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建早期的历史资料极其稀少，关于闽南的更少，能找到的相关史料大多都与该地区的行政区划有关。尽管如此，这些史料至少能够说明该地区人口居住情况的发展历程和国家实行的相关政策。
汉代之前，关于福建的历史记载少得可怜，我们仅仅知道福建在秦朝（前221—前206）统一中国之前，很可能在越国的统治之下。秦朝在原来越国的这片土地上设置了“闽中郡”。根据《史记》和《汉书》注释家的观点，闽中郡的首府就在今天的福州市。公元前205年，汉朝在福建设立了由当地人统治的新“闽越国”。据《史记》记载，它的都城设在“东冶”；据《汉书》记载，它的都城设在“冶”。在与汉朝经过多年的断断续续冲突之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的军队'毁了闽越国。为了彻底消除祸端，朝廷决定以武力强迫闽越王国的人口迁居今天的江苏和安徽两地。但是，有些人还是逃跑了，或者躲进山区，依然成为汉朝统治的潜在威胁。根据《宋书》的记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朝在越人的故乡闽江三角洲地区设置县。这个县的名字叫“冶”，它沿用了闽越王国的都城的名称。福建在会稽郡都尉府的管辖之下，它的权限进一步分为两个中心，即南部都尉和东部都尉。南部都尉府设在冶，它的功能是继续保持对边疆的军事控制。但在西汉末年，冶县的汉人和接受汉朝统治的越人在文化上逐渐相互融合（如下文所论述），因此加强民政管理变得日益重要。尽管都尉府后来北迁至今天的浙江省，但这座城池从西汉至东汉依然作为县城所在地而存在，只是它被更名为“东侯官”。
东冶所在的确切地理位置，从南朝时候起就在学者中间存在广泛争议。这个争议来源于后人对司马彪（约240—300）的《续汉书·郡国志》所做的令人迷惑的注解（其内容保存在《后汉书》中）。在会稽郡下属的章安县（人们普遍认为，它位于今天浙江东部沿海台州以东115里处）的记载中有一个注释，写道：“故冶，闽越地，光武（约25—57）更名。”这样，人们认为浙江东部沿海有个县叫“冶”，后来在东汉时期被更名为章安县。据此，人们进一步认为，这里的“冶”（即记载于《汉书·地理志》公元1年内容之中，会稽郡管辖下的26个县中的一个县）和闽越王国的都城“东冶”不是同一个地方。根据这个注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东冶和闽越王国的领地位于浙江东部，而不在福建境内。
可是，这些观点都不能令人信服。首先，事实证明《续汉书》记载的内容存在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尤其在这条注释中最为明显。仅仅根据这样一条有疑问的证据就得出结论，确是有点勉强。其次，在《汉书》相关篇章的行文脉络里，我们还不能确认汉代的章安县就是闽越王国时期的东冶县。在这条史料中，据说章安县与另一个县——回浦县是同一个地方，它与会稽郡管辖的其他各县并列在一起，其中包括冶县。更重要的是，《续汉书》还记载，公元前111年设置在冶县的东部都尉，不知在后来的哪一年改设于回浦县。如果冶县和回浦县是同一个地方，这改设又怎么能发生呢？
此外，在《史记》和《汉书》中，对于在西汉初年建立闽越王国的叙述几近相同。司马迁把闽越王国的国都称为东冶，而班固称之为冶。由于这两个人生活的年代比后来注家们生活的年代要早，所以，他们的叙述对于我们的讨论应该更为可靠。显然，对于他们来说，冶和东冶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地名。
根据《史记》和《汉书》注释家们，闽越王国的国都东冶，在闽越灭亡后不久成为一个县城，它就在今天福州附近的闽江三角洲上。这点可以由两点考虑加以确认：首先，在西汉和闽越王国发生军事冲突的过程中，汉军的主力分成三股，从江西东部和浙江西南部向闽越王国发起陆上攻击；还有第四股军事力量从浙江东部沿海登船，从海路直接攻打闽越王国的国都。正是这次海路军事行动，才打败了闽越军队，闽越国王因而被刺杀。从整个军事形势来判断，东冶不大可能位于远征军登船的浙江东部沿海，它肯定在福建境内。
其次，出生于会稽的朱买臣在他的一份奏议中写道，闽越国王在战争初期以泉山为依托采取守势，这种防御非常坚固，任何直接的进攻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然而，后来这位国王率师南下五百余里，在江边和湖岸挖掘壕沟进行防御。朱买臣建议，这是打败闽越国王的最佳时机。因此，确定泉山的地理位置，对于讨论东冶具体在什么地方就非常关键了。尽管任何答案都不会有明确的史料证据，但唐初的训诂学家颜师古曾考证泉山位于今天的福州附近，这看来是有可能的。
