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义者，宜也”（《中庸》），便是“适宜”的意思，后来则代指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遵循的最高原则和应当追求的最高道德；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这概念出现得很早。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对它进行了反复讨论。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又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思想。
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他一方面继承了春秋中期晋国大夫丕郑、里克的观点，也认为“义以生利”，所不同的是他强调行义要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认识到利益是使老百姓安定的重要因素，治国安民不能忽视利益的取得。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
古代舍生取义的故事
苏武牧羊的故事妇孺皆知。苏武被扣于匈奴后，匈奴贵族先以名利引诱，后以严刑威胁。但苏武始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匈奴贵族无计可施，便“徙武北海上无人处”。苏武则“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仍拄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他出使时正值壮年，待其归汉之时，已是须发皆白。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的著名人物。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视为国贼。一位洛阳名医名唤吉平，忠汉室，与汉国舅董承等人共谋诛曹。他打算在为曹操送药时下毒，却不慎泄露了天机。曹操命人痛打吉平，逼他招出何人指使。吉平血流满阶仍只是痛骂曹贼，后撞阶而死。在罗贯中笔下，他是有名的忠义之臣。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坚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泰然赴死，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
苏武、吉平、谭嗣同三人，为了忠义可以忍受万般折磨，直至献出生命。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他们舍生而取的“义”，只能是忠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