上层社会贵族家庭生活的文学作品。
到了秦汉时期，丝织业有了更大发展。随着汉代中国版图的扩大，丝绸的贸易和输出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有力推动了中国和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著名的“丝绸之路”从那时起就把东西方两个世界联系起来了。这条路从当时的长安出发，沿着甘肃、新疆一路西去，经过中亚和西亚，最终抵达欧洲。
用蚕丝织出的丝绸轻软华丽，一直为世界人民所喜爱，西方人了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丝绸，丝绸开辟了中外交流的重要通道。西文中的“中国”（sino）一词据说也与“丝”字有关。
秦汉之际还明文规定：有条件发展蚕桑的地区，每个农户都要种植若干亩桑田，缴纳丝绸，作为贡赋。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在山西和山东的一次巡狩中，就“用帛百余万匹”，可见当时丝绸生产的规模了。
11．染色
随着丝、麻纺织业的发展，各种纺织品的染色技术也应运而生。从考古发掘和甲骨文及其他古代文献得知，在商代，养蚕纺丝已相当发达，染色技术也相应发展。到了周代，染色技术进一步发展。《书经·益稷》中就有“以五彩彰施于五色”的记载，明确提出了染色过程的几个步骤，即煮、涑、暴、染等。那时的人穿着用青、黄、赤、白、黑五色染丝帛制成的衣服，以显示身份和等级的不同。而且，“染人”也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
根据古文献记载，染色所用的原料是经过化学加工而提取出来的植物性染料，如蓝靛染蓝、茜草染绛等。当时，大概也知道了金属媒染剂的使用。
《诗经·小雅》就写道：“终朝采蓝，不盈一襜”。我们知道，《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构成，这首诗应该属于风一类。从诗中不难发现，野外采集的那些人还是很辛苦的，主要是可作染料的植物并不多。《考工记》中保留了一部关于古代染色技艺的记载，这种劳作多操之于劳动妇女之手。
至秦、汉时，染色技术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手工业部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曾记载了当时染色的盛况，他写道，“千亩巴茜，其人与千户侯等”，可见，当时植物染料的种植和染色已形成一定规模。
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织物中，有彩色套印花纱及多次套染的织物，分析表明，共有36种色象，反映出当时染色技术已达到高度水平。
大约中世纪初，中国古代提取蓝靛的技术沿丝绸之路经西域各国传入欧洲，从那之后，始终是欧洲染色与印花的主要染料之一，直到人造染料合成出来方告结束。
12．油漆
古代中国人在油漆和颜料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漆器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发明。将处理后的漆树汁涂饰在物体表面，由于漆酶或热的作用，就能形成一层高聚物薄膜，这就是漆膜。
据文献记载，漆器起源于虞夏时代，战国时成书的《韩非子·十过篇》说，虞舜受天下，“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又说，“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禹贡·夏书》中有“济河惟兖州……厥贡漆丝”。
古文献中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地下考古可作为佐证。20世纪50年代，在江苏吴江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出现了漆绘黑陶片。在安阳殷墟，也发现了印有红色纹样的雕花木器，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漆器纹饰，那是3000多年前的事了。大禹时代，用朱黑涂过的漆器作祭器，更是非常久远的事了，色漆的开端就始于那时。
春秋初，人们已经重视漆树的栽培。《诗经》中有“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书经·顾命篇》有“漆仍几”的记载。春秋晚期，漆器品种更加多样化，出土的实物，如精美的彩漆彩绘的几、案、俎、镇墓兽、鼓瑟、戈柄等，证实了文献的记载。
战国初，各国都有官营的漆林。据史书记载，战国时的庄子曾在蒙地当过漆园吏，虽然也属于公家人，相当于国家干部的编制，但也是一个卑微的小吏。好在庄子想得开，庄子并不悲哀，因为他说过，“哀莫大于心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