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像作坊设在一座墙基是石头砌的高大楼房里，占了两个房间。其中一个房间有三个窗户朝向院子，两个窗户冲着花园；另一个房间一个窗户朝向花园，另一个窗户临街。
两个房间都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旁边都坐着一个弯腰弓背的画匠，有的桌子后面甚至并排坐着两个。天花板上用绳子吊着一些空心玻璃球，里面注满了水，是用来聚敛灯光的，然后再把寒冷的白色光线折射到长方形的圣像板上。
作坊里又闷又热，有20来个被称为“画神”的人在这里干活儿，他们大都来自帕列赫、霍卢伊、姆斯焦拉等村镇。一个个坐在那里，穿着印花布衬衫，敞着领口，斜纹布裤子，光着脚或是穿着有窟窿的鞋。工匠们的头顶上弥漫着劣等烟叶喷出的蓝灰色烟雾，房间里有一股油漆和臭鸡蛋掺杂在一起的浓重气味。
画圣像这工作引不起任何工匠的兴致。不知是哪一位坏脾气的精明人，把这种手艺分成了一长串琐碎的工序，每道工序都丧失了美感，不能激起人们对它的爱好与兴趣。斜眼的细木工潘菲尔为人歹毒又阴险，负责送来由他刨平和粘接好的各种尺寸的柏木与锻木板；害肺病的小伙子达维多夫给这些木板都刷一层颜色，他的伙伴索罗金再抹上“灰泥子”，米里亚申按圣像标准样本用铅笔画出轮廓；戈戈列夫老头儿再用金色勾勒，按照刷金底样刻出花纹，画衣服的画上背景和圣像的装束，然后这没有脸没有手的圣像就靠墙站着，等待画脸的来最后加工。
当画脸的画完了“法体”，圣像就交给一个师傅，他按照雕刻出的花纹镶嵌上“珐琅”；题词也由专门的工匠来写，至于刷最后一道清漆则由伊万·拉廖内奇亲自动手，他是个很沉稳的人，主管这个作坊。
我到作坊没多久，有一天看见画神幡的卡宾久欣从外地回来了，喝得醉醺醺地走进来，抡起了铁硬的拳头，一声不吭，见人就打。他个子不高，匀称结实，在作坊里东跳西蹿，就像猫在老鼠窝里一样逞威风。惊惶失措的工匠们，为了躲避他，纷纷跑到各个角落里，互相之间在旮旯里叫嚷：
“揍他！”
大家一起动手制服了他，这个有力气的顿河哥萨克被抬出了作坊。人们重新摆好桌椅，又坐下来动手干活儿，彼此之间三言两语地交谈着，谈论这个伙伴的力气，并且推测说，不定什么时候打架，他会被人家打死。
“打死他可不容易。”西塔诺夫非常自信地说，就像谈一件他很熟悉的事情。
拉廖内奇在作坊里指点所有的人，告诉他们该怎样工作，就连技艺高超的工匠也愿意倾听他的见解，他教卡宾久欣的时候最多，跟他费的口舌也比对别人说的话多。
“你呀，卡宾久欣，既然被称做画师，就意味着你应当好好儿地画，画出意大利的风格来。画油画，要求用统一的暖色调。可你呢，白颜色涂抹得太多，把圣母的眼睛画得过于冰冷，像冬天一样冷。面颊画得倒红润，苹果似的，可眼睛却格格不入，跟脸色配不上。再说眼睛的位置安排得也不妥当，一只瞅着鼻子尖儿，另一只却跑到鬓角上去了。这么一来，面孔就不再神圣、纯洁，反倒显得狡猾、俗气了。你画画儿不动脑子啊，卡宾久欣。”
卡宾久欣听着，哭丧着脸，他用愉快的、由于酗酒而略带几分沙哑的嗓音说道：
“哎，伊万·拉廖内奇老爹，这可不是我的本行啊。我天生是个音乐家，没想到却被送到这儿来当了个修道士。我哪儿是这块材料呀？最好让我当个赶车的，赶起快马拉的套车，哎……”
说着，他袒露出喉结，扯开嗓门儿，忘情地唱了起来。
伊万·拉廖内奇温和地笑笑，扶一扶架在灰色鼻梁上的眼镜，悄悄地离开了。
学徒帕什卡·奥金佐夫本来在倒蛋黄，这时候也停了下来，手里拿着空蛋壳儿，用非常美好的童声参与进去。
所有的人都忘我地陶醉在歌声里，用同样的节奏呼吸，体验着同样的感情，斜着眼睛注视着卡宾久欣。
有时候，由我们作坊里为神像画脸画得最好的师傅日哈列夫提议，叫大家试着唱宗教歌曲，但这种尝试十回有八回失败。日哈列夫总是追求一种特殊的、只有他一个人才能理解的严整性，这就妨碍了大家唱歌的兴致。
“帕什卡！”他用男高音向充当学徒的我的伙伴喊叫，“来呀，你起个头儿，唱赞颂主的名！大家都听着！”
大家唱得乱七八糟，什么词都有。
“停！上帝的奴仆——明白吗？”他意味深长地说，“这地方必须透过字句的外壳，深入表达内在的含意。奴仆们，赞美上帝吧！你们这些大活人，怎么就弄不明白呐？”
“您知道，这地方我们从来就唱不好。”西塔诺夫客气地说。
“得，那就不唱啦！”
日哈列夫窝着一肚子火又开始干活儿了。他是最好的画师，他描绘圣容可以画出法国风格，还可以逼真地画出意大利风格。作坊接到为圣像壁绘制圣像的订单时，拉廖内奇总是和他商量。他是个眼光精细的行家，熟悉各种圣像的标准样本。但是，他在浏览翻阅圣像标准样本时，却时常大声抱怨：
