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进程
回顾社会主义国家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程，具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到50年代末，是改革的起步阶段。揭开改革序幕的是南斯拉夫。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根据苏共的建议作出开除南共的决议。南斯拉夫当时面对外部的政治压力、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同时国内又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处境险恶，内外矛盾极为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斯拉夫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首先冲破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1950年起开始自治社会主义的建设，在探索和试点的基础上，南联邦议会于1950年6月27日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基本法》，宣布把工厂交给工人，实行工人自治。1953年通过的宪法，肯定了南斯拉夫改革的成果，并把“公民自治”作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使之制度化、法律化。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南斯拉夫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引入市场机制，实行权力下放和扩大企业自主权。
苏联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也开始对传统体制模式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改革的浪潮由南斯拉夫一国波及到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等国，但由于传统模式和保守思想根深蒂固，加上改革的指导思想不甚明确，改革的方针政策不同程度地都存在着缺点和错误，改革虽然一时缓解了某些局部的困难和矛盾，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却又造成了某些混乱和不安定因素的出现，如南斯拉夫出现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的滋生和蔓延。这些矛盾和问题，又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
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是改革缓慢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带头的是苏联，主要代表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在1964-1965年进行了“柯西金改革”，主要在城市、工业中进行。柯西金的改革与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它改变了把行政权力下放到地方的做法，着眼点放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柯西金的基本设想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点结合起来，既保持整个经济比例关系的协调，又能调动企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自1965年起苏联陆续实行以“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为主体的“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并一度在东欧掀起了改革的热潮。
南斯拉夫把工人自治推进到了社会自治。民主德国提出了改革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体制的方案。罗马尼亚1965年开始加入改革行列。匈牙利从1968年起推行“新体制”。保加利亚从1971年开始推行新经济体制，随后波兰也开始实行新体制战略。
在这一阶段中，最值得浓墨重彩的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以“布拉格之春”命名的改革。1968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行动纲领不仅要求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而且也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大胆改革。苏联担心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会导致它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于是在1968年8月，苏联与部分华约成员国一起，对捷克斯洛伐克突然采取军事行动，使捷的改革运动中途夭折。它的兴起和夭折成为这一阶段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由高潮转入低潮的转折点。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东欧多数国家的改革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缓慢发展或停滞状态。个别国家则出现改革在某些方面的逆转情况。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为改革全面高涨阶段。在这一阶段，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是中国在1976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而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启动了改革的航船。
1980年秋，由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倡议，波兰政府成立了经济改革委员会，制定了“经济改革方针”。匈牙利也进行改革。1985年，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也加入到改革大潮之中，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改革的可喜局面。
自1989年秋到1991年间，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发生了连锁式的急剧变化。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先后失去政权，反对派上台执政，除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实现统一外，其他各国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在1991年发生了剧变，联盟解体后，各共和国相继都放弃了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苏联东欧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和灾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是二战后的最严重挫折。但它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僵化的旧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失败。
