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3日，美国总统发布命令说，700名现役军人要在72小时内，到达新奥尔良市的飓风灾区，执行一项救灾任务，这是高速度的派遣效率，受到人们的赞赏。但要知道，这700人本来就是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人，只不过是要去完成一项新的使命，所要准备的是各种民用防灾器材，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受灾地区。现代的美国，紧急组建一支救灾性质部队都需要三天的时间。而当年的秦二世，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重新组建一支几十万人的军事作战部队，难道他比现代人还要快？当然这只是一个古今军队紧急调动效率的对比资料罢了。
战国时期，纸上谈兵的军事家太多了，赵国著名军事家赵括，自少熟“知兵法，言兵事，以为天下莫能当”，结果在与秦国大将白起交战时，40万大军被秦军“坑杀”。周章本人早年也跟随楚国的春申君、项燕等人学过军事，掌握众多战法、战例，他能投身于农民起义，当然会得到陈胜、吴广的赏识、重任，统领军事部队。周章最初策略是对的，避开正面冲突；但他总认为，秦都咸阳的最后一战，肯定迟早都要发生。论士气，不成问题，论兵器，自己却是完全处于劣势，怎么办？这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决定去冒险采取一个劫取兵器的大胆计划。
俑坑建成不久，地裂形成缺口，致使洪峰涌进，年复一年，裂口不断扩大，兵器逐渐暴露，有人难免要入坑去探个究竟。于是，坑内有陶俑、财富、兵器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就被不断地传向四方，传遍六国诸侯。对周章这位军事家来说，俑坑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武库，是他能够得到作战所需武器的场所。这里的兵器，他是非拿到手不可的，然而这也正是他悲剧的起点：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获得俑坑兵器后的战斗力；他过低地估计了秦二世迅速组织反击部队的可能性；更为可怕的还在于，在两军对垒的紧要关头，却把难得的攻击时间拱手让给了敌人。
抓住战机，攻其不备，先发制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克敌制胜的上策！在战场上，谁争取到了时间，谁就争取到了主动权；谁失去了时间，谁就要被动挨打。古代战争史上，由于贻误战机而饱尝战败之苦的战例还少吗？这位周章，可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二个赵括。秦俑馆考古学家，一直坚持认为“周章大军到达戏水河，不再继续前进了”，想以此证明起义军，没有光顾秦俑坑。其实，戏水河与俑坑相距，不足6公里，人们从《史记·李斯列传》里“陈胜、吴广……，兵至鸿门而却”的记载中，看到了周章的起义部队，又从戏水河向西推进了5公里。
如果起义军从戏水向西整体推进到“鸿门”一线的话，那么战线南端的西杨村，也就在它占领的范围之内了。《汉书·刘向传》中说：“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骊山之作，指的就是秦始皇陵，可见周章的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秦始皇陵很近的地方。《西汉博闻》中也说到：“周章，陈胜之将也，往者皆发掘之，以求财物也。”周章既然没有去发掘秦始皇陵，那么他又到哪里去发掘，他又去发掘了什么呢？这在过去是没有人回答得了的。他是否真的去过秦俑坑，是否取走了坑内的兵器，仍然需要以下出土文物的“怪异”现象，才能够加以证实。
残断兵器揭示“外来者”身份
考古学家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的文章中，是根本不承认在秦俑坑之中会存在着众多的“外来”兵器的。文章说：“俑坑兵器根本不是什么‘反叛者’遗留下来的物品。这批兵器，组合十分规则，……按兵种、有计划、有规律配备的武器，哪里像是起义军带进去的兵器？袁仲一先生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这篇文章中说：“一号坑出土的铜兵器已近四万件，正缺乏武器的起义军，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兵器都丢到俑坑里？既然现在俑坑出土的铜兵器是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俑坑内的遗留物，说明它还是俑坑的原物，不是客体。”