“这些样本束缚我们的手脚——必须坦白地说，束缚手脚！”
尽管他在作坊里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他却不像别的人那样爱摆架子。他对待学徒们，对待我和帕什卡很和气，他愿意教我们学手艺。除了他，谁都不想管这样的事。
他这个人真是难以捉摸。一般说来，他是个性格忧郁的人，有时候他整整一个星期默默地工作，像个哑巴似的；有时他用惊讶而陌生的目光看着所有的人，好像大家是初次见面似的。虽然他很爱唱歌，但是埋头工作的那些日子里他不但不唱，别人唱歌时，他似乎也没有心思听。他低头看着斜放的圣像，圣像板戳在他的膝盖上，他用纤细的画笔仔细地描绘神色黯淡、超凡脱俗的面容，而他自己的神色也同样很黯淡，超凡脱俗。
我记得，日哈列夫曾经临摹了一幅仿费奥多罗夫斯克圣母像，好像是准备送往昆古尔去的。画完以后他把圣母像戳在桌子上，开始大声说话，情绪看起来非常激动：
“圣母画好了！你好比是一只杯子，一只没有底的杯子，从此以后，世人们发自内心的痛苦泪水，就要源源不断地流到杯子里来了……”
说完，他把不知什么人的大衣往肩上一披，就到酒馆里去了。人们说因为他舍不得这幅作品出手才会这样，这种珍惜作品的心情不是什么人都能理解的……日哈列夫尽情地饮酒总是从星期六开始，有时一连几天看不见他。一天晚饭以后，日哈列，夫回来了，带着大包小包的下酒菜，还有啤酒和葡萄酒。他身后还跟着个女人，日哈列夫在这个泥雕石塑般的高大女人身边兜圈子，脸色变化不定，不知是喜是愁。这种无聊的做法，使得我心里感到郁闷和沮丧，引起了许多不愉快的回忆，想起了那些勤务兵、洗衣妇和厨娘，想起了狗一般的男女私情。
记忆中回响起西多罗夫平静的话语：
“干这种事儿的人都虚情假意，就那么一回事儿，全都觉得害臊，其实谁也不爱谁，只不过是寻开心罢了……”
我不愿意相信“干这种事儿的人都虚情假意”——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又该怎么看待玛戈尔王后呢？况且，毫无疑问，日哈列夫也不会作假。我知道，西塔诺夫爱上了一个当“野鸡”的姑娘，还被她传染上了丢脸的脏病，伙伴们全部怂恿他把那妮子狠揍一顿解解气。他却没有打她，反而为她租了一间屋子，为她治病，而且说到她的时候总是特别亲切，还有些腼腆。
没有脸的圣像从昏暗的墙根儿向这边张望，黑漆漆的夜幕紧贴着窗户上的玻璃。灯在令人窒息的作坊里放出昏黄的光。侧耳细听，透过脚步杂沓和乱哄哄的说话声能分辨出另一种声音——水正从铜洗脸盆里一滴一滴匆匆忙忙地滴进脏水桶。
所有这些情景与我在书上读过的那种生活比较起来没有丝毫相像的地方！简直是天差地别，让人觉得可怕。
西塔诺夫带着几分醉意，忽而问这个，忽而又问那个：
“难道能爱这样的女人吗，啊？”
似乎他马上就要哭出声来了。
拉廖内奇耸耸尖瘦的肩膀，回答他说：
“女人就是女人，你还想要什么呢？”
大家正在说话，日哈列夫和那个女人却悄悄地滑走了。从那以后，日哈列夫每过两三天才会回到作坊里来，再去澡堂洗个澡，接下来在他的角落里埋头工作两个星期，闷声不响，表情庄重，对所有的人都不予理睬。
西塔诺夫对我很友好。这得归功于我那个抄写了很多诗的厚本子。他不信上帝。在这个作坊里，除了拉廖内奇以外，很难弄明白究竟哪一个人还那么热爱和信仰上帝。所有的人提到上帝的时候，都那么轻率，暗含着嘲讽。不过，坐下来吃午饭、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画十字，躺下睡觉时，也都祷告，逢到节日也无一例外地都去教堂。
这些事西塔诺夫一样都不做，因此大家认为他是个无神论者。
“上帝是没有的。”他说。
当我问他：怎么会没有上帝呢？他解释说：
“你看：上帝——高不可攀！”
说着他把长长的胳膊举过自己的头顶，然后把手臂放下来，放到离地板一俄尺的距离，又说：
“人——很低贱！对吗？经书上说：人是按照神的样子造出来的！这你是知道的！可是戈戈列夫又像什么呢？”
这一下子把我问住了。肮脏的、醉醺醺的戈戈列夫老头，到了这把年纪，还常常犯罪孽。这使我想起了维亚特卡的退伍兵，想起了叶尔莫欣，外祖母的妹子这些人身上哪有一点儿有与神相像的地方呢？
和西塔诺夫在一起，感觉轻松、随便。他要有什么不知道的，就会坦率地说：
“不知道，这个我没有想过！”
这一点也不同寻常，在遇到他之前，我见过的那些人，好像什么都知道，对所有的事情都大发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