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善侃
（东华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提出以人为本的统筹、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依据这一科学发展观，在大力发展科技的过程中，必须依据“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确立“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观。
一、确立“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观，就要以人文价值的眼界看待科技
任何人的活动都有双重对象性，即同时以物和以人作为对象的活动。科技活动同样如此。一方面，科技染指的对象是自然；另一方面，科技事业即是人类的事业。而即使对自然的理解，也与人及其实践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科技的客观内容看，科技的人文价值取向更为明显：其一，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技术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无论科学还是技术，都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因而，科技是人的科技、历史中的科技，不是超人、超历史的；科技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录，势必映照出人类活动的价值取向。其二，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一种研究活动，一种社会建制，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三方面体现着人类的追求；技术作为一种对科学知识的运用，则突出体现出人类的利益。科技作为一个整体，突出体现了人类的最高价值――真善美的价值。其三，科技是人类精神的成就而非单纯物质技术的成品，是人类文化的独特成果；因而，在科技的知识体系及其运用的过程中，充满着人类的价值判断，诸如在人类认知、探索、改造客观世界中表现出来的科学信念价值判断、事实解释价值判断、科学预见价值判断以及认识价值判断和审美价值判断等。可见，发展科技必须确立人文价值的眼界，是由科技的本性所决定的。
早期的发展观以“物”为中心，表现在科技发展观上，即是仅注重科技硬设施、科技手段、科技成果以及科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种发展观违背了科技的本性。单纯的科技发展，单纯注重科技发展的经济效益，追求“增长优先”，很有可能仅仅注意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高增长，而忽视大多数人口、大部分农村、大多数地区的发展。单纯的科技、经济增长指标往往掩盖了广大群众的贫富悬殊的差别、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分配的不公平等，从而与发展科技以造福人类的本意背道而驰。
事实已经证明，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地消除贫困、保护环境，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自觉地确立“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观，才能既发展科技，又充分体现科技的人文价值，实现发展科技的本意。
确立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观，必须走出“科学价值中立论”与“技术价值中立论”的误区。从理论的实质作分析，“科学价值中立论”和“技术价值中立论”都对科技的属性作了片面理解。“科学价值中立论”认为，科学理论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它的基本定律、基本事实具有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的价值观念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因而科学理论与人文价值无涉。价值中立的“纯科学”理想的最著名的辩护者是马克斯？韦伯。他认为，科学的目的仅是引导人们做出工具合理性的行为，人们通过服从理性而控制世界，因而他主张科学家对自己职业的态度应当是“为科学而科学”，他们“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技术价值中立论”认为，技术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手段，技术在政治上、伦理上和文化上是中性的，没有好坏、善恶以及对错之分，即技术本身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与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伦理观念即人文价值因素无关。以上观点都是割裂科技与人文的价值论。我们说过，科技的本性决定了科技内含人文价值。当我们建立科学理论体系时，难道可能不顾人的价值取向吗？当我们用概念去反映客观现实时，难道可以摆脱主体意志而“纯客观”地描述客观世界吗？显然不能。爱因斯坦在谈到物理学时指出：“科学并不就是一些定律的汇集，也不是许多各不相关的事实的目录。它是人类头脑用其自由发明出来的观念和概念所作的创造。”“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爱因斯坦在此所说的“人类创造”和“信念”不正是我们所说的人文价值取向吗？而爱因斯坦所说的人类对把握自然规律的信念，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技术活动中。因此，“技术价值中立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从历史发展看，科技越是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就越是明显。这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其涉及的人类切身利益就越多，与社会的联系就越紧密，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将不断提升人类的创造性，把人类从一个繁荣带到又一个繁荣；另一方面则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对科技发展的考察早已不能囿于科技本身了。科技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当今，科技的发展正在形成一种大一统、大科学、以人为本的整体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学科的融合为基础，通过技术会聚，以人类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实现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确立“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观，就要确立发展科技最终为了人的价值目标的观点
