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和组织规划普通主管和组织领导者之间的关键区别是：普通主管(可能是办公室经理或一个小团队的主管)执行高层管理者的决策，做组织内具体的细节工作；而组织领导者不仅要为执行负责，同时也要为组织的规划负责。组织领导者必须擅长规划流程。他们必须考虑下属们的能力，注意与下属相处，经常采用直接领导而不是事必躬亲。组织领导者在草拟计划时也必须顾及下属们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必须试图找到“重心”——一个能为成功创造条件的主意或决定。
格兰特和李在陆路战役前的数周里都在此领域实施其领导工作。其中，格兰特还面临着另一个困难，那就是额外接管了一个新组织——波托马克军团。李和格兰特所面临的挑战与其他任何已经进入新的角色或走上岗位的领导者所面临的挑战十分类似。格兰特和李的作战规划不但提高了人们对他们能力的称赞度，而且在你为组织的成功创造蓝图时提供了经验。
战略领导力技巧组织规划要素：
·重心
·下属的能力和局限性
·大局——从外部考虑
1864年的李及其将军们：优点、缺点和人事决策在盖茨堡和1864年战役的间隔期间，李面临着一个一直困扰他的领导力挑战：整编他的指挥系统。一个现代企业领导人可能面临同样的挑战：裁员、换CE0或其他状况。你该如何做？是从内部提拔管理者还是从外部空降？是将新老管理层相结合还是重新打造全新的团队？
有一点是明确的：领导人必须着眼于未来的挑战和现在的限制条件这两方面来展开人事变动。
为了弥补1863年战斗中严重的军官损失，李必须克服许多困难，当代的经理人在处理人员流动方面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任何部队(或企业)中，通常只有很少的管理者能够胜任更高的职位要求。在1864年，很多有潜力的联盟军官们因战死或受伤而倒下，仅在盖茨堡一战中，45位师旅级指挥官就伤亡了15人。这就导致李在挑选指挥官时面临着候选军官缺乏的状况。残存军官中，许多人的能力并不适合更高的岗位，但这些空缺的岗位又必须填补。李对他所能动用的军官们作了如实的评估，然后着手组织好他的军官团队。2即使只有很少的备选军官库可供选择，李也没有草率行事。他的许多中级和高级军官是非专业的志愿兵，他们把自身的升职归功于政治关系或仅仅是因为他们存活下来了(因为没有其他比他们更合适的活着的人了)。
李必须在这些人和训练有素的士兵中进行平衡。此外，还有其他的政治限制以及李需要将处于特殊领导人统治下特殊的联盟州团结到一起等因素。这个结果最终决定了在整个陆路战役过程中他的三个军从上到下的军官团队结构。
完成盖茨堡战役后的这次部队整编后，李在1864年5月2日集合他的军级和师级指挥官们部署即将到来的战役。
李选择弗吉尼亚州卡尔佩珀县的克拉克山作为会议地点。如果说李和北弗吉尼亚军团因为主要在弗吉尼亚作战而具有本土优势的话，那么设置在克拉克山上的联盟军通讯站就是这种优势的外在体现。克拉克山位于拉皮丹河南岸，该河在1864年春是对峙双方的分界线。从克拉克600英尺高的山顶，观察者可以向北俯视整个波托马克军团的营地。部队驻扎和行军所带来的烟尘和队形能让山顶联盟军的哨兵轻易地发现联邦军逼近的情况。春天刚开始给大地带来一抹绿意，弗吉尼亚泥泞的道路就伴随着重燃的战前敌意逐渐变得干燥起来。
现在，李身边周围的高级军官们与八个月前在盖茨堡时的军官们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李的分权式领导风格让下属的将领们可以自如地独立指挥部队，问题是三个军的司令是否有足够的才能来掌控他们自己的部队。
第一军军长詹姆斯·朗斯特里特于1863年9月带领他的部队转战佐治亚州，之后率部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独立作战。朗斯特里特并不胜任军长一职。他指挥的这些战斗由于管理不善和过于严厉而屡屡失利，他手下的一位师长还被告上了军事法庭。但不可否认的是，李仍然需要仰仗他的“这匹识途老马”，而朗斯特里特在1864年早期率部重返弗吉尼亚也正是因为他愿意待在北弗吉尼亚军团。