第四阶段，从1992年起至今是社会主义改革深入发展的阶段。苏联东欧剧变后，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国内改革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以及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的指导方针。特别是在国内经济发展疲软的情况下，邓小平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于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充分显示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非凡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同年10月召开了十四大，进一步系统地总结了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详尽地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要进行政治、科技、教育等体制的改革，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朝鲜、老挝、古巴也高扬社会主义旗帜，顶住了苏联东欧剧变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困难，在革新事业中取得新进展，发展和壮大了社会主义。
（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由于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最后走入歧途，导致改革以社会主义历史倒退的悲剧告终。苏东剧变成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引起一切关注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人们的冷静思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总的看，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政治新思维及其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导致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二战后由于苏联体制僵化而又得不到改造，至80年代，这一体制已严重缺乏活力。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新思维”，其核心是承认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苏共28大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的理论纲领和奋斗目标，用以指导改革，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全盘接受第二国际以来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走向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西方议会的主道路。这一转变，必然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削弱党和联盟国家的凝聚力，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全面爆发。“新思维”传到东欧，鼓励了东欧的激进民主派，也使极端民族分子有机可乘，催化了东欧的动荡形势，加速了东欧剧变。
第二，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即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和改革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是一种过时的模式，具有极大的封闭性。这种模式窒息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和生机，使经济发展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以致陷入经济困境。政治方面存在的缺乏民主和腐败现象，又失去了多数人的拥护。因此，“新思维”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一提出便得到群众拥护，说明苏联人民对僵化体制所造成的停滞落后已经深感失望，盼望通过改革求生存、求发展。苏东剧变十多年过去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平静接受了社会变迁的事实，这是令人深思的。必须强调，苏东剧变只是表明社会主义传统体制的失败，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
第三，工人阶级执政党及其领袖长期犯“左”的错误，加之僵化的管理模式，是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年的发展历程中，“左”倾路线屡见不鲜，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肃反扩大化就是例证。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苏共领导人固守传统体制不放，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延误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好时机。“左”的思想在党内的横行，破坏了党的自身建设，理论落后于实际生活，干部滥用职权，党群关系疏远。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人心向背是决定性的因素。
第四，俄罗斯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变成争夺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苏共自诩的“老子党”地位，加剧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二战后的十年来，一种摆脱苏联控制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在东欧国家中潜伏着，成为东欧剧变的重要因素。在国际上，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与美国争霸，以致在不断开放的军备竞赛中被美国拖垮。在国内，苏联的民族政策出现种种失误，致使各民族离心力增强，当中央权力严重削弱时便纷纷寻求独立，导致苏联解体。
为了与美国争霸，战后几十年来，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为20%-35%。1970-1990年间苏联为与西方对抗花去7000亿卢布，为同中国对抗也花去2000亿卢布，为维系东欧和在第三世界扩大影响，仅1982年就花去40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开支，使苏联的国民经济不堪重负，严重影响了国力。
苏联视东欧国家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东欧各国内政横加干涉，严密控制，加深了东欧各国对苏联的怨恨。东欧剧变骤然发生，正因为东欧国家反对传统体制和反对苏联控制交织在一起，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起了推动作用。
苏联长期以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错误观念，不承认民族的血缘纽带，片面强调民族融合，企图用行政方法填平民族发展中的鸿沟，结果是苏联各主要民族均认为自己在联盟中吃了亏，都迫不急待地要求脱离联盟，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第五，西方国家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也是苏东剧变不可忽视的外部原因。
