淌冬水的时节，我回到了我的村庄。站在村头向北望去，四五十户人家的300多间房子还静静地站在西下的斜阳里。村庄的小路上没有行人，也看不到南墙根晒太阳的老人。房子边上零星的地和房子后边不多的几块地灌满了冬水，有的还结上了薄薄的冰，给本就安静的村庄平添了几分清冷。
听乡亲们说，我们的村庄就要被拆迁了。作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村子的一员，我心里总有一些凄惶。好在，一个冬季算是安然地过去了，没什么动静。麦子淌头水，就要立夏的日子，我又一次回到乡下，发现许多人家的墙上写下了大圆圈框住的“拆”字。乡邻们告诉我，很快就要拆了。
村庄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一片房子一片地和一群较长时间居住在一起，以种地为生的农民的总和。那么，地差不多快被征光了，房子就要被拆了，人要搬到一个老远的地方上楼了，而且还不一定是在一个地方。往后，这个地方的地貌是个什么模样？这里农家的子孙后代还会记得，他们的先人们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了100年之久的故事吗？一个百年的村庄就要消失了，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与这个村庄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活了近60年的半个文人，不记下点什么，实实是说不过去的。我甚至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
一、关于我的村庄百年历史的考证
我的村子现在的官称是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关渠村第六村民小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她叫金积公社关渠闸大队第六生产队。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她叫“魏家车门”。说我的村庄有百年历史，虽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可她基本上是我眼见的、听来的、然后推算得来的。我断定，这眼见的、听来的，和推算得来的都是准确的，因为我的村庄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群落，她是有一些说道的。
首先从地理位置考证。
她位于金积堡东北方向二里地，名曰魏家车门，吴青公路和波浪渠从村庄的南面通过，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村庄存在的不可虚拟性。第一，金积堡是百年老城。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清朝末年，著名的西北回民反清起义“金积堡之战”发生在这里（1869年～1871年），留下过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金积堡的城墙很宽很高很牢固，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小学六年级每天上学，从家到城墙东北拐角用15分钟，再顺着东墙根走15分钟到学校，城墙的踪迹到1967年才彻底消失。第二，吴青公路、109国道吴忠到中宁的金积段、波浪渠虽有过几次裁弯取直，但波浪渠上的东大桥，作为吴忠（东）—青铜峡（西）—中宁（南）三个方向的位置始终没变。而魏家车门就在这三岔口的北侧，历经百年，没有改变。虽然21世纪头几年从东大桥直往北，拆掉了魏家庙穿过了秦渠直达黄河边，又修了一条三板两带的金滨大道，可魏家车门的基本位置还是没有变。
其次，关于“车门”的说法。
车门者，建筑物旁边专供车辆出入的门。旧时的车一般是牛车马车之类，比较高大。而车辆出入的门都那样大，那么正门会更大一些。这类布局的建筑物只能是大寨子之类，一个村子里能有这样一个建筑物，且以车门命名，可见这个村子是有一些身份的。据父辈们讲，我们村子南院子就有那样一个大寨子，且全村子又几乎全是魏姓，故名魏家车门。据我所知，县级吴忠市近百个村子，以“车门”命名的村子不过四五个。在那样一个显要的地理位置，坐落着那样一个村子，其名声自然不会小了。
再次，村子久远的具体依据。
如果我的村子有一个魏氏家谱，那么，我的村子的历史就用不着见证人靠听说去推算了，只可惜没有啊！听老人们讲，在我的爷爷辈里还是有的，后来慢慢地就失传了。前些年，听说有几位贤达想修家谱，不知何故，说一说也就放下了。现在的人忙啊！对于走过去的路，如同过眼烟云一般，让他们自由地飘散了。