那么，位于今天福州的古代东冶县城，是不是首个在福建设置的汉人定居点呢？从文献史料来看，这似乎也是有可能的。然而，当我们考虑到位于福建闽江上游支流沿岸高地的古城墙（现在考古学家称之为“崇安城村汉城”）时，这个答案就变得越来越有问题了。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发现，不管是那些参与发掘的人，还是仔细查看过遗址及发掘物品的人，都持有不同的观点。迄今为止，甚至对于这个居民点的具体年代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估计这个居民点的年代大约在闽越王国至西汉末年之间。关于它的真实身份也存在截然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这是闽越王国都城“冶”，另外一些人认为这仅仅是个要塞而已。可惜的是，几乎没有任何文献史料能够证明这些观点，也没有足够的考古学证据，让我们得出确定的判断。
然而，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吴春明对福建的先秦汉代的考古景观作过清晰的描述。他指出，从福州和崇安的遗址都表现出某种双重性格。在闽越王国时期，汉文化元素主要反映在城市布局、建筑材料和金属制品上；而越文化因素在数量上比较明显，主要反映在建筑风格和陶器制作技术方面。但他从汉代遗址（也沿着闽江上、下游河谷地区分布）发掘的古物中发现，这些古物传达着浓厚的汉人文化气息，而越文化元素仅仅存在于某些陶瓷物料上。因此很显然，在汉朝时期，闽江流域的汉人移民潮发生过不止一次。但吴春明的考古发现总结显示，绝大多数定居点的居民，很可能都是由汉人和被汉人同化了的越人共同组成的。汉代在这里只形成了一个行政中心，即东冶县，也就是今天的福州市。即使在福州，种族杂居的现象是无可置疑的。
至汉朝结束时，东冶（东汉时期被更名为东侯官）是今天福建唯一有史可查的行政单位。这里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主要依靠海路，通往江西东部和浙江西南部的陆上通道也有可能存在，但它们太过于原始和毫无便利而言，所以，在运输和开发方面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这个阶段的发展格局，因此集中于或局限在闽江三角洲地区。在现存史料中，我们找不到关于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字记载。
从公元2世纪末至6世纪末的这段历史时期，见证了汉人不断移民福建的事实。其原因是，汉朝灭亡后，中国北方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处于分裂状态、频繁改朝换代，导致社会长期混乱无序、内战频仍、政治动荡。其实，发生这些移民浪潮的最根本的原因，无非是人们试图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地区，寻找躲避灾难的场所而已。而福建与世隔绝的地理特点恰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还十分原始落后。
政治上，在三国时期（220—280），吴国（222—280）努力向南方拓展疆域。西晋（265—317）、东晋（317—420）和南朝（420—589）四个先后更迭的王朝，都沿用了这种策略。福建就成为这种扩张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福建境内和从福建通往邻近地区的交通线路上，新的行政中心不断出现，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福建南部沿海地区也设立了行政中心，但其规模还不能和闽江盆地地区相提并论。
从地图A畅1中可以看出，除了汉代早已设立的县城东侯官之外，还有两个县城设置在闽江河口附近。从三国时期到中国再次统一的隋朝，逆流而上，在闽江上游出现了八个新的县城，它们都坐落于闽江的支流流域。此外有五个县设立在闽南沿海地区，尽管其中有一个县在设立后不久就被撤销了。除了这些县城外，还有其他三个设置于公元282年，但它们的地理位置我们却不得而知。
公元203年前不久，一个更高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会稽南部都尉——在闽江中游河畔的侯官县城设立。57年之后，在侯官县设立名为建安郡的郡城，它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福建省的整个地区。这是该地区首次独立于会稽郡的管辖。至于福建南部沿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同安县首次在这里设立，县城很可能就在今天的南安县城或在其附近地区。
