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月的草原，还有点冷。
在呼伦贝尔的一间屋子里，我弯着腰，置身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来自草原深处，都是少数民族。我已经问过他们的年龄，在五岁到十三岁之间。
把他们拉到我眼前的是王纪言先生。他六岁之前也是在呼伦贝尔度过的。现在他是个大忙人，成天穿梭般地往来于世界各大都市之间，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听到一两句有关草原的歌声依稀飘过，他就会骤然停步，目光炯炯地四处搜寻。他说，有关童年的其他记忆全都模糊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歌声。
人人都有童年，每个童年都有歌声。但是，大多数童年的歌声过于微弱，又容易被密集的街市和匆忙的脚步挤碎。值得羡慕的是蒙古草原，只有它的歌总是舒展得那么旷远而浩荡，能把游子的一生都裹卷在里边。
我有很多学生，来自草原又回到了草原，因此我有幸一次次获得奇特的体验。有一年冬天，这些学生和他们的朋友们汇集在北京，占满了一家餐厅的每一张桌子，我坐在他们中间。才欢叙几句，一个学生的喉头不经意地吐出了一句低低的长调，刹那间，整个餐厅就变成了一个此起彼伏、回荡涡旋的歌咏交响，我左顾右盼，目不睱接，最后只得闭起眼睛，承蒙着一个巨大音响的笼罩。这种笼罩与置身于一般的歌咏会中全然不同，因为笼罩四周的已不是一句句具体的歌声，而是一种忧郁、低沉而又绵远的气压。
这样的场合我后来又多次遇到。未必是学生，也未必有那么多人，只要是与出生在蒙古草原的朋友们坐在一起，不必很久，歌声总会慢慢响起。
唱到最后，他们都会加一首歌，是由席慕容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相信，这是席慕容女士写那首短诗时没有预料到的。她在诗中告诉人们，父母亲即使把家庭带到了天涯海角，也会把描摹家乡作为教育孩子的第一课。结果，她只是在诗中轻轻地喊一句“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把茫茫一片大地都感动了。
能够让一个成年人自称“孩子”的可能是很难找到的，席慕容找到了，因此也让一大批人找到了。
今天，王纪言先生就是以“孩子”的身份回到呼伦贝尔，来寻找今天埋藏在草原深处的其他孩子的。他带来了自己的女儿，女儿像席慕容女士一样来寻找父亲的童年。他们父女俩不必讲很多话，这儿的朋友一听就懂，帮着寻找。席慕容女士闻讯，也从台北淡水的山坡上出发，七拐八弯地赶来了。
谁都知道，这种寻找既属于个人，又不属于个人。
二
眼前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僻远地区的少数民族。
“家中没有牛羊，有一顶蒙古包，父母给别人家放羊……”孩子们在轻声回答询问。
他们在几个大人的帮助下刚刚组成了一个合唱团，开口一唱就震惊四座。我刚刚听完，便对孩子们结结巴巴地重复着一句话。这句话他们现在一定都听不明白，但明知他们听不明白我还要重复，只因为此时此刻心中只有这句话。
我说的是：“你们正在做一件真正的大事、非常大的大事……”
什么是我所说的“大事”？那就是在文化艺术界越来越陷于假、大、空的华丽套路时，用童声提醒一小部分人，文化艺术的基座是什么，极致是什么。
由于毛病已经不轻，因此，这种提醒也就是救助。那一双双软软的小手，谁都想拉起它们做点什么事；但一上手就发现，它们的力量更大，正要拉着大批成人拔离泥沼。
你看，现在我正抓着一双小手。对，就是他，脸庞清瘦、头发凌乱的鄂温克族男孩子巴特尔道尔吉，刚才穿着一双小马靴走出队列站定，缓慢的步子立即引起了全场肃静。他轻轻地闭上眼睛，又轻轻地张开了嘴，一种悠长的声调随即绵延而出。
茫茫大地无声无息，
心中的母亲在祈祷上苍。
她正为我向上苍献奶，
她正遥望着远方的远方。
我的母亲，
她在远方……
声音一起，这个孩子立即失去了年龄。几百年马背上的思念和忧伤顷刻充溢屋宇，屋宇的四壁不见了，千里草原上最稚嫩和最苍老的声音都在共鸣。