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标志着苏东社会主义改革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苏东社会主义改革虽然失败了，但留下的教训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建立和发展，是一种开创性的事业。在选择发展道路方面，没有现成的经验，一切都要在实践中去摸索、去创造。以往的探索，留下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主要的经验教训有：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只有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切实把经济搞上去，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获得亿万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这是一条历史法则。因此，发展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保持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不改革不行，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不行。改革要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一要坚定信心，二要谨慎稳妥，决不能盲目冒进，更不能改变社会主义方向。
第三，坚持执政党的领导和建设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执政党的状况，对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适应时代进步潮流，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努力实现执政党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新课题。如果执政党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脱离群众，失去领导资格，这方面已有沉痛教训。
（三）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经历曲折和坎坷之后，终于走上改革之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城市；从局部的单项改革，逐步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改革的实践，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三个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制转轨”、从僵化封闭转向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历史雄辩地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丰富生动的改革实践、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巨大丰硕的改革成果，向人们揭示了改革的成功经验。
中国改革始终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主线，把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正确处理好经济改革与政治、文化和其他体制改革的关系。由于坚持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结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改革相结合，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使之相互推动，相得益彰，也正因为这样，我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得到了实惠，使改革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保证改革成功的全局问题。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有领导有秩序进行的。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注意在坚持和维护党和政府的领导权威，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为改革创造了一个安定团结的良好环境。“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一条真理。而稳定首先是社会稳定、政局稳定。而不是像东欧、苏联等国家鼓吹西方民主，鼓吹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结果不仅没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政治混乱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使党和政府陷入重重社会矛盾之中，导致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否定，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付之东流。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逐步推进。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发扬“闯、试、冒”的革命精神，又要讲究科学态度，坚持从实际出发，精心布署，周密安排，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避免改革中出现大的失误，尽可能降低改革的成本。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将逐步暴露，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等。而改革也遇到了一些未曾预料的困难和风险。这就是说，中国今后的改革将会更艰巨。我们应当树立自觉改革的思想，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四）改革中的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的社会主义
20世纪90年代苏东巨变的冲击波，使世界社会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社会主义地盘减少、共产党数量减少、社会主义影响力减弱。但是，历史的时钟并没有停摆。中国以及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的社会主义终于顶住了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经受锻炼，吸取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1.高扬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指引世界无产阶级前进的伟大旗帜。面对国际反动势力的“大失败”、“历史的终结”之类的喧嚣，面对苏东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面对一切善良的人们发出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疑问，朝越老古的执政党处变不惊，作出明确而响亮的回答。1989年4月，古巴共产党四大提出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的口号。卡斯特罗坚定地表示：“我们所作的努力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所希望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我们所捍卫的也正是社会主义。”1990年5月，金日成在分析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时指出“形势越复杂，反动派的攻势越疯狂，革命人民就要坚持革命原则，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前进！”越南共产党还从组织上采取措施，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背离社会主义，主张效仿苏东“改革”路子的人，撤销党内职务或消除出党。
