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九日，李世民亲自率兵赶赴鸭绿江前线。说不担心是假的，他最疼爱也是最小的儿子李治亲自率军，绕过两道封锁线，在三十万大军的威胁下突袭平壤，让他十分担心。他在乌骨城一夜没睡，又等不到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如果一切顺利，此刻平壤应该已经攻陷。但是水上交通受限于船速，而陆上又不通，他干脆赶赴前线，希望通过敌人的动向来推测平壤的局势。可是高丽军并没有什么异动。
六月十九日深夜，张亮派遣的信使终于从南浦赶回，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渊盖苏文伏诛，平壤已降！”
李世民非常高兴，立即下令犒赏三军，设立受降的高台。六月二十日，鸭绿江对岸的高丽军营大乱，一群群士兵四散而去，不复有组织。而中军帐内派出一袭人马，渡江而来，来人正是原乌骨城守将高突勃一行，他正是高丽军义州部的将领。他来到唐军军门前，头缚白布，丢盔卸甲，像高延寿一样跪着前行，高呼：“高丽军高突勃率部来降！”
唐军回以山呼海啸的口号：“吾皇万岁，大唐必胜！”
六月二十一日，李世民命令高丽军义州部还剩下的五万降兵放下武器，然后将自己的本阵六万军队进驻义州。六月二十二日，李治完成了对平壤势力的肃清，派长孙无忌留守，自己和李道宗率领五千骑兵前往高丽军博川部，该处将领得知渊盖苏文被杀，便立刻潜逃而去，只剩下七万多军队，李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令他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六月二十三日，李世民车驾经博川与李治回合，前往平壤。自此唐丽战争结束，以高氏高丽的覆灭而告终。比历史上的覆灭高丽要提前了23年。
顺便说一句，公元660年，苏定方灭百济，便是一次水陆协同作战，他率军十万，从山东威海成山出发，东南行360公里水路，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江口击败百济联军。663年，在百济复国运动中，唐军和新罗联军再次在此击败百济和日本联军，彻底控制了这一地区。当时仅仅百济就有七十六万户。可见更加强大的新罗和高丽的人口，也不会下于此数。以当时唐朝不到四百万户的人口，对抗高丽和百济两国超过一百五十万的人口，实在不是一场轻松的战役。
而在白江口之战以前，日本的国号还是倭国，天皇还没有施行律令制。当时的天皇是齐明天皇，是一个两次担任天皇的女人。而飞鸟时代的日本，及其落后原始，甚至连货币推广不开。尤其扯淡的是，竟然还能组织联军来和百济攻击唐朝！
解决了高丽以后，朝鲜半岛上的势力仍然还有百济，都城在白江上的熊津，以及新罗，都城在金城。其实虽然新罗与唐朝交好，但并非是仰慕中国，只是为了消灭百济和高丽，统一朝鲜半岛而已。对于少数民族和边境民族的统治，自唐朝以来的羁縻政策，其实是开了很不好的头，日后灭亡中土政权的游牧民族，都是早年羁縻，任其发展的结果。
但是此时国事仍然是李世民做主，李治估计他早已厌战，收服高丽侵占的汉四郡之后，这位皇帝的野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此他并不会趁胜追击，继续统一朝鲜半岛，而且他也知道，山高路远，无法对当地形成有效的统治，多费力气并不值得。
李世民来到平壤，先接受了高丽国王高宝藏王的受降，然后处死了渊盖苏文一族。然后检阅了高丽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的土地，一共大概有八十万户居民。李世民在平壤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封高宝藏为安东王，当然他只是名义上的国王，实际权力则设立安东都护府来行使，封丘孝忠为安东都督。
朝鲜半岛上的局势暂时稳定了，与历史上不同的情况是，百济尚没有被灭，新罗和百济的战争仍然将继续，日本仍然会在将来插上一手——唐朝的策略是：坐山观虎斗，等到你内附！
安东都护府则开始逐步的掌握当地的行政权力，促进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第一，则是修建从营州到平壤的驿道，新设二十个驿站，并且修建南浦和义州港；第二则是设安东军两万人，逐步收回原高丽北部的国内城，扶余城等残余势力，维护边境的稳定。
如何收服边境的少数民族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后世现代政治环境下的多民族国家的情况。南斯拉夫，前苏联和印度就是很好的对比。