公元282年，很可能是因为这一个地区发展很快，新建立的西晋统一政权决定把建安郡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仍然叫建安郡，下辖闽江上游流域的七个县，其版图包括福建北部的内陆地区，治所设置在建安。另一部分叫晋安郡，设立在福建沿海地区，下辖八个县，其中有两个县位于福建南部地区，它们分别是晋安县（原来叫东安县）和同安县（它与今天的同安县完全是一个地方）。晋安郡的治所很可能就在侯官，即原来的东侯官。有趣的是，晋安郡还有个新罗县坐落在福建内陆的西南角方向，即今天的长汀县附近。福建的这个角落地区处在发展的最边缘地带。为什么要把这个地处偏远角落的内陆县纳入一个沿海郡的管辖范围内呢？其原因尚不清楚。但在南朝的刘宋（420—479）和齐朝（479—502）时期，在晋安郡管辖的县区名单之中没有发现这个县。它的设立也许是一种临时举措而已。事实上，手头上的资料显示，在宋、齐两个朝代，建安郡依然管辖七个县，而晋安郡的管辖范围却少了三个县。这三个县分别是同安、新罗和另一个至今无法确认其位置的县。这样，晋安郡只剩下五个县，其中只有晋安县位于福建南部沿海地区。取消同安县的原因，史料中没有提及，也许是人口稀少的原因。
大约公元510年，当梁朝（502—557）开始巩固它在福建统治的时候，一个新的梁安郡在福建南部沿海设立。梁安郡的治所最初设在南安县，即晋安县城的旧址上。梁安郡至少下辖这个地区东南部的三个县。这是闽南首次受县级以上行政单位的管辖。公元557年，南朝时期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557—589）把梁安郡更名为南安郡，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从重要地名中消除梁朝的影响。此外，陈朝还设立了比郡高一级的行政单位“闽州”，州治设在晋安郡城，但是闽州很快就被撤销了。公元568年，一个和闽州同级的行政单位“丰州”再次在晋安郡设立，它一直延续到南北朝结束。丰州管辖福建的三个郡，即建安、晋安和南安。
在汉代之后的最初两百年，人口在福建定居的主要是从闽江三角洲上游流域，穿越今天的福建北部边界山区，沿着内陆航道到达邻近地区。还有一股较小规模的移民沿着海岸向南流动，最后到达晋江三角洲，并停留在那里。地处晋江三角洲顶端的同安县被废止，说明在这一时期人口停止了向南流动的趋势。
然而，福建南部沿海的开发从此开始了。在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之前，又有三个县在九龙江三角洲地区设立。除了该地区行政中心不断增加外，从东晋开始似乎还有另一股移民从广州向广东东北沿海流动，毕汉斯称之为广东转向闽南的新移民潮。这一时期在广东东北部虽然设立了一些县城，但一直到北宋时期，九龙江三角洲、广东东北部的韩江三角洲地区的交通和生存状况依然还是危险丛生。此外，这些地区的原住居民部落在整个唐代还远远没有被平定下来。所以，我们不能过高估计这股广东的移民潮对唐代之前闽南发展的影响。
尽管福建的这些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它们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却微不足道。关于汉代家庭和人口数量的情况，现存资料仅仅提到整个会稽郡的家庭和人口数量，因此，我们就不能对福建人口状况做一个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描绘。公元282年的数据显示，建安郡和晋安郡各有大约4 300户家庭。当然这是个低估的数字，而且也不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这两个郡的家庭数量正好一样？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个郡的人口是十分稀少的。南朝刘宋统治时期的人口数据显示，内陆的建安郡共有家庭3 042户，人口17 686人；沿海的晋安郡共有家庭2 843户，人口19 838人。尽管这些数据不是特别准确，但它们确实能够说明今天称之为福建的这片土地上的人口，从三国至隋朝近400年的时间里，增长是十分缓慢的。公元609年的数据（即隋朝重新统一中国30年之后）显示，整个福建仅有12 420户家庭。即使把这些数据肯定被低估的因素考虑在内，它们依然能够说明这里的人口增长速度十分缓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