这些国家执政党坚持的“社会主义”，绝不是重新回到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思维和做法上，而是努力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具有本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正处在一种新的工作环境下，只有独立自主、积极探索，才能早日摆脱困境，走上社会主义复兴之路，越共1986年召开六大以来，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是要探索符合客观规律和国情的道路，确立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建设为关键的全面革新路线。朝鲜在复杂的环境下，坚持社会主义原则。1994年7月金日成逝世后，金正日继续坚持进行“主体的社会主义”即“朝鲜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大力宣传这一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为什么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如果和我国社会主义“巍然不动”联系起来考虑，至少是因为“四个在于”：一是在于这些国家是经过长期的人民革命战争，靠自己打出来的；二是在于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很少受到机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三是在于这些国家保持了政治稳定，没有形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强大势力，也没有出现民族和宗族上的严重对立；四是在于苏东“改革”的消极后果引起这些国家执政党的高度警惕，能够采取应变对策，防患于未然。
2.实行改革战略，促进经济建设。
走改革之路是社会主义摆脱困境、走出低谷的真正出路和历史选择。越共1986年六大确立了全面革新路线，越共领导人还提出和阐述“革新思维”的理论，强调要以经济革新为重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民富国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于1986年11月召开四大，提出了“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1988年经济体制革新全面铺开，政治体制也逐步开始革新。古巴在外援剧减和美国封锁的双重压力下，国内改革呼声甚高：“与其自我灭亡，不如冒改革风险。”古巴改革从“应急措施”发展成“稳步改革”战略。古巴领导人十分强调要借鉴中国、越南的改革经验，而不能学苏联的那种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
朝越老古四国的改革是多方面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对外关系等许多领域。总的说，经济体制改革动作大，效果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经济体制模式。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联姻”，是社会主义现代模式的主要特征。越共总结实践经验，六大决议提出“建立符合客观规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新体制”，到越共八大正式表述为“形成一个相对配套的、以社会主义为既定方向的、由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主要内容包括培育各种市场要素；完善经济法规体系；继续革新计划工作；革新财政、货币和价格政策；提高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效益。老挝党凯山总书记尖锐指出，如果禁止人民交换商品、从事贸易，实际上是愚蠢政策，就等于自杀。1989年初提出“逐步把老挝的自然、半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的要求，把中央集中计划，转变为国家指导性计划和宏观调控，在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方面取得进展。1997年3月卡斯特罗访问中国后指出：“如果要讲市场经济，我们也许不得不讲中国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年10月，古共五大决议指出要坚持“计划经济”，但要利用市场。古巴已经开放农牧业产品市场、工业和手工业品市场，取得良好效果。
第二，关于所有制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是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越共主张实行多种所有制，即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和小业主经济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现越南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企业比重为45%，非国有企业占55%，但工业总产值国有企业占72%，非国有企业占28%，国内小商业极为活跃和发达，私人企业已近2万家。2002年越共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继续革新机制和改革，鼓励和创造条件发展私人经济的决议》，首次明确肯定了党员可以发展私人经济和成为私人企业主，并提出具体任务。老挝党认真纠正过去“急于铲除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左”的政策，逐步形成“三多一平等”的经济结构，即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的方针；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使之在某些部门起骨干作用。90年代初以来，古巴允许150多个行业可以私人经营；私营企业可让家庭成员经营；允许具有大学学历的专业人员从事所学专业以外的第二职业等，活跃了经济。现在从事个体经济的有21万人，占300万经济人口的7%。
第三，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搞好国企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越南90年代初开始整顿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取消国家财政对企业的拨款和亏损补贴；国有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允许国有企业兼并、破产或重组、重建。全国约3000个企业被合并，约3500个企业被解散，目前尚有5740多个国有企业。1995年以来，组建90多个国家级总公司，占全国国有企业资金的66%，利润的70%，现针对规模小、资金少、缺乏竞争力、效益低等问题，正继续对国企进行分类和整顿，推进股份制等。
除此之外，在农业改革、宏观经济管理改革等方面，这些国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以适应发展经济的要求。越南改革从农村起步，特别是1988年4月越共中央的第十号决议后，鼓舞了农民种粮积极性，此后几乎每年增加129万吨粮食，使人均占有量从1987年的280公斤增加到1998年的400公斤，并从粮食进口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国。这些年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7%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138亿美元增至160多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从1985年的130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312美元。古巴是在最严峻、最困难的情况下，走上改革之路的。1989-1993年经济下降35%，改革首先是要制止经济下滑的趋势，使经济有所回升，1999年达到6.2%，成为美洲增长率最高的国家。财政状况趋向好转，古比索与美元的非官方市场比价已从130：1，回落到25：1。财政赤字从1993年的42亿比索减少到现在的14亿比索以下。由于全部实行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保险，古巴人民的生活虽说并不丰裕却也比较安逸。
3.走向开放，融入世界。