1864年4月29日，李在归部的第一军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纵观军事史，军事统帅们多次通过阅兵来检查部队的作战准备状况。这次阅兵确认了李对朗斯特里特及其部属紧密和神奇的关系。在弗吉尼亚戈登斯维尔第一军司令部附近的空地上，朗斯特里特让全军大约8000人和数列大炮列队迎接李的到来。
当李和他的幕僚们骑马穿过大门进入空地时，一门加农炮放起了礼炮，将士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来自南方腹地的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的部队大声地向他致敬。李停下来，挥舞着他的帽子，激起更大的热情。当时已经升任第一军炮兵司令的波特·亚历山大回忆道：“每个人似乎都感受到了李将军强大的凝聚力。”一个随军牧师问李的一名副官，“李是否会因为部队将士如此爱戴他而感到骄傲”，副官查尔斯·维纳布尔上校回答道：“不会骄傲，将士们是敬畏他。”3这次阅兵完美地表现出，经过近两年的战争历练后，这个弗吉尼亚人(李)与他的将士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凝聚力。所有领导者都应该到达这种程度。不管他们过去有什么分歧，李依然依赖朗斯特里特和他的部队。朗斯特里特下面的师长，南卡罗来纳的约瑟夫·克肖和亲切的查尔斯·菲尔德，也都是可靠的执行者。
李的第二军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起止都与其军长理查德·尤厄尔有关。尤厄尔是军中广为人知的最古怪的人，这个“老秃头”在“石墙”杰克逊死后继任军长。尤厄尔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师长，实际上几乎是唯一一位在挑剔的“石墙”手下各军阶的工作中都能相安无事的联盟军军官。他在严密的监督下工作很出色，能出色地执行细致的命令。然而，当面对李给他的部下宽松的自主权的时候，尤厄尔不再胜任他的岗位了。他通常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但容易激动，情绪不稳定，因此，除非得到他的同事或下属的忠告，他不会(及时)采取行动。
在盖茨堡惨败后的余波中，尤厄尔因为他在战斗第一天晚上的优柔寡断而被严厉批评。当时，他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没有选择突袭联邦军的主阵地，从而错过了取胜的机会。许多观察者推测，由于受到严厉的批评，加上他最近娶了个任性的老婆，这些因素导致尤厄尔失去了他作为北弗吉尼亚军团司令官应有的侵略性。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尤厄尔将得到三个优秀的师长——朱巴尔·厄尔利、罗伯特·罗兹和爱德华·约翰逊——的大力支持。这个“三人组合”能否弥补尤厄尔的不足还要拭目以待。
困扰李的第三军的最大问题就是其军长安布罗斯·希尔。希尔毕业于西点军校，当师长时曾经战功卓著。
1862年9月，在安提坦战役中，他率领以“闪电师”著称的部队强行军18英里而挽救了李。和尤厄尔一样，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后北弗吉尼亚军团重新选拔高级军官时，希尔被选拔为(第三军)军长。没有作虚情假意的赞扬，当李提名希尔为军长时，他评价(从中也给出了他心目中的好将军的标准)道：“希尔是我军同级别军官中最优秀的一位，他在带兵打仗方面做得很好。”4然而，对李和部队而言，不幸的是，希尔是另一个被提拔到超越其能力范围的岗位上的指挥官。军长这一职位沉重的行政负担压垮了希尔，他久病不愈的身体更使他无法承受这种负担。与第二军不同的是，第三军并没有强有力的师长来弥补其军长的不足，卡德默斯·威尔科克斯、亨利·赫思和理查德·安德森这三个师长最多只能算是平庸之辈。在三个军之中，第三军与李的大胆和分权的指挥哲学似乎是最不匹配的一个。
