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丰”与秦宣太后陵所在地的下和村—西杨村之间里程的数量关系，已经被找到、被验证过了；“新丰”与秦始皇陵之间里程的数量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其实，从“新丰”故城出发，朝西南方向行进“十里”即4420米，就到达秦始皇陵的北门阙了。至此，这边的方位和里程数量关系，也得到复核和验证。说起对这些著名历史遗址的方位和里程数量的验证，还必须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唐太宗的四子李泰，经过太宗的批准，编成《括地志》一书。而正是此书，对包括骊山、秦始皇陵、秦宣太后陵在内的古代遗址所处位置，都进行了方位和里程的“精确测定”。
在李泰的《括地志》上，明确地记载着：“雍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骊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东南十六里；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秦庄襄王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三十五里；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秦孝文王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汉新丰故城，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四里。”有了这么多可靠的古代遗址的地理信息资料，还怕找不出一个秦宣太后陵所在地的准确位置？有了这么多古代遗址珍贵的地理信息资料，还能够让秦宣太后陵所在地的位置，跳出这一个早已被世人公认的地理“大框框”？
秦宣太后陵的位置，双方的观点是如此的鲜明和对立。但不管怎么说，历史上的秦宣太后陵，只能有一处，不能有两处，更不可能有三四处。人们对这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对它们提出各种论证材料的是是非非，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总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才好！人们可以将各方提交的材料，进行必要的纲目性的汇总和梳理，将争论过程中的症结问题，全部展示在公众的面前，让外界有机会广泛地参与审视和点评，看看到底谁比谁说得更有道理，到底谁提出的观点和材料真正的无懈可击。看来，要想否定“秦宣太后陵在骊山北麓”，恐怕是很困难的！
骊山北麓有一座秦宣太后陵，尽管材料非常确凿，但是很多人是不愿公开承认的。因为，一旦接受这个事实，那么当年秦俑的“定性、定名”，立即就要变成泡影。为了确保“大局”，他们要采取一种不妥协的“对抗”策略。不管自己的说法在理不在理，公众接受不接受，反正一遍又一遍地都要把这本“经”念下去。不知者，不为过，这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明知不对，还要继续采取“驼鸟式”的不承认主义，这就说不过去了，这就不是真正做学问的态度了，就不是在进行学术讨论了。不进行学术讨论，那肯定就是在进行一场非学术性的争斗了！
应该说，确定秦宣太后陵的史料依据，是十分充分、可靠的，有关陵址方位和里程的认定，也是十分严密的，这里没有任何虚构和想象的成分，更不存在有意的歪曲和篡改，所有这些史料出处的可靠性，可以接受来自任何方面、任何形式的检验。如果秦俑馆的考古学家和考古界、历史界其他的先生，能够对众多的质疑、否定他们观点的各种材料，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的话，本着平等交流、充分讨论的精神，作为观点对立面的另一方，当然也是应该表示热烈欢迎的。真诚地希望这些先生们能够精心地撰写各种有价值的文章，以便给对手有力的回击！
兵马俑坑与墓葬等级无关
西安一些学者对“秦宣太后葬骊山北麓”的观点，是怎样作出回应的呢？他们说，由于《史记·秦本纪》中“葬芷阳骊山”的“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史记正义》注释，没有直接说“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因而只能认为它是指新丰与骊山的距离。也就是说，由于这段《注》的原话，本来是“骊，力知反，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可见这“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话，只与“骊”字有关，而与正文中的“宣太后”无关。正文中的“宣太后”三个字，又直接与“芷阳”两个字紧紧挨着，所以秦宣太后只与“芷阳”有关，而与“骊山”无关。
学者们的论证，似乎是非常有力的，作为对手又该怎么评论才好呢？首先，《史记·秦本纪》的正文是“宣太后葬芷阳骊山”，所以“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注》，没有理由指的不是秦宣太后的“葬地”。其次，“骊，力知反”只是对古文字的一种注音，不代表它就是《注》的主体。类似的《注》还有很多，《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正文是“秦始皇十六年九月，秦置骊邑”，《史记正义》又在后面《注》说，“骊，力知反，雍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如果按西安学者的观点去审视，这个“注”岂不就要变成“骊山，在雍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的大笑话了！
