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对于一个人，人们总是有着太多正面或者反面的评价，而对于唐高宗李治“昏懦”的定论却不公正，不能因为他钟情于武则天就否定他的所有功绩，因为这个皇帝确实在历史上做出了非凡的举动，这些举动恰好推动了历史的向前发展。
命运似乎注定要考验这位“仁孝”的新君。高宗即位当年的八月，就在他安葬太宗于昭陵时，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晋州尤其严重，房屋倒塌，一次致死者5000人。
这一年，天下诸州，水旱相继，关辅之地，又遇蝗灾，而且，晋州地震竟然持续了二年多。这的确给新即位的高宗李治出了大大的难题，更何况李治还是以晋王的封爵升任储君而得天下的。
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理念，这自然会给刚刚当国的高宗带来极大的压力。他除了“诏遣使存问，给复二年，压死者赐绢三匹”，妥善安置善后以外，第二年五月，他还就此事在朝廷上公开与群臣交流，并表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朕初登大位，因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屡发生地震。这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所致。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新君即位后的丰采在不经意当中流露出来。
然而，对于高宗的当政，历史上颇有“昏懦”的评论。至迟从欧阳修撰《新唐书》以来，就把他当作“昏懦之主”。这样评价他的理由一是认为他的才智不如乃父太宗，二是因为他在当政期间把国家政柄交付武则天，也就是因为他的宠信使一个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国政。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对于高宗而言，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环中，而高宗也无法从他父皇的笼罩下摆脱阴影。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叫人明了高宗的政绩。
然而，退一步说，对于一个守成之君，继续执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前进，怎么称为“昏懦”呢？
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全国人口从贞观时期的不满300万户到永徽三年（公元652）一下增加到380万户。永徽五年，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11个铜钱。此外，国家疆域在拓展，国力在增强，民族关系在改善。
高宗即位伊始，就暂停了对辽东（高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他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召各地地方官问以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并且，他也很善于听从劝谏。
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
显庆元年（公元656），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又虚心采纳。
这样虚心求谏与太宗的政治作风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也是宽平公正的。
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有二人需要判死刑。这一犯罪率较低的情况与贞观时期相比也是一脉相承的。
再从征伐高丽的战果来说。太宗大军亲征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派大将苏定方、李勣（即李世勣，太宗去世后，因避讳，改名勣）和刘仁轨、薛仁贵经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凯旋班师，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而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个“昏懦”的皇帝在历史上起了不少的作用，只是因为武则天称帝的事实，人们才对这个皇帝给予了不公正的评定和看法，而事实上，他的历史功绩是不能被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