李最不用担心的地方是他的骑兵部队。詹姆斯·斯图尔特少将从1862年起就担任骑兵司令，在袭击和侦察方面享有声誉。在盖茨堡战役中，他率领骑兵脱离大部队，直到战役中途才与主力会合。除此之外，斯图尔特是一名极好的骑兵将军。在战斗中，李视斯图尔特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斯图尔特在这方面的成就将达到极致，不幸的是，这也是他的最后辉煌，他于当年5月末战死沙场。
攻与守：战略思考、假想和风险预测由于部队领导问题已基本解决——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5月2日，李来到克拉克山顶思考对手的作战计划。李以对手过去的行动为线索进行推测，并充分考虑当前的环境和条件因素，部署了一个作战计划。你可能需要为你的组织计划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对手可能是一份合同的竞争者，你应该将你们开展竞争的环境条件、你的下属及其优缺点等都掌握在手中。能否合理地平衡考虑这些因素正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在为你的组织作计划时，你必须能够进行战略思考，为你的下属建立一个清晰的蓝图，从海量信息中过滤出有效信息并进行综合分析，了解为你服务的整个体系。李为陆路战役做好了上述准备工作。
在通常条件下，如果拥有强有力的部队，李会部署一个计划去进攻联邦军并迫使格兰特与他作战。但他的兵力处于下风的事实迫使他打消了这种想法。他只能采取守势，希望能打击米德的部队并破坏格兰特1864年的作战计划。此时，联盟军的战略选择只有一个：保持东西两线的威胁，将联邦军拖入耗费巨大的持久战中，同时设法激起北方民众日益增长的反战情绪。
李过滤了手边敌我双方的信息，得到了一个给定需求下的弹性行动设想。他知道，1864年，退休将军乔治·麦克莱伦当时正考虑代表民主党竞选北部联邦总统职位，人们广泛认为，麦克莱伦主张和平谈判。在北弗吉尼亚军团中，从将军到士兵，每一个阶层中的许多人都明白，坚持是他们胜利的唯一希望。随着格兰特率领波多马克军团开始征战，这似乎更困难。詹姆斯·朗斯特里特从西点军校和墨西哥战争时起就是格兰特的好友，那时评论说：“格兰特将与我们战斗不止。”当米德的部队由格兰特指挥后，联盟军不能再指望波多马克军团采用谨慎策略而给予他们喘息的机会了。’
战略领导力技巧确立意图过滤信息理解系统李对未来战役的防御计划是准备在米德的部队渡过拉皮丹河时将其分割成几段。李必须假设米德不会对他河边强大的前锋防御阵地发动突袭。那样就只留下两条可能路线：或者向西在上游沿奥兰治一亚历山大铁路线进攻，或者向东从李的下游渡河。米德曾经于1863年11月在雷奔战役中试图走后一条线路，但还未开战李就想办法使米德的这一计划流产了。然而，从上游渡河将使米德的部队远离里士满，迫使他依靠脆弱的奥兰治一亚历山大铁路线来保障补给。
基于上述考虑，李作出两个假定：第一，米德将从下游渡河；第二，李有充足的时间赶到目的地。离李的营地向东几里是很少有路的灌木丛与沼泽地带——荒原。
1863年5月，李曾经利用这里的地形改变了他和胡克的部队之间战斗力的对比，赢得了钱瑟勒斯维尔战役的胜利。荒原削弱了联邦军两个最大的战术上的优势：火炮和士兵人数的优势。荒原能限制战斗的规模，乃至李和米德之间的战绩。这里正是李希望与米德作战的地点，如果米德穿过了荒原，出现在其南部和西部，那里的开阔地带就有利于米德的兵力部署了。。