我的父亲这一辈人，大都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我和他们有着半个世纪的交往。现在活着的还有四五个，都是80多岁了。我的爷爷辈无疑都是19世纪生人了，大概应该是1880年左右，我见过并有过语言交流的也有七八个。我上小学之后听他们翘着山羊胡子讲过他们的“征战史”。“自小就在这个村庄放驴、嬉耍、藏猫猫，长大了种地、支差、看家护院，威风着呢！”他们的故事里多次出现过金积城门、波浪渠抢水、魏家车门寨子被抢等地名和有些惊心动魄的细节。这些细节作为我的村庄有百年历史的依据，应该是具有说服力的。
二、颇具传奇色彩的爷爷辈们
爷爷辈们生活的年代大体在1880年～1960年之间。这8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1911年、1949年两次社会大变革。
一个村庄，百余年存续于一个并非闭塞的地方，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历经惊天动地大起大落的两次社会大变革，繁衍生息的还算安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村庄“魏家车门”为什么远近闻名？为什么历经百年，日益兴旺？过去的许多年，站在东大桥头，看着基本格局还算完整的村庄，已经有一些思考能力的我，经常这样发问。在我的村子，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这要靠我自己去回答。靠宗族家法？我曾循着魏家庙往前追寻，找不到，也没听说过类似南方有的村子，犯了族规家法沉猪笼之类的奇闻轶事；靠强抢豪夺？据父辈们讲，我的村子在金积堡远近数十里，口碑很好。碰到大灾年，有过放赈的历史。在认真检索了听到的大量史料之后，我感到，这头功要归功于颇具传奇色彩的爷爷辈们，是他们鲜明的性格特点和高度包容的道德禀赋，成就了村子的阴阳平衡，保护了村子的安全，推动了村子的发展。仅我能记住的赖牛爷、川爷、金玉爷、席爷、二爷、小爷等，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
赖牛爷。他是我少年脑海中的英雄。赖牛爷膀大腰圆个儿高，黑红脸膛高鼻子，眼睛大但不协调。父辈们是这样描述的：厉害呀！赖牛爷那简直就是我们魏家车门的门神！那个五尺棍耍的，甩开了一路风，十个八个近不了身，三个五个都得在他的脚前趴下。说有一年有一股土匪到魏家寨子抢劫，事先摸好了路子，骗开了寨门，抢到了财物，装好了一大马车正欲出门，被等在那里的赖牛爷挡住了去路：“留下财物，一人吃一棍，我放了你们。要不然胳膊腿别想全乎！”八九个土匪哪里肯依，抄起家伙围拢过去。当土匪的，个个自视有两下子，没成想不到一顿饭功夫，都被赖牛爷收拾趴下了。又说，有一年波浪渠争水，下游的人不让魏家车门的人在渠上上闸，正是用水的季节，两不相让打了起来。都是为了种田，开始也没真打，可魏家的人吃亏了，不仅麦田快干死了，还被打伤了两个人。硬干！上死了闸，由赖牛爷看闸，下游的人来一个扔到渠里一个。赖牛爷自此名声大振了，豪强骚扰我们村子的事情比别的村子少得多。魏家寨子是南院子的，靠路边。赖牛爷家住在更南一些，习惯叫涵洞口上，也就是紧靠三岔口边上。有这样一位武艺高强的人住在门户，在那个兵荒马乱盗匪四起的年月，对于我的村子来讲是一种福气，全村子的人都敬重他。我记忆中的赖牛爷爷已没有当年的风景，七八十岁的年纪，高高的个子，一张黑红的长脸，走起路来背是驼着的，步子迈得特别大，还往前伸着脖子，酷似一头疲惫的骆驼。他不参加劳动，只是在村子里踱着他的骆驼步。死于低标准，他死的那一年我9岁。
席爷。老院子的代表人物。他个儿不高，留山羊胡子，戴金丝边眼睛，说话“子曰诗云”，经常性的手提一管毛笔，倘若有人请他写个什么，他会喜极而泣：吾方有用之人也！据说他清末考中过秀才，可是时运不济，改朝换代让他这个秀才只能流落乡间，无缘赚取功名。他算盘拨得很准很快，毛笔字写得极好，每到春节写对联之时，他的学究排场那是要耍到极致的。平日里说话办事很有些斯文，之乎者也之类经常挂在嘴上。他的家境是传下来的富裕，住房有一个不大的四合院，有天井，到他的手上已算中落了。记得有一年他们家拆房，墙推倒之后，从墙缝里蹦出了成堆的蓝花细瓷碗盏，那个漂亮啊！足见其祖上的富庶，只可惜大部分碎了，连他们家的人都始料不及。席爷是村子里文化人物的代表，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由他的口里向村子的老少爷们转达。对外联络协调，在那个时期，他就是一道风景，因为那时有文化的人太少，而席爷不仅有文化还有旧时知识分子的风致，穿着有些讲究，说话有些斯文，讲道理有些套路，别人一般都是要敬三分让三分的。村子过年的对联，他一家一家地写，送到门上。教孩子们识字，他十分上心。我上小学三年级就被他硬教了半年毛笔字。他还预言：这娃娃将来学问差不了！碰上村里家族之间、邻里之间闹些矛盾，他自然是主要的协调者规劝者之一。