在场的成年人都深受感动。我打听了，这个孩子完全不识五线谱和简谱，他只是在繁忙的父母嘴边捡拾到一些歌声罢了，竟然能快速地连贯成自己最初的音乐生命。站在我身边的国际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先生轻声告诉我，他的音准无懈可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人吃惊的事情不断在孩子们中发生。两个月前这里路过一个蒙古国的歌手，看到孩子们在唱歌，便送给孩子们一份描写森林里各种禽鸟生态的复杂歌谱，才教唱了两遍就匆忙回国了。歌谱放在老师那里，却不知怎么丢失了，大家没法再学，深感可惜。没想到站出来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巴尔虎蒙古族的阿木日其其格，她说自己在跟唱两遍的时候已经能够全部背唱，请老师拿出纸笔记录。老师惊奇地记录着。后来歌谱的原稿找到了，一作对比，居然一字不差、一音不差。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不仅是唱歌，连舞蹈也是如此。这些刚刚集合在一起的孩子显然没有受过任何舞蹈训练，但是，他们的动作却展现出一种天然的韵律和节奏。有一个名叫娜日格乐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小女孩，才九岁，一举手一投足都渗透着公主般的高贵和娴静，让我们这些走遍世界各地的大人们都非常奇怪。她的风度与她的经历基本没有关系，那么，她的风度就只能来自于她的经历之前，或经历之外。
这些例证，很可能被人说成是天才。我想换一个字是天籟。天才是个人奇迹，天籁是天生自然。天才并不常见，天籁则与人人有关。
今天中国文化艺术界失落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籟。
三
在古代汉语中，籁，最早是指一种竹制的乐器。天籟，则把自然当做乐器了，是指自然之声。其实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他们还没有被阻塞、被蒙蔽、被扭曲的时候，最能感受自然生态，并且畅快地吐露出来。这样的人，常常被称为未失天籟、未失天真、未失天性之人。但是，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大多只能从儿童中，从边远地区的荒漠间寻找。
这样的人，说得好听一点，是未受污染之人，说得难听一点，是未受教化之人。但是，他们是那么可爱，那么纯净，那么无拘无束，那么合乎艺术本性，不能不使我们一次次回过头来，对现代文明的所谓“教化”投去怀疑的目光。
现代文明当然也有很多好处，但显然严重地吞噬了人们的自然天性。密集的教学、训导、观摩，大多是在狠命地把自然天性硬套到一个个既成模式中去。自然天性一旦进人既成模式，很少有活着出来的。只有极少数人在临近窒息之时找到一条小缝逃了出来，成了艺术上的稀世奇侠，或其他领域的神秘天才。当然，也可能在逃出来之后不知所措，终老于混混沌沌的自然状态。但即使这样，也活得真实，躲过了模式化的虚假。
因此，现代文明不能过于自负。在人和自然的天性面前，再成熟的文明也只是匆忙的过场游戏，而且总是包含着大量自欺欺人的成分。例如，大家都以为艺术是现代文明的训练结果，但不妨静夜自问，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代就大致分得清人的美丑了，那又经受过什么训练？后来在课堂上说得非常复杂的平衡、挺拔、生动等美学规则，只是教师们对童年直觉的笨拙表述罢了，很难从学术上论定。童年直觉来自何处？天性，天籟。
同样，当我们童年的眼睛第一次面对自然美景时发出惊喜光芒，也与后天的教育基本无关。甚至在我们成年后的写作中，那些不知怎么流泻出来的可圈可点的句子，肯定也与前人或旁人文章关系不大。
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如果来了，则“不著一字，自得风流”。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尽是人力，尽是文字，尽是雕琢，尽是理念。
大家还以为，这才是进步，这才是文化。
这真让人着急。
我之所以数度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担任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文化素质总讲评”，就是想把这种着急之心系统地表达一下。因为每次长达四十多天，天天全国直播，收视的观众上亿。我已经不能不借助于这么大的高台，来呼唤天籟。