越南把对外开放叫“汇入国际社会”，相比较而言，开放步子迈得大。在吸引外资方面，1987年12月制定第一部《外国投资法》，后经修改、补充于1996年11月通过《越南外国投资法》，内容更加广泛、明确，条件更加优惠、宽松，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最自由的投资法。截至1998年初，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越投资，累计2363个项目，协议金额约362亿美元。1999年4月发布第13号令，允许获准在越活动的外国银行开展存贷款、有价证券、外汇经营等业务。在对外贸易方面，把它作为对外经济工作的优先环节和重心。1986年党的六大以来，制订了一系列扩大对外贸易的政策，包括加快立法，改革进出品经营机制，放宽进出品限制等，外贸出口迅速增长。1991年至1994年，出口总额年均递增高达20%，现已超过36亿美元。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已成为越南的五大贸易伙伴。在发展合资、合作经济方面，通过办出口加工区和集中工业区，吸引国外投资。现已建7个出口加工区和50多个工业区。由中越各投资300万美元建设的铃中出口加工区被越南有关部门评为“成功的出口加工区”。在与国际社会接轨方面，越南正采取举措，参与东盟10年减税计划，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国家行动计划，参加世贸组织以及与美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越南正一步步地汇入国际社会，尽力把本国生产、经营和发展战略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
古巴长期在美国的封锁、禁运下顽强地生存着。古巴党和人民“以开放反封锁”，争取到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和发展环境。相比较而言，古巴的对外开放先于国内改革起步。1982年2月，古巴就颂布关于吸引外资的第50号法令。1991年古共四大正式把对外开放作为国策确定下来，至今形成了对外的“三大支柱”：一是吸收外国投资。1995年9月实行的新投资法规定，除防务、卫生保健和教育外，所有经济部门都向外国资本开放。现在外资进入古巴34个经济部门，利用外资超过20亿美元，建成合资企业超过300家，外资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50个国家和地区。古巴正着手建立自由区和工业开发区，以进一步利用外资。二是改革外贸体制，下放外贸经营权，鼓励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国家只控制重大的进出口项目，其他的由国营或外资企业自己决定。三是大力发展旅游业。古巴有6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300多个迷人的金色海滩，加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发展旅游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旅游业迅速发展，已经超过制糖业成为第一大产业。朝鲜虽不使用“开放”一词，实际上为了克服困难，发展经济，逐步采取着有限度的对外开放措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对外经济联系有所发展。1984年9月，朝鲜公布《合资经营法》；1993年10月，公布《外国人投资法》等重要法规。现在外国投资者逐步增多，投资方式包括合资、合作或独资经营，投资领域从工业到农业、能源、通讯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外国投资者租用土地期限最长可达50年。另外，1991年12月，朝鲜决定在图门江下游的罗津、先锋地区设自由贸易区，面积为621平方公里，外商可在这里投资建厂，还可经营服务业。同时，将区内的罗津港、先锋港和毗邻的清津港辟为自由贸易港。1994年12月，朝鲜宣布向世界各国航空公司开放领空。1995年1月，开始允许美国商品进口和船只进港。1998年，韩国“和平之旅”船满载上千游人到达北朝鲜。
4.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
鉴于苏东剧变的深刻教训，1989年3月越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遵循“五项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和理想、坚持马列主义（后加上胡志明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实行有集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将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相结合。反对政治多元化和西方多党制。1992年的新宪法，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和全社会的领导地位”。老挝人民革命党在某些方面有调整，如把原国徽图案中的五角星、镰刀、斧子改为塔銮佛塔等，但并未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1989年10月，老挝党在四届八中全会上提出包括坚持党的领导的“六项原则”；1991年3月，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老挝人民党是人民民主政治体系的领导核心。朝鲜党和古巴党也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抵制搞“政治多元化”、“西方多党制”的逆流。
注重党的自身建设，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和根本条件的内在要求。卡斯特罗强调指出：“为了防止社会主义被我们自己摧垮”，“我们应该建设一个钢铁般的党。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我们始终要保证我们的革命能够得以延续，不误入歧途，能够经受得起内外危险的考验。”
越共继1993-1994年开展大规模整党后，1999年1月八届六中全会第二阶段会议又作出“目前党建工作中一些基本和紧迫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为期两年的建党整党、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他们认为这是关系越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大事。这次运动的目的是：形成党内政治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制止部分干部和党员在道德以及生活方式上的蜕化变质、提高党的政治本领和领导组织能力等。坚决反对腐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越共非常重视这方面的斗争，把腐败现象看作是社会“四大危机”（经济发展滞后、和平演变、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官僚腐败和道德品质下降）之一，成立政府反贪污反走私工作委员会，制订《反贪污法》，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据统计1992-1996年，有12613名腐败干部受到行政处理，344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措施，有利于提高越共在群众中的威信。
古巴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建设，这是古巴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和优势。古共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使何塞·马蒂表现的民族精神、切·格瓦拉表现的坚定信念，以及卡斯特罗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变成凝聚人心的强大的精神力量。1996年7月古巴颁布《国家干部道德法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定26条戒律。由于古共广大干部，廉政为民，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进程。它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在逆境中坚持、在低谷中奋斗的中朝越老古的社会主义，展现出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希望和前景，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前进的伟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