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修建陵墓，主要由司天监负责。墓修得好，有重赏；修得不好，处极刑。据《九朝东华录》，康熙四年，朝廷指责司天监汤若望等人没看好山向、没有选择好日期，于是作出决定说：“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皆凌迟处决……杜如预、杨宏罱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
清代民间也很讲究风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门都开在院予正面的前左角，称为青龙门。我们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四合院。你能说这是迷信吗？是科学吗？你能强迫居民改变这种结构吗？不能，也没必要。风水先生称这样的结构为坎宅巽门，最吉利，住在这种院子里的人在心理上很满足，认为有无形的东西在保佑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命运都不一样，穷的、富的、破产的、发达的、死人的、多子的，并不是由院子的朝向所决定。
清代有许多关于风水方面的传闻，从中可见当时的民众习俗及心态。据《耳邮》卷四，清初．浙江诸暨县有个叫陈紫衣的建房，特地到绍兴城中请一个姓夏的风水先生勘卜地盘。先给他10块洋钱，风水先生嫌钱少了，只好又追加了200两银子，风水先生才认认真真地帮他选了块好地。可见风水先生的敲诈和百姓对风水的追求。
清代的风水先生是很会糊弄人的。《耳邮》卷四记载，江西有个家族的后代准备迁葬祖坟，打开墓穴，发现棺材已烂，陪葬的瓷碗不知到哪儿去了，尸骨也不见了。风水先生说，这就是碰上了所谓的“移尸地”，后来，在墓穴的西北角两丈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尸骨和瓷碗。风水先生对这种奇怪的现象不能进行科学解释，就用神秘的语言“移尸地”搪塞，真是骗人有术。
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17记载，甘肃安定有两户人家，为争坟山打了四五十年官司，坟山有两座坟墓，两家都说是自己祖先的坟墓，每年拜祭时，双方必定发生斗殴，此事一直闹到甘肃总督蔡西斋那里，都无法解决。
清末民初，窃取国柄的袁世凯也很迷信风水。1927年，有个自称佛隐的风水师在他撰写的《风水讲义》的序文中谈到他为袁世凯看风水，说的是袁世凯一度受到清朝廷排斥，解职归田。袁疑墓地有破败，乃遍请著名风水师看墓，他们都说龙真穴的向水相合，富贵不可限量，说不出破绽之处。佛隐收到袁的书信，也去看墓，认为墓地有朝有托、明堂宽广，诸般贵器罗列，实是大贵之地。只是袁在穴的前后左右遍筑墙垣，使“龙身受制，气脉阻塞，不能发旺，反遭挫折”。袁世凯以为佛隐说得有理，命令工匠拆除了围墙。过了三年，袁竟然出山当了民国总统。佛隐把袁的窃国之功归于自己会看风水，大加吹嘘。这个事情，可能是佛隐的杜撰，也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对袁世凯这个满脑袋封建迷信思想，又成天希望暴发的大野心家来说，是完全可能相信风水的。
在清末民初，也有-一些风水方面的传闻。如，国民政府移都南京后，北京出现谣言，说北京的国都运数已尽，北京只有三朝定都的运气，证据是内城前三门的名称，正阳门表示元朝末年的“至正”年号；崇文门表示明朝末年的“崇祯”年号；宣武门表示清朝末年的“宣统”年号。三门已尽，再不适宜建都了。这种以“前三门”，的名称附会都城“王气”的谣言，使那些没有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百姓信以为真。
7．当代：风水术之沉浮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政府提倡改革葬俗，但是，传统的丧葬观念和习俗仍然保存，风水迷信继续危害社会。1949年以来，土葬占地达500多万亩、木材8000多万立方米。仅河南省，目前就有30万亩地的1500多万个坟头；安徽省有40万亩地的2500万个坟头。全国每年约有600万人去世，有三分之二的仍是土葬。