歌手都很年轻，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大专学历。但是，一旦让他们谈谈自己，谈谈父母，谈谈家乡，谈谈音乐，立即出现一种惊人的景象。多数人都不假思索，随口吐出，用词华丽，充满了成语、形容词和排比，却又都严重雷同。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得多么虚假和空洞。不管你怎么追问，他们还给你的，是加倍的虚假和空洞。
我不能不对着电视镜头严峻地讲评道：“你说了那么多描述妈妈的话，但很抱歉，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妈妈还缺少感情。因为你和其他四位歌手描述妈妈的话几乎完全重复，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重复的妈妈。因此，尽管我相信你心中有一个真妈妈，但你口中的妈妈是一个假妈妈。”
我又对另一位歌手说：“问了你三遍最早学歌的原因，你讲的都是宏大词汇，什么历史的审美需求、时代的文化趋势，却与你自己的着迷无关。自己不着迷，可以从事别的职业，却不能是艺术。”
我还一次次要求他们，能不能把他们挂在嘴上的那些句子，像“受众心理的定格”、“第三维度的判断”等说说明白，换成正常人的语言。
当然，我没有让这些歌手在文化素质的考评中及格。但我反复说明，这主要不是针对他们个人，我是在为一种越来越得意、越来越普及的伪文化打分，他们只是受害者。
受害者很多，从学校到官场都未能幸免，就像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文化的传染病比医学上的传染病更麻烦，因为它有堂皇的外表、充足的理由、合法的传播，而且又会让每一个得病者都神采飞扬、炯炯有神。
对于这样的疫情我已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个能让很多人听得到、看得见的高台上呼喊几句：这是病。有不少文化人原先很不赞成我参加这样通俗的电视活动，发表文章说让一个资深学者出来点评年轻人的文化素质，是“杀鸡用牛刀”，可见他们都不在意疫情的严重和紧迫，因此也无法体会我急于寻找高台的苦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只有得过重病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健康，同样，只有见到过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疾病，真是天助我也，正当我深感吃力的那些日子，一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歌手来到了我的高台边。他们从服饰、语言到歌声都是原生态，从家乡走到县城都要花几天时间，却长途跋涉地来到了北京。他们显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一开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钩住了。热闹的赛场里立即出现了远山丛林间的夜风豪雨，以及一切生命的质朴起点。
每支歌唱完，是我与歌手对话的时间，全国电视观众都在倾听。
你看这位少数民族女青年，二十来岁，汉语还说得相当生硬。我就简单问了她一个小问题：“这首歌，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吗？”
“我妈妈不唱歌。”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但她最会唱歌……”
“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
“我爸爸原是村子里最好的歌手，他用歌声引来了另一个村子的最好歌手，那就是我妈妈。但是，在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妈妈从此就不再唱歌。”
几句结结巴巴的话，立即使我警觉，此刻正在面对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生故事。她还在说下去：“前些天初赛，妈妈在电视中看到了，我刚回家，她就抱住了我。这时，我听到耳边传来低低的歌声。这是爸爸去世那么多年后她第一次开口，真是唱得好。”