然而，李身上有一点点过于乐观的倾向，这在盖茨堡战役中就有所显露。在他的第二个主要假设中，他认为他的部队可以集合出发，及时赶到荒原并在那里截住联邦军。事后，这一目标被证明实现了，但仅仅是因为联邦军的计划出了问题。这个假设很危险，米德的部队差一点就跳过了李的包围从而使李的部队面临灾难。无论你如何准备，总难免有超出你计划的情况和不测事件出现。
过了5月2日，李就对即将发生的战斗作好了准备。朗斯特里特率领第一军留在靠近戈登斯维尔的营地，负责警戒全军的左翼和弗吉尼亚中心铁路，该线路是连接联盟东部粮仓——谢南多厄山谷——的主要铁路线。驻扎在这条铁路附近，也使朗斯特里特的部队能在首都里士满受到其他方向的北方部队袭击时迅速回防。希尔率领第三军居于靠近奥兰治法院的部队中心，尤厄尔率第二军占据防线的右边，靠近预期中敌军的进攻路线。
当1864年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候，李面临棋逢对手的前所未有的战斗，但在克拉克山上的会议中，他将自己的意图清楚地告诉了他的将领们。1863年遭受的严重损失使他的部队战斗力极大削弱。此后，他只能寄希望于敌人发起进攻，同时假设他那善于急行军的老兵们能够让格兰特为他的任何过失付出代价。尽管李的手下已经失去了战争早期的得意洋洋，但他们依然散发着自信。
北卡罗来纳第三步兵团的威廉·帕斯利中校在给他妹妹的信中提到了许多军中轶事，其中写到：“我确信我们将击败格兰特先生，他将后悔率部与我们在此作战，李将军将在这里抓住他。”7格兰特的准备：重构以解决永久性问题你的组织存在一个你所不能解决的永久性问题吗？
如果有，你是否继续采用可行的方法，希望能得到一些改变呢？在尝试击败联盟军时，联邦军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与传统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不同的是，格兰特提议通过重构来解决它。照此办法，他就能用新方法集中联邦军的力量攻克老问题。
格兰特于1864年2月造访华盛顿，向林肯总统提议了本年度联邦军的战略作战计划。三年来，受领导力不足和政策混乱的困扰，联邦军表现不佳。如能弄清联邦军在人员和物资上的优势，协调一致，同时向联盟军发起进攻，将能对南方联盟施加最大的压力。格兰特了解上述不足，对比了联邦军后勤团队上的努力。他指出，后勤物资总是不能顺利地送到正确的地点，而且送到的物资还总是不相匹配。当进攻失败时，联邦军的将军们固守传统战争规则，不断退让，死守传统的从春季到秋季的战争季节，而不是持续进攻。这些暂停进攻的行为使联盟军能够在不同的战场之间来回调动兵力，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支援最紧要的战场。
1863年秋天的战斗就是显示联盟军如何调动兵力的好例子。当罗斯克兰斯带领的联邦军穿过田纳西州进入北佐治亚州时，李认为东线在盖茨堡战役后将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下，因此将整个兵力调往西线，以增援布拉克斯顿·布拉格。这些增援使得南方的田纳西军团因在奇卡磨加获胜，这在去年剩余时间里造成联邦军难以在上述战役中取得胜利。当米德在去年秋天按传统习惯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弗吉尼亚会战的情况下，李根本不用担心朗斯特里特的部队不在跟前的问题。8林肯从格兰特身上看到了兼具法律权威和整合联邦各部队去达成共同目标的强大意愿的将军风采。
在格兰特于2月拜见林肯时，他向林肯详细解释了他的计划内容：同时在所有战场向联盟军发起进攻，以消耗其部队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占领其城市为首要目标。
希望这种进攻也能够摧毁联盟军的后勤供给能力。这样就可以从多方面制约和摧毁联盟军。
整个进攻由五个不同方向的行动组成。在南方腹地，纳撒尼尔·班克斯将军设法从路易斯安那州进入南阿拉巴马州，攻占联盟军手中最后一个海湾沿岸港口莫比尔。
