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袁仲一先生在1981年第1期《旅游》杂志的一篇文章里,早就已经披露过这个“三百丈”的材料,他说:“古书中提到一件事,宰相李斯负责主持秦始皇陵的修建,有一次他向秦始皇汇报,说陵墓工程已经深大博极,意思是想结束了。秦始皇听了下令说,再向外扩展三百丈,然后停工。经钻探测量,兵马俑坑在陵墓外城以东,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乍看起来,袁先生这个论证过程,是非常精确、科学、严谨的,人们相信:一是作为考古队队长,他不大可能发表不实的意见;二是他有古书上“三百丈”记载的准确尺寸;三是他有钻探测量结果的“验证”。
直到2002年11月,在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以此说明自己使用“三百丈”作为秦俑“定性”的论证依据,是以相当可靠的“文献记载”为背景的,而且这一重要古籍材料,也是有其真实出处的。袁先生书中称道:“《汉旧仪》说,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凿以章程三十七岁。……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止’。”原来,有关“三百丈”史料,作为俑坑“定性”依据,在各种媒体、专著中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因此它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当时一种被广泛认可的主流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在查阅了各种版本的《汉旧仪》后,在书中根本就找不到有“三百丈”的记载,既然“三百丈”的真正源头出了大问题,那么袁先生还要以它作为秦俑“定性”的依据,作为一种论证的基础,也就失去意义了,而失去坚实的学术基础,就会出现一系列学术上的新问题。其实,袁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就说过,李斯只是在秦始皇死前4年才担任秦朝的左丞相。而且在最后的一整年,都跟随着秦始皇东巡在外,他在秦都咸阳当丞相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年。所以,要说李斯以丞相的身份,主持过37年的秦始皇陵修建工作,根本就是一种“失实之论”。
另外,就“旁行三百丈”的真实含义,众多考古学家的解读是很不相同的。秦俑考古队原队长、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认为,“三百丈”的本意是:秦始皇陵地宫原来选在封土以南700米处,后因为“凿之不入”,而向北“旁行三百丈”,移到现在的位置上。秦陵考古队长段清波也说,秦陵地宫最初选在地质异常区,因土中含有砾石而不得不向北移到了目前的位置。应该说,历史上留下来的文字太多了,人们分不清哪些是文学作品,哪些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如果,我们的考古论证材料,不加分析地使用古书作品的话,秦俑考古就要变成“戏说秦俑”了。
退一步说,即使真有“三百丈”的记载,袁先生用它来认定秦俑坑与秦始皇陵存在一种主属关系,也是很不恰当的。这是因为:秦时的一尺,折合现在的尺寸,只有0.231米,“三百丈”就是693米,请大家不要忘记在《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或者其他著作中,“秦始皇陵外城东墙与秦俑坑西端”的距离,不是1225米就是1500米,如果要计算到发现陶俑掘井地,另外还要再加上俑坑本身的长度230米。在此,就要请教秦俑馆的考古学家,到底有些什么理由,能够把位于西杨村的掘井地,包囊在只有693米的“三百丈”范围之内?
袁仲一的回应是:“三百丈,那是古人的‘约数’,是不能用今天长度标准来换算的。秦兵马俑坑在秦始皇陵的千米之外,应该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有支持者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为依据,宣称“谁还要真的去量一量,庐山瀑布有没有3000尺?”可是,当初袁先生正是把“三百丈”作为一个精确的里程数值,又是通过“钻探测量”的方法,得出掘井地在“三百丈”范围之内的结论的。难道说,这现代科技的“钻探测量”,也只是一句玩笑话?至于用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夸张描述,以“约数”这一类模糊的概念,去作为一个重大考古论证的依据,这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是不允许的吧!
秦始皇陵区的“墓压墓”现象
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人都要“入土为安”,所以在墓
葬用地上的相互争夺、吞噬,一直都是非常激烈的。
当年为秦俑“定性”提出的众多材料,不断地受到质疑,进而被否定之后,一种新的说法又被推到台面上来。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津津乐道,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的陵墓。还有人说:在2000多年之前,它比埃及的胡夫金字塔还要宏伟、还要庞大,单以占地面积而言,就达到了“56.25平方公里”。如果“三百丈”的说法,实在框不进秦俑坑,那么位于“56.25平方公里”范围之内的西杨村,就难逃这一张“罗网”,秦俑坑就必然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了。勿庸置疑,谁要想否定“秦俑坑不属秦始皇陵”之说,就必须首先否定“56.25平方公里”陵园的存在。
袁仲一先生,在2004年4月8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复活的军团》节目中,非常肯定、自信地对外宣称:“秦始皇陵周围再没有其他人的墓葬了。”他似乎在告诉世人:临潼县骊山北麓的几十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只供秦始皇一个人“独家”使用,他的陵墓在建造过程中,既没有圈占别人的坟地,更没有压毁别人的墓葬;不管是前代人和后代人,谁都不可能在这个特设的“陵园禁区”之内“落脚”,因而这是一块绝对不掺“杂”的秦始皇陵园。言外之意,秦俑坑除了隶属于秦始皇陵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的陪葬坑。
然而,这是一种浅薄的见解。因为,中国在面积有限、“风水宝地”稀缺的情况下,经过几千万、几万万人,几千年来的入土丧葬,这块土地早就人满为患了。在墓葬用地“供不应求”之际,要让“数以亿计”的先人,去得到如愿的“阴宅”,产生相互争斗、挤占的现象,是绝对避免不了的。人们从秦汉时期墓葬出土的《买地券》券文可知:在冥间也有墓主、墓伯、墓臽、墓皇等墓官设置的主管神灵,也要对墓地的所有权进行登记管理。从这个角度上看,由于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冥世墓地的权属管理,也是相当混乱的,原因也是墓地争夺的不可调和性。
中国史上的历代王朝,为了争夺一块“风水宝地”,相互之间的兼并、吞噬从来就未中断过。《陕西通志·陵墓》中明确记载:西安市南部近郊,历代的墓冢“东西延亘,高塬之上,垒垒皆是,但不知其名耳。”《临潼县志》记载,“临潼,本汉唐近畿地,贵族大家,多葬于此,荒丘断垒,所在皆是,而茫无可考者”。所谓“近畿之地”,就是历朝国都或京城的近郊地带,这些地方自然成为历代王族墓葬的首选。从以下《汉书·东方朔传》和刘向的《谏起上林苑疏》等史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历代帝王在建造苑囿陵墓时,都要肆无忌惮地去圈占他人墓地的。
汉武帝当年在修建“上林苑”之时,曾经大量“坏人冢墓,发人室庐,……斥而营之,垣而囿之”。另外,在《汉书·刘向传》中,记载着“成帝,营起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发人之墓,其害多矣”,它揭露了汉成帝在骊山底下修建昌陵时,大量压占前人古墓的真实情况。《后汉书·五行》中,记载着“顺帝作陵,制度奢广,多坏吏民冢”,说的是汉代的顺帝,在营造自己的宪陵时,也有大量毁坏前人冢墓的事实。有位叫栾巴的大臣,上书进行苦谏,立即以苟肆狂瞽、违抗君命之罪,下了大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