川爷。北院子的代表。家境稍差一些，种一些薄田，卖菜籽子是他的主业。他也是大高个，黑脸膛，直爽暴躁应该是他的最大特点，动辄大呼小叫，与人抬杠骂街似乎已成习惯，因而一般的人是不敢惹他的。北院子的人家家继承了卖菜籽的传统，即使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也能把“绸绸子”倒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不安于现状，应该是他们的院风，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因此他们就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架势。即是是在生活最困难的年月，他们的小日子也过得不错。可缺点是肝火都太旺，和谐的程度差一些，也因之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大大小小吃过许多亏。有很多的时候，他们自己的事情，需要其他院子的人来协调，方能摆得平。
金玉爷。后院子的代表。一个穿秀才衣服的木匠，一个有艺术细胞的农村艺人。魏家车门活灵活现的狮子头，就出自他的手。
二爷。二爷是第一个领着我上街，第一个给我买点心吃的人。黑的宽大的棉袄，系一根草绳，略有些短的蓝棉裤扎着裤脚。稀疏的山羊胡子长在老也洗不干净的脸上，走路经常猫着腰。印象中他不爱劳动，可他的儿子在盐池工作，手里有几个活便钱，也便有了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严冬的下午，领着四岁的我，走到金积街上，踏进一家低矮的、黑糊糊的杂货店买了半斤点心，站在难辨颜色的柜台前坑洼不平的地上，他吃两个我吃一个的资本。我不小心掉下去几小块酥皮，他很惋惜的用手指抠起，送到嘴里。这当然是人们还吃不起点心的年月。
小爷在爷字辈里排行最小，他没长大，父字辈的大哥大已成了气候。加之他生性胆小，体弱多病，也就没生产下流入口碑的故事，按下不表。我没见过我爷爷。我父亲见过我爷爷，但是他记不住我爷爷的模样。据说父亲不到一岁，我爷爷就死了。我奶奶我倒是记住的，她活了70多岁，1967年去世的。奶奶是一个很标致的美人。因为她的美，我的父亲、大伯都很英俊。可是她命运不济，年轻时守寡，老年时碰上了低标准，死的那一年又正值“破四旧”，抬埋得也很潦草。
爷爷辈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影子，因为待我记事，他们大多已是风烛残年，正巧又碰上三年自然灾害，他们的肉体生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在短短的三四年里便被一个个扫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们的传奇色彩只能成为历史旧账上的黄页了。而大展宏图的，在我们这一带人眼里，那是父辈们不凡的身手。
三、大展宏图的父辈们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给我的父辈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那时，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5～35岁之间，血气方刚、剽悍英武是他们的外在形象，摧枯拉朽、大展宏图是他们的理想世界。互助组、初级社、人民公社乃至1979年改革开放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凡40年间，他们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扬鞭跃马，纵横驰骋，两次大显威风，创造着一幕幕人间奇迹。
解放，就是解放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我是1952年生人，我没看到我的父辈们在解放时兴高采烈的情景，也没看到土地改革给我的村子带来的“暴风骤雨”。抑或是我都看到了，而没有记忆罢了。不过据我的母亲讲，解放对我的村子冲击还是很大的，毕竟是一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虽然我的村子没有地主恶霸，虽然我的村子没有一点儿土地的人家很少，但按人口平均分配现有的300多亩土地，在村子里引起的震动还是非同小可。恶语相加、小动手脚、挑肥拣瘦、暗里使坏等各种小手段还是不断在上演，但终究形不成气候，政策很明白，也很严厉。被分走土地的人家如果坚持不拿出土地，那就在划定成分上给你加一个码！是富裕中农的给你变成富农，是富农的给你变成地主。虽然看着务弄熟的土地谁也舍不得，但在那个年月，划定成分关乎着一个家族在新社会的前途，宁肯拿出土地，成分不能加码。均田地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均田地让我的父辈们比着赛着过日子的劲头大增猛增。可问题也随之出现了：一家一户半条牛腿、半张犁，怎样耕？如何作？在讨论全国解放后生产力、生产关系变更过程时，曾有人攻击人民公社。我说，那是对中国农村太缺乏了解了。人民公社是当时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要求。许多的人是没有那种体验的，我村子的300多亩土地，在人民公社之前是没有几亩地的田埂是直的。全村子40多户人家，每一家的地都有高田洼田，每一家的田埂都弯弯曲曲，如同非洲的国境线。