在佐治亚州，谢尔曼军团向南朝亚特兰大进攻，击败约翰斯顿的田纳西军团，摧毁佐治亚这个联盟军的后勤基地及其军事工业能力。
在弗吉尼亚，三位将军将协作围剿李的部队并摧毁它。弗朗兹·西格尔将军是一名德裔美国人，他是个政治将军，军事能力存疑，但有紧密的政治关系，他将溯谢南多厄山谷而上，切断李部的后勤补给。米德渡过拉皮丹河直击李部。而第三支由本杰明·巴特勒率领的部队将沿着麦克莱伦1862年的老进军路线，溯詹姆斯河而上，威胁里士满和匹兹堡。
当格兰特构思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希望和谢尔曼一起待在佐治亚，他感觉这个战场是全局胜利的关键。但当格兰特向林肯阐述计划的时候，那里的进攻将使成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只要所有人团结起来一直向前，胜利就必将到来。即使在局部策略上失败，这种简明的协同作用的消耗战也将把联盟军磨成碎片。“好的，我明白了！”林肯回答道，他接着用了一个边疆的比喻：
“就像我们西部人所说的，一个人要想不被对方摔倒，那么当对方抓住他的一条腿时，他也必须抓住对方的一条腿。”9随着战役的总体计划被最高统帅(林肯)批准，格兰特坐火车来到波多马克军团的司令部，去会见他的一个主要部下乔治·米德。
波多马克军团中的情绪是复杂的。当载着格兰特的火车在3月20日下着雨的早晨驶入拉皮丹河以北几英里远的弗吉尼亚白兰地火车站时，这里的情绪更加复杂。白兰地火车站是波多马克军团的神经中枢和后勤中心，该军团甚至在整个北美大陆都是最大且装备最好的部队。
按照其能干的军需官鲁弗斯·英格尔斯的说法：“当时，可能地球上的任何部队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不过波多马克军团。”10但就像格兰特在将自己介绍给波多马克军团的将士时所发现的那样，在军备良好的表象下，这支部队也面临着他的联盟军敌人同样正面临的领导力的挑战。
航空业出现过许多引人注目的失败例子。在“空中竞争”中，许多航空公司专注于用广告宣传他们有更好的食品、更高科技的飞机、豪华的设施和电影等。
罗林·金和赫布·凯莱赫专注的却是另一方面：如何降低航班成本，使乘客能够用最低的费用及时到达目的地。他们相信，照此思路创建一家航空公司并持续运营将吸引和保有顾客。西南航空公司的成功证明他们是对的。
波多马克军团：格兰特接手了一个新组织驾驭一个新的或不同的组织是任何领导者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在你接管这个组织的第一时间所作的决定将会持续发挥作用。你是作为一个新的领导者进入组织并努力作一个整体的改变以使了无生气的员工振作起来呢？还是你将坐在后面静静地观察而甘冒现有坏习惯继续存在下去的风险？一旦格兰特决定与乔治·米德的波多马克军团驻扎在一起，他就必须解决这个棘手的领导力困境。
格兰特和林肯必须重议如何打败联盟军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东线和西线的联邦军战状有较大差别。林肯的西线部队已经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相比之下，东线部队在盖茨堡大捷之前败多胜少。而这些经验与敌人的能力和变化无常的未来息息相关，两个因素是很关键的：
领导力和政治。
在西线，林肯拥有强大的将领阵容：格兰特、谢尔曼、富特、波特，同时还有一大帮能干的低级别军官。
而在东线，联邦军的军团和军级指挥官的领导力一律比预想中的薄弱。因此，林肯提升格兰特为总司令，希望他能将西线部队的成功经验带到东线部队，特别是米德的波多马克军团。格兰特从他的老板林肯那里得到清楚的指令：改善波多马克军团的文化和愿景。