凡是在俑坑内出土的兵器，都被认定为是俑坑的原物，决不是所谓的“客体”。聂新民先生在《兵马俑坑属始皇》这篇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他说：“不能因为俑坑被扰乱，就主观地把它搬进搬出，而要分析具体的考古遗迹现象。尤其在扰乱的文化层中，具体地区分扰乱部分和非扰乱部分，这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说一两件有纪年刻铭兵器是扰乱者带进来的‘客体’，还有令人思考的余地。而十几件、几十件有纪年刻铭的剑、铍及与它们形制完全一致的无纪年兵器，还有数量巨大的戈、矛、弩、镞等，就不好说它们是扰乱者带进来的客体了。”
要说就凭这么一点材料，用这么一种方式，以为就能把“俑坑存在外来者兵器”的观点彻底否定的话，则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仅就“周章有没有到过秦俑坑”、“俑坑中到底有没有外来兵器”、“俑坑中残断的剑头是不是原配兵器”等核心问题，几位先生并没有拿出真凭实据来，非常有针对性地进行反驳。他们坚持“周章没有到过秦俑坑”，却什么论据材料都没有；他们认为“俑坑没有外来兵器”，也提不出任何的理由来；他们对“俑坑残断剑头是不是原配兵器”的问题，更没有一点文字的说明。可见，他们对不同观点的反击，都不是真正的考古学语言。
我们可以看到，袁仲一先生等人在讨论实质性问题时，经常是“南辕北辙”的。比如：我们所说的客体，明明指的是“折剑头”一类非正常存在于俑坑内的残断兵器，却被袁先生等人曲解为是对俑坑存在的“四万多件兵器”的否认。外界质疑性文章中，有谁说过“四万多件兵器，是外来客体”的话啊？其实，陶俑手中的兵器，绝大部分都己经被拿走，而那所谓“四万多件兵器”中的“三万九千”多件，仅仅是一些小铜镞而已，就像机枪、步枪射击中使用的子弹一样，是一种消耗品，本来就不应该将它们称之为兵器。起义军要的是急需的实战武器，而不是一个个小箭镞。
袁先生等人一方面承认俑坑焚毁之前，不是少数人，而是一支部队进入了俑坑，取走大量兵器，卸走了众多车轮。另一方面，却一直在回避着，这一支部队进入俑坑取走兵器之后，也一定会留下各种活动痕迹和相关的器物，如果一点异常情况都没有，一点东西都未留下，那才是不正常的现象呢！就像现代任何一个疑难“案件”那样，刑侦人员一到现场，首先要做的是：必须立即找到存在“外来者”的各种物证，如脚印、指纹、发丝、血迹等，任何遗留物的痕迹，都要如数加以审视。俑坑是古代的“犯案现场”，一口咬定这里面没有外来器物，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俑坑“折剑头，铁矛，吕不韦戈”等，都不是俑坑本身的“原配兵器”，它们残缺不全、不配套的“怪异”特性，就已经显现出“外来者”的真正身份。它们又是怎么被一些人带进俑坑，并且被遗弃在俑坑之中的呢？外来的“扰乱者”，目的是要劫走兵器、卸走车轮、运走装备，为什么还一定要将陶俑、陶马、车辆砸碎呢？临走时，还要将俑坑付之一炬，而使他们的行动，蒙上一层政治报复色彩呢？所有这些，都是一种表面现象，给一些人的一种模糊感觉而已。应该说，现象的存在是真实的，但对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各人却是很不相同的。
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真正的难题，我们从中国农民运动发展史中，是很容易找到正确的答案的。任何时候，当受压迫的、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即使是赤手空拳，也是要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的。
秦末的革命烽火中，迫于一种突发的性质，一切可用于冲砸的物体，包括锄耙棍棒、镰刀斧头一类的东西，都能成为“举事”的武器。秦始皇下令收缴铜兵，在边远地区的百姓，要藏匿几件小兵器，还是容易办到的，虽然平时不敢亮相，到了“造反”的年代，都会破土而出并被派上用场。尽管是一个戈头、一截剑尖、一只铜殳、一件铁矛、一把匕首，在正规军看起来，是那样的拙劣不堪、微不足道，但在起义军中已经称得上是“高级干部”所能拥有、配备和享用的上等兵器了。周章率领的这支起义军，来到俑坑的本意，是以最快速度取走最为精良的、数量最多的实用兵器，卸走最缺乏的车轮和其他急需的作战装备。
就秦俑坑内部空间而言，经过长期的水患侵蚀，早就变得狭窄、拥挤、黑暗、泥泞、闷燥的空间，根本不是一处久留之地。周章的起义军来到这里，目的是为了尽快到达各个地点，搬运走更多的兵器，为此必须开辟一条通道，要将大量陶俑推倒。细心的王学理先生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在《秦始皇陵研究》一书第160页上说：“秦俑坑的俑马翻倒，有多处是经过推搡叠次相压的。一号坑Τ20的第9过洞，有一列陶俑由前压后地倒下去，竟形成了一条进人的通道。”如果再认真地辨认一番，这种人为推倒陶俑、陶马而形成的人行通道，可能还会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