这是因为，科技应用价值的终极目标在于人。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社会活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人在自然中的生存地位。发展科技正是为人类解放而创造物质条件。诸如科技革命引发的生产力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人的解放包括从自然的压迫、社会的压迫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而无论哪一方面的自由和解放，都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回顾历史，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人的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步，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而归根结底要以科技的革命性进展为前提。
科技革命引发的知识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的理性力量、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从而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和高科技的兴起，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知识已经上升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首要资源，知识和技能成了人力资源的主要内涵。越来越多的人依靠知识获得高报酬，依靠知识成为市场的赢家，依靠知识成为社会的精英。以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人类无疑在自然面前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科技革命引发的管理革命极大促进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体制创新，从而推动大量新技术走向产业化，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并进而推动政府职能的转换，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并为人类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获得公正、公平和平等创造的社会条件。
科技革命还引发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近代史上，科技革命带来的机器大生产使整个人类社会跨上了工业化的快车，人类社会的面貌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当代，信息革命更是把人类社会推上信息化的高速公路，人类社会因信息化而走上更快的发展道路。
总之，科技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它为社会发展、为人类进步的最高人文价值。表现为：（1）科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使人的生活质量得到革命性的变革，极大地提高了人的生存条件。（2）科技创造的巨大精神力量，使人们能更理性地看待自然，看待社会，看待人类自己，更科学地揭示客观规律，更合理地改造世界，从而更好地为自身谋利益；同时还有力地推动着哲学、文学、艺术以及道德、伦理等人类精神生活的其他方面，丰富和提升着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3）科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面貌，诸如人的交往空间的空前拓展；人的联系的密切程度的空前提高；人的技术手段的空前改善；人在自然面前的自信度的空前增强……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人文价值取向。
诚然，科技的发展不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其人文价值，科技发展对人类的价值是极为复杂的。要正确把握科技发展方向，关键在于确立正确的“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理念。1931年，爱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学院对学生发表演说时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当你们埋头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爱因斯坦当时已经意识到，科学如果弄得不好，可能会成为祸害，因而必须把准科技发展的价值方向。
为实现发展科技的正确方向而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注意：
其一，要始终保持科技的健康、理性发展。所谓“健康、理性”的科技发展，即既不是因害怕发展科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作过分限制，甚至企图实现所谓科技“零增长”；也不能不顾一切条件、一切后果地过分发展。要关注科技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理性地规划科技发展的目标、规模和后果。
其二，要全力提高科技发展的人文内涵。这里所说的人文内涵，即科技发展的人文效益，包括：发展科技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影响。科技发展应以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不破坏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不破坏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为前提，尽最大可能地把科技发展对人类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点。
其三，要关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平衡。社会的发展应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科技进步应与社会协调发展相平衡。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对两个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作用。我们不仅要靠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创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风貌。”发展科技的人文价值正在于：树立科学观念、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其四，要把提高人的科学素养放在发展科技的首位。科技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科技需要人去掌握。没有现代化的、科学素养高的人，即使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也不会有持续和长期稳定的社会发展。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早就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人的现代化是包括科技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等在内的社会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千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三、确立“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观，就要确立现代人才观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一切事业的发展都靠人才支撑，发展科技也不例外。