两位歌王的天作之合，二十年的封喉祭奠，最后终于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我还没有来得及理清自己的感受，抬头看见这位歌手正等着我的讲评和打分。我说：“请代我问候你的妈妈——这位高贵的妻子，高贵的母亲！”
现场的掌声如山洪暴发，我看到很多担任评委的著名音乐家在擦泪。我轻轻地加了两个字：“满分。”
本来我还想通过电视问候那个村子里的乡亲。整整二十年，这些乡亲知道他们的女歌王为什么封喉，因此你一句我一句地教会了她的女儿。但是，我要表达这种问候需要用不少语言，而当时比赛现场的浓郁气氛已容不得语言。后来才知道，当时几乎整个中国都被这个朴实的故事感动了。
我想，这下，那些用空洞重复的套话来叙述自己父母亲的歌手，该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及格了。
此刻，我在呼伦贝尔草原又想起了祖国西南地区的那个村庄。两个地方隔得很远，但它们的歌声却能互相听到，因为它们属于同一种美学范畴。其实，这也是人类学范畴。
从眼前的十多岁的小孩子，到中央电视台比赛现场的那位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到她的母亲和乡亲，再到在评委席里擦泪的著名音乐家们，这一连串面容，在我脑海中连成了一条线。这条线，就叫“人类深层艺术史”。
四
令人惆怅的是，凭着我们的呼吁，天籁还能在我们的生活和艺术中占据多大的分量？
几个朋友对此非常悲观，认为现代文明的推土机很难抵挡。推土机一过，一切都可想而知。因此，谁也不愿和它作对了，现在的很多文化艺术，都已经成了推土机的伴奏音响。
我对此稍有乐观。不是乐观于推土机的终将停止——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乐观于不少人的心底可能还有文化良知存活。这些存活的因素只是点点滴滴，却是人间真文化千年传承的活命小道。
想到这里，我看了鄂温克族小男孩达维尔一眼，他正站在我的右边。
鄂温克族一直在深山老林里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很多年来，政府部门在山下为他们建造了居住社区，又为了保护珍稀动物而限制狩猎，他们的生态改变了。面对着远比过去舒适和安逸的物质生活，他们却陷入了深深的苦闷。这是一种说不清楚原因的苦闷，其实也就是文化苦闷。因此，他们会在原来的狩猎地养几头鹿，或其他什么动物，过一段日子就上山去与它们一起住一阵，像过去一样。不要嘲笑他们过于怀旧，这是他们吃力地在与自己的文化“谈判”。
那天，十二岁的达维尔从合唱团回家，问刚刚从山上下来的奶奶和妈妈，还有没有老歌可以教给他。于是，几位长辈就开始在灯下一句句地回忆起来。几天下来，达维尔学到很多歌，而奶奶和妈妈则完全变了。像是受到了天神的指点，她们的笑容、步态立即变得自在和坦然。
这，已经属于一个民族的天籟了。
推土机永远会一步步推进。但我们还有骏马，还有不同年龄的骑手，可以扬鞭纵缰，去追回那些重要的东西。
点评一：
社会正在加速将人变成标准产品，充斥耳际的几乎是不带任何个性的交际语，内心的言辞消失之后，每个人所面对的只能是乏味的同类。如果不明白生命的意义，我们就将丧失人类最后的那一点特性。（老愚）
点评二：
天籁是自然的声响，非关教化。在教化的地方，没有自然；在自然的地方，无需教化。“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魏晋狂狷名士倡自然而反教化的行动哲学。大而概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为教化，道家为自然。而纯粹艺术精神，它更多地存在于自然而非教化中。然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此教化如此文明的，比如，在青歌赛考察素质环节，余先生面对被教化套牢的歌手充满无奈。好在还有那些“原生态”歌手，让人得以短暂地重返自然。（马策）
点评三：
什么是天籟，“天籁是天生自然”，不造假，不浮夸，不虚作。天籟之声，就是月朗风清之夜谛听到的那来自婆娑竹林绿海之中的本源音响，浑然天成；就是那草原上牧民们喉头不经意吐出的低低长调，沉郁怆然，就是那鄂温克族男孩把思念充溢屋宇，让情感产生双相共振的歌声。换句话，它就是中国文化艺术界逐渐失落的艺术生命特质：质朴天然。（廖国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