掌控东线部队的将军们有重要的障碍，那就是他们与华盛顿特区的政要走得很近。内战部队的志愿兵特性使他们对政治压力特别敏感；目睹了联邦政府的国会战争行为联合委员会仅仅因为首都处在东部战线的电报距离以内就集中关注于联邦东线军事失败的责任问题，这使他们对政治更加敏感。不论好坏，西线的将军们得到了大量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自主权。格兰特继任总司令的头衔后，他就面临着一个不同以往的情况。
团队建设：格兰特和联邦军的高级将领们领导者经常面临建设下属团队的挑战。在建设这些团队时，他们必须巧妙处理所有我们已经检查过的因素：
他们自身的领导风格、下属的领导风格以及他们面临的要求和挑战。尤利西斯·格兰特和乔治·米德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作战方式。格兰特出生在美国西部，是一个平和、沉默寡言和与人相处直截了当的人。虽然不完全是一个共和党人和废奴主义者，但他与反对奴隶制度的总统有许多共同点。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的教养和远见卓识塑造了他的领导风格。
米德是一个19世纪美国东部人的典型代表，他的教养也造就了他的领导风格。作为一个富有而有声望的费城人，他也是一个坦率但观点非常保守的人。林肯曾因为他较少卷入使部队缺乏活力和无能的政治阴谋和派系斗争而在1863年选他(而不是其他候选人)作为波多马克军团的领导者。联邦军在盖茨堡的大捷似乎表明林肯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然而，当1863年过去，这个盖茨堡的英雄在北方权力系统中得到的支持却越来越少。在盖茨堡大捷后，他对李部缓慢且优柔寡断的追击使得联盟军得以没费多大周折就重返根据地。1863年秋天在弗吉尼亚的战斗是不得要领的，甚至在雷奔这个让他得到部下永恒拥戴的地方，他也因断然拒绝向坚守的联盟军发起进攻而饱受华盛顿政府的责难。因为这些所谓的失败，米德被战争行为联合委员会召集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当格兰特走出白兰地车站与他相见时，他刚刚从华盛顿返回。
当时绝大多数对米德的批评是不公正的。他是一个谨慎和胜任的战士，但在政治上，就像在其他领域的人类活动一样，感觉会被当做事实。
对林肯和许多其他北方人而言，米德是谨小慎微和失败主义精神的典型体现，这也对波多马克军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种感觉必然使米德的工作比之前更加困难。
由于这个原因，加上格兰特可能感觉针对米德的某些批评是有道理的，格兰特改变了他回去指挥谢尔曼军团的主意，计划一直驻扎在波多马克军团。12尽管格兰特与米德之间有差异，但他们的关系开局还不错。格兰特对他的新地位采取了谨慎的方法，米德也善意地回应了他。米德当时的心情很糟糕，因为在北方的主要报纸上，他的批评者们说，如果格兰特觉得用谢尔曼取代米德合适的话，他将被逐渐贬为军长。米德催促格兰特采取行动，格兰特随后写道：“那是一种不想阻碍为各岗位挑选正确的人的感情和愿望。”格兰特被这种追随品质的表现所感动，于是继续让米德作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官。这两个人然后对波多马克军团的情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米德在写给他妻子的信里说：“格兰特的见解让我感觉到，他比我想像中更富能力和个性。”格兰特将他的整体计划解释给米德听，并表示，因为他认为米德胜任现职，所以他要求米德继续率领波多马克军团。格兰特开始将自己视为米德和华盛顿政府之间的缓冲区，而不是作为波多马克军团的指挥官。13如果格兰特假设米德是正确的，并沿着这个思路布阵，那他就犯了一个危险的错误，因为他没看到米德部队高层将领结构上存在的弱点。这个错误是组织计划层次结构这个议题的关键。高级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考虑不周的话，最好的计划也会遭到破坏。
