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振华审理完三个人犯后什么都没说，只是连夜和宋教仁、黄兴商量善后事宜。黄兴将刚才的审讯记录交给了宋教仁，他在仔细的看着三人的供词。黄兴说道：“我看明天就可以将这事给捅出去，看他袁世凯还有什么说的。”
“克强兄，不要冲动。这上面不好的消息太多，会给民国政坛带来太大的动荡，而且到时候就是南北双方都会牵扯在其中。他们如果反咬一口，我们根本就解释不清楚，因为我们的行动太匪夷所思了。所以我们要继续等等看，看看双方的反映，同时也要好好看看遁初兄的国民党。”陆振华说道。
“但凡一个政治人物，身边就会有一堆人，上有好焉下必甚焉，有时候领导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下面的人就推测其意，身先士卒要替领导出力。袁世凯也好，孙先生也罢，也许都无杀宋某或立刻杀宋某之意，但下属立功心切，争先替领导分忧，终于酿成‘血案’。而且兴中兄说的不错，我想看看到底那方是要独裁。”宋教仁说道。
“那我就将三人放出去，看看各方的反映。他们一定不敢乱说的，我会派人盯着他们。让他们按照事先跟各方约好的说，到时各种政治势力就会全部露出水面。另外这也是我选择合作伙伴的一次考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欧洲各国大战在即，这是我国发展崛起的一次大好机会，如果错过只怕是老天爷都会看不过去。”陆振华说道。
“是呀，欧洲大战肯定是要爆发的，我国如果能趁着列强忙于内战，逐步收回列强的在华特权，那我国就会好多了。”宋教仁说道。
“遁初兄和克强兄，我在德国呆了近七年，在欧美呆了近二十年。现在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实力差不多，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一两年可以结束的，我估计最少要打个四五年。而且估计就在明年下半年爆发，欧美各国的军费开支都达到了财政收入的七成了。你们要知道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打就都会被经济给逼死。”陆振华说道。
“是呀，战争一起。欧美各国就会在中国收缩势力，到时正好方便我国火中取栗。”宋教仁说道。
“好，就这么办。等明天帮遁初大殓了，就不用遁初在这里躺着。到时后我在这边瞧着，遁初就去北方看看，我要看看我黄克强的眼睛是不是真的瞎了。”黄兴说道。
“克强兄，今天没有外人。我就直说吧，1907年开始克强兄因为不同意孙先生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我就看出其实是孙先生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令人难以相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宋某一心想在全国大选之后，代表国民党出任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总理职位，便采取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先生，一方面与克强兄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的北洋展开在宪政框架之内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宋教仁说道。
“你真的要撇下孙先生单干？这不行，你会分裂革命实力的。到时革命派一分裂，就再也不能挡住北洋的压力了。”黄兴说道。
“我没有要单干，只不过是让孙先生管理党务，我管理政务，党政分离互不干涉。我们建党是为了民主，不是为了一党的独裁专制，即使是国民党也不行。你再看看按照孙先生的方法就是先让同盟会独裁训政，然后才实行民主政治。”宋教仁说道。
“好了，克强兄就不要说了，我们还是看看各方的反映吧。我们只要看看各方反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要民主还是专制。只要是要民主的，就是我们的朋友，专制的就请他们走人。”陆振华说道。
当天晚上陆振华就将三人的伤加以医治，同时将三人放了出去。应桂馨和武士英回到原来的住处，洪述祖一被放了就觉得上海不安全，自己就马上坐火车去北京了，毕竟那边是自己的老窝，哪像这边被人抓了还不知道是谁。
首先做出反应的就是陈其美，他和黄兴就联名致电上海的闸北警局和上海租界总巡捕，请其加紧侦探，缉捕凶手。当时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奉陈的命令担任情报工作的同志，陈令吴详查各方来往电报，发现了不少线索。同时有一个买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发前往四马路中央捕房报案，遂使这一骇人的政治谋杀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王在捕房说：“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因为应是我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这天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报酬，我因为只懂得作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便可找到凶手。”
上海捕房根据王阿发提供的线索，于3月1日派侦探到湖北路迎春坊228号妓女胡翡云（原名李桂红）的家中捉到了应桂馨。第二天继续搜查文元坊的应宅，又在宅内捉到了正凶武士英，就是他在车站开枪狙击宋的，同时又搜出应桂馨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本及函电多起，五响手枪一支，还有其他证据多件。从这些证件中证明：
杀人的主使者是大总统袁世凯，同谋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行凶的是失业军痞武士英。
北洋方面反应也不慢，袁世凯在北京作成毫不知情状，他于21日得知宋被刺消息，表示非常意外，马上发电报表示慰问宋教仁，同时命令江苏省和上海的官员悬赏缉查凶犯。
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时袁世凯可能不知实情，乃下令查察，查明之后，发现确是自己的人干的，如是又企图为犯案人隐瞒，因为犯案者皆是袁世凯的心腹。人家本为你犯法，你现在要执法以徇，倒打一耙，岂不令忠贞之士寒心哉？总统想为自己人隐瞒，因为政敌太多，愈要隐瞒，愈瞒不了，知法犯法，袁世凯大总统就被逼的没有退路了。
22日午后4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奔告宋教仁去世消息，袁世凯还愕然说：“有这等事吗？快拿电报来。”秘书捧了一堆电报来，是陈贻范，黄克强，江孔殷等人发来的电报。袁世凯做出极惋惜的样子说：“这怎么好呢？国民党失去了宋遁初，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这时他还命秘书草拟电报，草拟优恤命令，处理宋身后事，他假惺惺地想借这些来冲淡宋的惨死。
宋教仁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访问。3月21日孙中山收到电报，就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孙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是与会高干，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孙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中山用武的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立有回电，皆以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反抗中央。中山还有个想法，是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是屎棋。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来了个吴三桂岂不正好？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
黄兴主张法律解决，虽也未必能立竿见影，但那毕竟是解决暗杀凶案的正当途径。国民党那时究竟还是国会之内的绝对多数。袁世凯投鼠忌器，背个全国皆知的杀人主使犯的恶名，至少他还不敢对全国第一大政党动武，加以毁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像二战时的罗斯福舍得太平洋舰队，就是不开第一枪。结果逼得日本人没办法，铤而走险，虽然几乎灭了整个太平洋舰队，但是最终却赔上了整个日本。
不幸的是孙中山也是个造反成性、认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一九○七)，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舢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孙公那时在炮火中作战之勇猛，后来竟吓得在一旁发抖的蒋夫人陈洁如女士小便失禁。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呢。本质上他老人家也是一条‘砍掉头，碗大疤’的梁山好汉呢。
因此在这‘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和战两派并没有一致的政策，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却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所驳回，许认为不向地方法院起诉，而另组法庭，是干涉司法独立。可叹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动之下，为组织‘政党内阁’，这时北京的国务员，自赵秉钧总理而下，当然包括许氏，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对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就授入以柄，让袁总统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动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儿科了。他们没有大兵可调、地盘可据，却在武汉市内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动，被黎元洪破获，说他们是‘谋刺黎副总统’，报入中央，而大开杀戒，国民党人宁调元、熊越山等被捕，后来都被枪毙了。总之，国民党内议论未定，袁世凯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战争的空气正弥漫全国之时，袁氏也早就调兵遣将，着着进逼，准备动武了。
至于在中国有着极大利益的列强宣布严守中立，可是日本鬼子却在袁世凯和孙中山两边左右逢源，获取各种好处。六国银行也获得了极大的好处才同意借款给袁世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