在这里，笔者引用一下秦晖教授在《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文中的观点，并试图用这个理论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曾经的许多属国，比如东北少数民族，突厥部落，渤海国，占城，西域都护府，吐蕃等国家，虽然被多次征服，但是仍然最后不仅没有融入到汉文明，融入到封建王朝，反而在之后甚至会对中原文明反戈一击呢？
此文中提到，南斯拉夫和印度，相似之处，都是联邦制国家，民族，宗教乃至党派的构成都极其复杂，在国际关系上，都是尼赫鲁和铁托都是信奉不结盟主义的。不同的是什么呢？铁托搞得，是列宁式的联邦，他不允许政治上的多样性，反而鼓励民族上的多样性；前南斯拉夫境内，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信仰，他都鼓励其族群和思想的独立性，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穆斯林族，并且维护他们思想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在我看来，这种手段，是一种“统治手段”，他所关心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权力统治，而不是思想认同。日后这八个共和国带着他们各自的思想，信仰分裂为现在四分五裂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二货是真正的一个民族，语言非常一致，打个比方就是简体字繁体字的区别，只是信仰不同），塞尔维亚，波斯黑山，蒙特内格罗和马其顿，科索沃也很快就要独立了。
而尼赫鲁搞的则是宪政式的联邦，他允许政治上的多样性，对民族，宗教的多样性谈不上限制，但也绝对不算鼓励。英吉拉甘地解除锡克教护教武装的一幕，仍然历历在目。她后来虽然被锡克教的教徒所刺杀，但是她用生命的代价，坚持保障了印度联邦的稳定，称她为印度国母并不为过。但另一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国的分裂和战争则表明，尽管实行了宪政民主，在某些方面的多元化和分歧，仍然是不可弥补的。
印度的复杂程度比南斯拉夫更严重，因为南斯拉夫好歹都是斯拉夫人，有一个塞尔维亚族作为主体，而印度从及多王朝以来，一千多年都没有本土居民建立的统一王朝。所以，从来有印度教，但是没有印度国之说。而境内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其实也是一种语言，只是后者用的是阿拉伯文字标记的。说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人是可以互相交谈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其实说的就是一种语言。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形成，付出了一百多万人的生命的代价。可以说当时印度的民族冲突才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后来则越来越淡。如果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出于当时的冷战形势而建立的话，那冷战形势结束之后，为什么南斯拉夫和平结盟但最后分崩离析，而印度血腥建国但最后越来越强呢？
以东西孟加拉邦为例，印巴分治的时候，两个国家都有非常强的独立意识，最后东孟加拉独立为现在的孟加拉联邦，而西孟加拉执政党印共马（共马的意思请自行联想脑补）偏偏是一个非常反对民族主义的党，他在今日的印度，除了在三个偏远邦以外的影响都非常小，但是总部仍然不屈不挠的设在德里，而且尽管印共马的选民和党员都是以孟加拉人为主，可历任的总书记从来没有让孟加拉人担任过。他们的理想是将印共马的思想传播到整个印度。
按照秦晖教授的观点，印度的经验表明了，国家存在的基础，乃是宪政认同，或者说整个国家体系的认同，尤为重要的是经济系统的认同，并不局限于民族，宗教和左右，也不应该是军事力量维系。
比如，朝鲜半岛三国的国策，虽然记载不多，但从四世纪就将佛教定位国教可以推测，此时的三国，很可能也施行了魏晋时的授田制。此时的日本处于飞鸟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的进步，就是学习了贞观年的租调庸制度，废除原始氏族时代沿袭而下的田产和农民都属于氏族的古制，将土地改为公田和公产，并且征收实物地租。
中晚唐时期，公田和公产制度在唐朝破产，不得已改两税法，征收货币地租。经济基础和土地政策的破产，才是唐朝衰落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