高田漏水，洼田涝水，弯弯曲曲的田埂又撑不住水，怎样种？是人民公社的“园田化”解决了这一问题。我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对于这一点他是高度评价的。因为他在享受了分得土地的万分欣喜之后，也大受了无法耕种的百般艰难，所以人民公社园田化时，每天晚上加班夜战平整土地，他的干劲是最大的，那时我已经6岁，什么事情都能记住了。那是些不寻常的岁月啊！平整土地靠独轮车、背篼、铁锹。一天10多个小时，父辈们疯了一般卖命地干着，我没看到他们有什么怨言，甚至都看不到疲劳！真是奇怪！在父亲老年的时候，我曾就这一问题问过父亲。父亲说，就是高兴！是啊！就是高兴的简单心情，让我的父辈们疯了一样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自由飞翔着，几乎不怎么思考，公社说什么，生产队就干什么，上面让种什么就种什么。
到了1979年，一场类似周立波笔下的《暴风骤雨》式的农村改革之风刮到了魏家车门。地分了，对生产队的组织和生产形式已经厌倦的农民们，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在自家的责任地里创造着一个又一个高产丰产奇迹。那时候，我的父辈们的年龄在60岁左右，按城里的规矩，大部分是该退休了。可是，他们就像久旱逢甘露一般定在了土地上。我曾认真地分析过他们的这种热情的源头所在。首先，是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人民公社后期，老套的生产组织形式，无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土地糟蹋得不像样子。土地的经营权回到了农民手中，他们怎能不倾泻他们爱的真诚的感情呢？他们有话，不能亏了土地。其次，是劳动的习惯。“只要能动，就不能坐定了吃”，这是农民祖辈留下的风俗，没人愿意怠慢。第三，那时的粮食价格每斤大米四毛钱左右，对生活还比较拮据的农民来说，土地依然颇具吸引力；第四，政策已经松动。年轻人的眼光已经瞅向了城里，土地的使命只能由父辈们来完成。
到了他们这一辈，名字变成了三个字。我大体算了一下，父亲辈以“廷”字取名的（即魏廷X）有30多人——福、禄、珍、祥、贤、俊、训、校、孝、知、英、佐、栋、斌、林、玉、振、虎、德、龙、智、礼、仁、信、义、国、兰、才、银、省、金、民、彪、存、陵、堡……这30多人，就是30多户。到了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时期，已是40多户300多口。
父辈们的两次风光，都是以土地为依托，以种粮为基业。其高下之分的标准就是，谁是庄家把式？谁当过生产队长？谁把家里的日子过得红火？这个标准成就了我的父亲。虽然他没有当过生产队长，可是他是土地最亲的人，父辈们两次的辉煌中，他都是那颗最闪亮的星。
四、村子的格局、遗风，与我们这一辈人的作为
村子的格局是在爷爷辈就行成了，到了我们这一辈马上就要“土崩瓦解”了。用这个词显得有些不够尊重，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天“拆”声很高，天天都有打电话过来报消息的。看来，原想着一年多后退休了告老还乡，“采菊东篱下”的愿望是难以圆梦了。
村子在1968年底至1969年7月的户数是43户280余人。当时的称谓是吴忠县金积公社关渠闸大队第六生产队。以这个时间往前往后推算，讲村子的格局原因有三。一是到这个时期，村子的大体格局没变；二是这10个月，我的户口从吴忠中学转回了金积公社，我以一名回乡知识青年的身份成为一位农民，一位准男劳力（16岁）；三是这个时期村子人口是最稳定的时期，没有人可以随意外出，本村以外的亲戚来队，要报告生产队，外出搞副业也是以生产队的名义。43户近300口人为魏家车门撑门立户。村子的格局按居住的方位由南到北，分为涵洞口上、南院子、中院子、老院子、北院子。这五个院子形成的年代不详，但至少自我记事起再往前推二三十年就是这个样子。再往后退10～20年也大体没什么变化，只不过，这时候父辈们已主动让贤，户主大体已变为我们这一辈人。
我们这一辈人大部分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新中国经历的他们都经历了。那么他们对我的村庄的贡献是什么呢？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说魏家车门，不能不说我们这一辈人。大体可以这样概括：他们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绿叶，如果没有他们，父辈们这些人民公社的向阳花就开得不灿烂，在他们的群星闪烁下，魏家车门更具魅力。魏家车门的狮子、魏家车门的尚文习武、魏家车门能人辈出等等，最出色、最有生气的是我们这一辈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魏家车门是很有些名气的村子。而名气的主要特点，第一是全村子全部姓魏，后来的他姓也是由魏姓繁衍，即魏家女儿招来外姓女婿。第二个特点是全村子习武，而且身手不凡者众多。男孩子到八九岁不拜师学武术是要遭人笑话的。第三个特点是从长相看全村子的人，20世纪70年代以前，标致的人多，即女人貌美，男人英俊。第四个特点是能人多，许多的人能得远近闻名。