近些年来，风水术开始泛滥。农村出现了风水师，通过替人看风水，攫取巨资。有些村民，生前就修墓。温州的。一些乡村，小孩一出世，就选好了坟基。潮南临湘县从1987年以来建了5000多座活人坟，江苏乐清县的绝大多数老人都为自己修好了坟。
在修坟过程中，抢占了大量“风水宝地”，杭州萌湖风景区60平方公里内修筑了7万多个坟，西湖乡修了1000多座坟。这些坟都是希望“死做西湖鬼”的人所建。此外，庐山、黄山这样的旅游名胜，也成了风水蚕食之地，到处是被圈占的墓地。为了得到吉地，请客送礼，打架杀人，导致了社会人际关系污浊化。
四川涪陵市焦岩乡的老人谈死色变，他们不是怕死，而是怕给儿孙带来灾难。按当地陋俗，老人死后要请7至10人做道场送阴，烧灵屋，办酒席，耗费几千元，这，种厚葬之风愈刮愈烈。
风水先生并没有歇手。河南省淅川县寺湾乡柳沟村有个叫李光振的风水先生，外号“阴阳签”，解放前为活人看相，为死人选风水宝地。1989年，他为自己用八字推测出了死期，说1990年2月26日中午12时是他的死关。到了这一天，他让儿孙们都穿上孝服，在门外等待他升天。他自己穿好寿衣，躺进棺材。可是，到了下午还没有死。儿女们推门进来后，他却说：“我总算过了这个死运关。”村民们不以此为愚昧，相反，还信以为真。《中国妇女报》于当年4月报道了此事，呼吁全社会制止这类事件。
近几年风水重新盛行，甚至政府机关都有笃信风水的事件。据《经济日报》1990年2月15日报道，广东省揭阳县税务局于1986年搬进了新建的办公大楼，翌年元月，该局的杨局长与风水先牛苏某在闲谈时，苏说新楼与大门的安排不合理，杨局长会出事的。当年8月，杨局长上班时不小心摔折了腿骨：又过了—个月，一名五．岁的男孩在办公楼前的水池里不慎溺死；1989年，局里一名女青年因家庭纠纷想上楼白杀。这些事件使杨局长惶恐不安，就花了500元摆“神坛”，请二名风水先生到局里看地理。接着，杨局长又召开了两次局长办公会议，决定填掉喷水池，拆掉大门、车库，另建办公大楼。又选定7月30日为吉u，大肆拆毁，全县为之轰动。直到1989年底，此事才被上级查处。
有些干部带头信风水，其至动员群众为自己从事风水活动。某村镇一位干部的老母死了，为了扩大送葬队伍，竟然到学校花钱请学生送葬。学校领导认为这是“创收”的好机会，就让幼稚的学生停课，胸带白花，排着长队为素不相识的人送葬，以助声势。
干部不能以身作则，群众更加无所顾忌。坟墓越修越大，墓形似宫殷，甚至超过烈士陵园。墓前有石碑，甚至有石狮。每到祭日，老百姓鱼贯上坟，从烧黄纸发展到烧人民币，从供奉；草到堆满鱼肉。新民谣有：“富不富，看坟墓。”这种情况有增无减，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就是国家提侣的“尊老”行为，是弘扬文化传统。
不仅阴宅迷信盛行，阳宅迷信也逐渐公开化了。据《武汉晚报》1990年5月24日报道，1990年元月，湖北省竹山县梁家乡夹槽村张某要在本村陈某的屋旁东侧盖新屋，陈家认为张家的房子比自家的房子向前多伸出半尺，坏了自家风水，“白虎压青龙”，会家败人亡。陈某于是在深夜操棍打死了熟睡中的张某，自己也喝农药自杀了。
据《湖北党风》19907-第11期报道，崇阳县沙坪供销社共产党员皮宗鄂的母亲于当年5月病故，皮将母亲的丧事与13年前死去的父亲的丧事一起人加操办，开汽车途经二县三乡到通城县四庄乡皮氏老家为父母亲招魂取水，闹了三天四夜，耗资4000元。群众对此纷纷检举揭发，经有关部门批准，将皮宗鄂开除出党。
又据《光明日报》1991年1月18口报道，山东省莱阳市农村盛行风水。农民盖房，要请风水先生择地，致使村民之间常常为争一块所谓的“风水宝地”而大动干戈，甚至闹出人命。政府有关部门对传播述信的风水先生进行严肃处理，对六名情节严重的风水先生追究刑事责任，全市128名风水先生全都收起了“风水盘”，有的重新务农，有的改行经商，再也看不到他们流窜在街头巷尾招摇撞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