格兰特和米德之间关系的变数是陆军第九军的军长安布罗斯·伯恩赛德。这个和蔼的俄亥俄州人1862年底时曾经是波多马克军团的司令官，因为在其指挥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的惨败而名誉扫地。米德和伯恩赛德都是少将，但伯恩赛德的资格比米德老。他的第九军受命在南面协助米德，但不隶属于米德。因此，当伯恩赛德在战斗中要协助米德时，格兰特必须同时指挥他们两人。这种关系将在即将到来的几周里产生重要而完全不可避免的问题。14米德的三个军长增强了米德谨慎行动的趋向和一种多人参与的领导风格。结果，格兰特不仅与米德见解不同，和其主要下属的见解也不同。领导这个军团最大的一支部队——第二军——的军长是米德最信任的下属温菲尔德·汉考克。汉考克是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人，全军闻名，天生擅长指挥，在盖茨堡一战中到达顶峰，在那里，他的部队阻挡了皮克特的冲锋。汉考克在盖茨堡负了重伤，在1864年初刚返回现役，身上的伤并未痊愈。
米德提拔他的工程兵司令古弗纳·沃伦——他是另一名因在盖茨堡战役中表现杰出而升职的军官——作为第五军军长。没人怀疑沃伦的作战能力，但依然要看他是否能够胜任军长的职责。第六军由一个富有经验的少将约翰·塞奇威克掌舵。由于对士兵平易近人，塞奇威克被亲切地称为“约翰叔叔”，塞奇威克是可靠的，但能力存疑。
这支部队的步兵是由米德独自指挥的，但骑兵由格兰特亲自训练。格兰特选择在骑兵部队行使他的最高指挥权，以在弗吉尼亚战场上展示一种不同的战争风格。
波多马克军团的骑兵在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指挥下屡次吃败仗。为了往骑兵中注入更多侵略性精神，格兰特引入了两名西部人。他任命步兵师师长菲利普·谢里登负责骑兵，同时让步兵准将詹姆斯·威尔逊负责一个骑兵师。
这个调动当然是为了符合格兰特在东线部队中注入一些西线部队作战精神的要求，但它将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它使得谢里登和米德在应该如何使用骑兵的问题上经常发生摩擦。格兰特对谢里登很熟悉，在1864年春天也对米德足够了解了，按理说应该能够预计到这两个人之间将会起的冲突。就像伯恩赛德一样，格兰特没有对层级结构和团队建设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总的说来，虽然波多马克军团已经各就各位，但依然要看格兰特简单拼凑的层级结构是否能适应主动作战。15米德和格兰特还有一个李不用面对的额外的人力问题。尽管表面上波多马克军团在人数上超过北弗吉尼亚军团，但波多马克军团的大多数士兵是服三年兵役的志愿兵，而这个征兵期截止到1864年5月。兵役的即将结束可能使得许多士兵不愿意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努力作战，而新补充进来的士兵则都毫无作战经验。
考虑到以上所有这些问题，米德的指挥问题仍然就像李那样简化到同样的一组选择：从哪里渡过拉皮丹河？
从哪条路线进军？格兰特和米德在观点上的分歧从这儿开始就出现了。
领导力使用重心：联邦作战计划成型当你试图解决组织所面临的任何问题时，你将从哪里开始？是从有问题的广告宣传活动所导致的低迷的卖点着手？还是从要求改变新产品或质量控制而导致的利润减少人手？当你考虑你所面临的任何问题时，请翻开有关的军事书籍并试着抓住重点去思考。对一名将军而言，重心是敌人所必需的装备、资源和实体。
你们组织的问题不是军事方面的，但它也很可能存在一个重心。就一个有问题的广告宣传活动而言，它可能让你们无法接触到关键目标人群。如果抓住重心去思考，你可能看透迷雾找到正确的对策。