秦俑馆张文立先生，2004年3月告诉《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小峰先生说：秦宣太后和秦始皇两人，相隔了近100年的时间；袁仲一先生在2006年9月，告诉《都市文化报》记者王彬先生说，秦宣太后比秦始皇早了100多年。从两位考古学家嘴里，都说出意思相同的话，说明了这一个问题在馆内是有共识的，是一致对外的统一口径。这话的含义也十分清楚：在秦始皇陵附近地区，发现100年之前其他任何人的墓葬，实在是不可想象的。这和2004年4月袁仲一先生在《复活的军团》中，对外宣称：“在秦始皇陵周围地区，没有别的大型墓葬”的说法是一致的。
2007年7月21日，陕西省文物局、西安市临潼区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兵马俑博物馆等部门和单位，在《三秦都市报》上，发表的一篇《兵马俑主人是秦始皇早有定论》的文章中，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宣太后距秦始皇相隔三代60余年，那时国力有限，加之频繁的对外战争，连国君本人陵墓的规模都非常有限。何以为宣太后营造兵马俑那样大的工程？秦国从普通平民到大臣，从大臣到国君，墓葬大小都以生前身份确定。在等级森严的丧葬制度下，连名声显赫的秦昭王、秦庄襄王墓都没有营造兵马俑这样的陪葬坑，何以会为宣太后营造兵马俑坑？”
不管怎样，他们在论证其他的问题时，还能够拿出一点所谓的“依据”来，这回倒好，在以“两人相距60年～100年”为理由，就得出“秦俑坑与秦宣太后陵无关”的说法时，竟然连一个字的论证材料都拿不出来。我们必须弄清楚：这60年、100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这样一个普通的时间差，为什么就可以将宣太后排除出俑坑主人可能的选项之列，对此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既然亮出了一个“60年”，就能帮他们解决俑坑最后的归属问题，为什么还冒出一个“100年”的奇怪说法来？到底是多少年，恐怕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一些考古学家说，连名声显赫的秦昭王、秦庄襄王陵，都没有建造像兵马俑这样的陪葬坑，所以谁还会为秦宣太后建造这么大的兵马俑坑？如果一定要比的话，人们也会提出：连名声更为显赫的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武帝刘彻的茂陵，都没有建造像兵马俑这样的陪葬坑，所以谁会为秦始皇建造这么大的兵马俑坑？用这一种无形的、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因素，将古代陵墓的工程建设规模比过来比过去，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因为，有俑坑的人，不代表就一定比任何帝王都高一等，没有俑坑的人，不代表墓主人比任何人都矮半分。
秦汉时期陵墓规模的大小，难道是以有无兵马俑坑作为衡量标准的吗？所谓等级森严的丧葬制度，难道就是以有无兵马俑坑作为核定标志的吗？实际上，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说，有兵马俑的就是大型的墓葬、帝王的墓葬；没有任何考古发掘材料，能说明有兵马俑的就是最高等级的墓葬、就是帝王的墓葬。我们知道，无论从国家的政权巩固、军事形势、社会稳定、经济实力、技术发展等各个方面的情况看，汉代是远远超越秦代，汉帝是远远超过秦帝的，为什么汉代最高等级墓葬，还是竖穴加黄肠题凑的？为什么汉代帝陵没有出现西杨村这类大型“兵马俑坑”的？
袁仲一著文称：“规模宏大的兵马俑，是秦始皇时代的产物，宣太后时期不可能出现。”复旦大学考古系陈淳教授也说：“从秦俑的规模和投入的人力、物力去衡量，觉得它应该是千古一帝的随葬，与秦始皇陵是比较相称的。秦统一中国前，没有哪国的国君，能动员如此庞大国力，来营造这样的陪葬坑。”看来，在地下挖几个大坑，塑造几千个俑，只有秦始皇能够挖、有钱挖，秦宣太后不能搞、没钱搞？这种说法未免也太武断了吧！秦宣太后执政时期，她手下的四位大权在握的大臣，一个个都是“私家富，重于王室”，有什么理由说他们是既无权又无钱？
应该说秦兵马俑坑的建造，只是一个“很特殊、很怪异”的个案，从俑坑显示的种种奇特现象看，俑坑主人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热衷火红的服装，偏爱头上的歪髻，主张众多的俑殉，追求场面的活跃。符合这些条件的君王一级的人物，谁又能找得出多少个来？真正能够符合这些先决条件，只有一个曾经统治秦国41年，地位远远超过了秦王，论其出身还是楚国王族的人，这个人不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宣太后芈氏嘛！只要将兵马俑的主人，由原来错误认定的秦始皇，恢复成真正的主人——秦宣太后，那么秦俑坑中存在的所有疑难问题，也就真正地解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