我这一辈取名是两个字，即魏×，以年龄往下排：江、铎、朋、爱、方、海、尧、山、银、成、喜、让、河、振、剑、源、杰、锦、泽、举、平、真、昌、文、晶、福、科、华、国、林、理、信、让、真、千、万、赴、琴、吉、立，往下小我5岁以后的，我叫不上名字的还有10多个。大体我们这一辈人，男性有50多个、女性有六七十人。男的无论走到哪里的，都经常回去，相互见面是少不了的。可是一些很少回去的嫁出去的女的，村子里的后人们已经不认识她们了。
南院子是我的村子的牌坊，那里的人是村子里的首富，大寨子是他们的。但是他们为富而仁慈，顾及全村人的生计，逢年过节照应乡里责无旁贷，故而远近几十里名声很好。他们脑子灵活，见风使舵，临解放把该卖的全卖了。解放后定成分，大户人家弟兄几个连一个富农也没有。当然，除了他们把握时局有一些眼光，很关键的是他们会做人，行善积德为他们换来了好名声。他们的爷走得早，有关传闻早已轶失了。到了父亲辈，出了一个旧军队的医官，人很和善，后来成为大队的赤脚医生，很受乡亲们拥戴。可是其他的几位就显得与生产队很不协调，因为他们劳动的能力不行，搭伙干包工活，连女人也嫌弃他们。可是大户人家的遗风是种在骨子里的，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子女们最先做起了生意，到现在生意做得最大的，也是他们的子女们，据说有的已经有了上千万元的资产。
中院子属于魏家车门的过渡地带，没有明显的特点。可是他们的能人多，怪人多，能说会道的多，出了两个县一级的官员，一个是宁夏交通厅的人事处长，一个是石嘴山市地震局的局长。他们勤勉于自己的职业，给老魏家人留下了不错的影响。
老院子的人守旧、保守、循规蹈矩，种田是出了名的，数十年里，生产队的中坚力量由他们组成。无论谁当队长，他们都是默契的配合者，似乎受苦、劳动才是他们的本分，到了现在，八九家子人里，没有一个做生意的。有时我就想，为什么遗风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这里张扬到了极致呢？当然，老院子也出了一个人物，这个人或许是受了上头爷爷“学而优则仕”传授的印象吧，由农民而工人，有了工资还要上大学，书读得不错，干部当得也不赖，局长、副市长、常委、副厅长，这些一般人较难企及的称谓，在他的肩上，也算比较干练出色地承受了下来。
北院子是一个躁动的因子。北院子的人脾气暴、性子躁，观念新，不安于现状，敢说敢做，胆子大的人多。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他们能在工作队长的眼皮子底下，把卖菜籽的绸绸子捎出去，换回农村人极少见的生活用品。他们中出了个远近闻名的说书人，出了个县文艺宣传队的吹笛人。据说还有后生在北京干出了名堂。
后院子的人杂姓较多，是由魏家的亲戚繁衍而来。王、史、范、付四大家各有说道，是魏家车门的有生力量，他们没有习惯上所说的外姓人受欺侮的遭遇，这很自然的与老魏家雍容大度和血缘关系密切相关。在人民公社的20年，这几家的人气指数十分看好，轮流成了这个村庄的统治者。是魏姓人有意要拿外姓人来平衡魏家车门几个院子的关系呢？还是老魏家的人不具备当领导的禀赋，抑或魏家不愿意出头？我看几种可能都有。值得一提的是，近百年来，魏家车门出去当兵的人也有10人左右，只有后院子一人在部队干到了正团职。
在路遥笔下写《人生》的年月，我们村子虽然和金积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一家还是城镇户口的居民，可是其他的人，农民就是农民，和城里有着天壤之别。我们这些农村娃为跳出龙门，各自施尽浑身的解数。无非三条路：一是当兵，二是求学，三是特殊的机遇招工。细算算，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几种途径走出农村，在城里安家的也有10余人。然而世事难料，到了21世纪近10年，我回到乡下，突然发现，许多与城市并没有多大关系的人家，迁出了农村，搬到城里去住了，一没有打工，二没有做生意，就是享受城市生活去了。而他们在农村的房子，则成了安徽、河南一些外来人捡破烂、做小买卖的出租屋了。因之，眼下的魏家车门已经不是我文中叙述的那个鸡鸣犬吠、牛羊圈棚的村子了。这也许就是这个村子必然要消失的缘由了。唉！连他们的主人都不恋了，还能存在下去吗？
呜呼！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村子消失之后，还有没有人再念叨：在什么地方，在19世纪漫长的100年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叫“魏家车门”的村庄，曾经繁衍生息过数百口子人，曾经上演过许多值得后人品味的“风花雪月、人间戏剧”。这是存疑的问题。我权当是为魏家有意的后人们提供一个寻根的引子罢了！
2011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