在1864年春，格兰特和米德在考虑如何进攻李时就产生了一个类似的争论。米德主张绕过李的西部或左侧，从侧面对弗吉尼亚中心铁路进攻。格兰特正因与袭击里士满方向的伯恩赛德所率领的第九军和詹姆斯下属的巴特勒的部队分兵而不痛快，所以宁愿从李的右边或东边去包抄他。这个路线将使得部队必须穿去年5月联邦军失利的那个荒原。格兰特在这个计划中暗示米部必须快速穿越荒原以便到达更南边的开阔地带。这种闪电式的行动一方面将能阻止李利用荒原作为防御地区，另一方面能将波多马克军团置于李修筑好的防卫工事外的南侧，从而处于有利地位。
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格兰特的方案胜出。事后显示，这个方案使米德的大军得到了最好的后勤供应线路。
决定作出后，米德的参谋长安德鲁·汉弗莱斯起草行军的命令。尽管米德由于其方案被格兰特否决而抱怨了几句，但他与格兰特之间还是保持了积极的关系。
5月3日晚，格兰特召集幕僚们开了一个类似李的克拉克山会议一样的会。他和手下们聚集在一幅作战图前，叙述了即将发生的战役的大概轮廓。他推测，被米德击败后，李将撤退到里士满的防御要塞中，从而导致在这个联盟首都的附近进行决战。好像为了强调这一点，格兰特用手指在里士满和匹兹堡区域围成一个圈。“当我的部队到达那里时，”他宣布，“里士满就是我的了。
李必须撤退或投降。”16在拉皮丹河的两岸，所有人都在为陆路战役的开始作着准备。
你与组织计划你的组织也有一个重心。就像李和格兰特在1864年春季所做的那样，你需要尽力确定重心，组织你的人去实施你的计划，运用良好的追随力支持你的上级，从而走向成功。
在他们准备陆路战役时，李和格兰特在组织计划方面同时为当今领导者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提供了事例。就像李企图预测他的敌人的重心——北方的民众将继续战斗——并攻击它一样，格兰特也遵循同样的处理过程。
他发现，联盟军的重心为到现在为止在战争中使其内线和它的腹地相对安全。这两位将军都以其敌人的重心为目标正确地制定了计划，但他们做这计划时并没有完全将他们的计划和目标与手头的人力资源协调好以充分利用它们。
领导力教程·努力让下属与你的意图一致，了解为你服务的整个体系。如果你的下属们不能迎接你提出的挑战，他们可能无法执行伟大的计划。仔细考虑他们在近期能完成哪些计划。起初的小成功可能为你最终目标的实现铺平道路。在李的案例中，只有时间能证明他的将领们是否能运用他富有侵略性的分权式领导风格去应对新的更强的敌人。格兰特冒着失败的风险要求米德和他的将士们将风险抛到脑后，将李追击到底。
·分析、综合和概念化。用一种有序、综合的思考方式过滤你获得的信息，在必要时作有效的假设，冒适当的风险。当李和格兰特着手计划陆路战役时，他们面临大量的军事、政治和人事考量，正因为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所以都提出了可靠且可行的计划。
·当感到对问题拿不准时，那就换一个角度去考虑。让你的团队跳出思维定势，不再钻牛角尖，另辟新思路，以解决问题。格兰特擅于此道，在他创立了制定决策的方式一年以后，他将给联邦军带来胜利。
·在建设团队时注意层级结构的问题。格兰特忽视了这个关键的考量所带给他的风险。他与米德及其三个军长的关系在开始时是积极的，但他容忍了一个真正不和谐的安排，那就是伯恩赛德和第九军以及让他自己的人谢里登率领骑兵。
·寻找重心。这种方式能帮你避免在看上去有前途但最后与你的长期目标不符的项目上投入不必要的努力和花费。李和格兰特都特别擅长此道。他们都努力找出敌人的弱点并设法以此为目标发动进攻。在1864年春季，李极其愿意进攻，但他知道自己的部队缺乏进攻能力。严密的防守将能重创格兰特的部队并将战斗拖延到1864年总统选举。
格兰特在制定他的弗吉尼亚战略计划时运用了简单的逻辑。一场讲究策略和围攻的战役将减少伤亡，并可能最终占领里士满，但也可能延长战争并使联邦军最终无法获得胜利。紧咬住李及其部队的战略是正确的。接下来的几周将决定格兰特是否在波多马克军团中拥有他需要用来实施计划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