包括科技竞争在内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才开发，是发展以现代科技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江泽民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指出：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在社会的各种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不断促进和积极扶持各类优秀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并十分珍惜和用好人才……组成我国现代化事业所要求的宏大的科学技术大军……还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大批优秀人才的不断涌现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就大有希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国力竞争，最终将落实到拥有“知识资本”的国际人才竞争。哪里条件好，人才就往哪里跑，已是大势所趋。一支“候鸟”般的由国际顶尖人才组成的环球化居民队伍已经形成。近代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得力于顶尖人才。近几十年来，不少国家重视以优厚的待遇从移民中吸引优秀人才，扩大本国人才库，得益匪浅。近代新兴国家美、加、澳、新等皆属移民国家。对国际优秀人才的吸引，成为推动这些国家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美国堪称最大的“移民国家”。从1945年到世纪末，进入美国的移民已超过2500万，在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中，不乏社会精英。在美国的硅谷，绝大多数科技人才是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移民，其中以华人、印度人等亚裔居多。硅谷最成功的企业家是中国大陆移民和台湾科技人才。华人在那里控制的公司达2008家，占公司总数的五分之一。可以说，美国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外移民的人力资源。
而制约我国当今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人才短缺；我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劳动力知识素养、科技水平的相对低下。中国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获胜，必须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包括：发展教育；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加大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中高层次人才比重；加大职业培训与再教育；促进部门间劳动力流动，以缓解劳动力结构调整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等。我们要从全球环境的视野出发制定强化人才优势、优化劳动力结构的战略措施。要像培育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样培育人才成长的环境，建筑人才高地：不仅包括优厚的物质环境，更包括给人才创造性自由空间的文化环境；不仅要关注国外优秀人才，更要珍惜、保护国内优秀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说，面向世界经济，就是面向世界顶尖人才；人才旺则国力强，人才衰则国力弱。人才问题，是当今发展以现代科技为主要标志的先进生产力的“第一要务”。
要把营造、优化人才环境作为服务人才的重要途径，真正建筑好人才高地。这是现代科技发展观的核心，也是落实现代人才观的重要途径。这里所说的优化人才环境，特指优化有利于人才自由成长的环境。笔者认为，这种环境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宽容的学术研究环境。一流科研离不开宽容的学术研究环境。亚里士多德说过：知识出于闲暇与好奇。也就是说，科学家出成果必须有闲暇时间，有好奇心。这里所谓“闲暇时间”，可以理解为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而非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非为生活疲于奔命；这里所谓“好奇心”，可以理解为科学家自主研究的态度。两方面相结合，就能出成果。而在这两方面中，前提是“闲暇时间”，没有非常宽松的环境，当然无法自主研究。很难设想，一个身处重重压力、无法施展手脚的环境中的人还能任凭自己的“好奇心”从事研究；还能出大成果，出好成果。1998年获得数学最高奖――费尔兹特别奖的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为证明费尔马大定理花了九年时间，九年中没发表一篇文章，没得过一个奖，但并不为此而遭责难，或为应付考核而伤脑筋。他处在一个相当宽松的环境中安心研究，最后终于攻下了这个大定理。许多重大成果往往都是在没有论文、经费、奖项等指标压力的情况下取得的。而有时尽管论文多多、经费不薄、奖项可观，却未必出现重大成果。原因大概就在于缺乏出大成果的宽松环境。
其二，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科研环境的实质问题是政策问题。创新成果的出现需要鼓励创新的政策辅佐。就目前情况看，在科教兴国的指导思想下，我国科教界出台了不少鼓励创新的政策，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的说来，还不尽如人意。例如，在人事政策方面，还缺乏对人才的激励机制，优秀人才储备严重不够。创新人才难以生根、成长。据统计，近几年国内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出国人数基本保持了本科毕业生总数的15%左右。美国人只需在中国设置两个“中国教育成果收割机”――托福、GRE，就轻轻松松地把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尖子“收割”走了。在评价体制政策方面，急功近利、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考核指标犹如条条绳索，把科研人员捆得死死的，他们往往穷于应付论文、经费等各种指标，静不下心来潜心研究，当然难以创新。
其三，和谐的人际环境。人际环境是学术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要让科研人员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就必须有一个专心谋事而不分心谋人的氛围；有苦练“内功”的动力而无应付“内耗”的压力。为此，有关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变“管人”的观念为服务的观念，要通过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去感召和凝聚各类人才，对各类人才一视同仁地提供服务，使他们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把营造环境、优化环境作为服务人才的重要途径，真正建筑好人才高地。这是发挥人才作用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