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中国人个体生命的珍贵具体体现在哪里？相信生命的真相一定不是冷漠，解读中国式的冷漠，正是为了用真爱之光驱散冷漠，重拾人性的温暖。当我们在追溯社会乱象背后的文化根源时，我们也一同剖析某些人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冷漠从何而来，又该当如何终结？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里，也曾有先哲严肃地提及过生命课题。如今中国人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人命关天”。但是回顾历史，更多时候，老百姓只是皇权奴役下的牺牲品。“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从众心理和官本位思维淹没了我们对生命尊严的敬畏。今天，种种原因引发的毁人及自毁行为还在不断上演，面对这样那样怵目惊心的生命悲剧，相信谁都希望牺牲的不是白白牺牲，更期望的是悲剧背后的根源问题能够真正得到重视和解决。
1.每一个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
2010年5月29日，有一篇新华时评：《每一个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虽然其评论内容针对的是富士康员工N连跳事件，没有提及近期中国大学及中小学校园内时有发生的毁人及自毁的悲剧。但我们还是有幸看到有关中国人生命价值和尊严的课题，被提到了国家高度。同时在各大论坛上看到许多专家学者、有识之士针对生命话题在公开探讨及谈论着，刹那间令我心灵大受触动，觉得眼前一片光明，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和催促着我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于是我明白，我思索多年却始终没有动笔的生命及真爱课题，终于到下笔的时候了。
我们何时不再对生命冷漠为了生命的尊严2010年10月14日，历时69天的智利矿工大营救终于以33个矿工全部成功升井完满落幕。全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这个以矿业为主的狭长小国，相信许多人在感动和欣慰之余，同时也在思考与探索，究竟是什么原因创造了这一生命奇迹？
感动之余，我不得不将目光重新投回自己所爱的中国。那些仍在安全隐患丛生的井下，以生命为赌注辛勤劳作的中国矿工们更加牵动着我的心。而就在仅仅两天后，2010年10月16日，河南平禹煤电公司四矿因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32人遇难，5人被困，且经证实生还希望渺茫。
这不仅仅是一组冷冰冰的数字，也不仅仅是建立几个“紧急避难所”就能根本解决问题的。一个个“天灾”和“人祸”不断上演，刺激我们去探讨敬畏生命和人文关怀的课题。
不可否认，咱们中国五千年的传统里，也曾有先哲严肃地提及过生命课题。如今中国人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人命关天”。但是回顾历史，更多时候，老百姓只是皇权奴役下的牺牲品，命如草芥无人过问；而到今天，种种原因引发的毁人及自毁行为，还在把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卷入牺牲的漩涡，面对这样那样的生命惨剧，相信谁都希望牺牲的不是白白牺牲，而更期望的是惨案背后的根源问题能够真正得到重视和解决。
当然，煤矿安全只是一个片面，不足以反映中国底层老百姓生活的全部。但怎样体现出新华时评所期冀的中国人“每一个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却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华夏儿女深思及探讨的课题。那么，我是谁？何谓真爱？
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中国人个体生命的珍贵具体体现在哪里？
衡量生命价值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尊严何以体现？
以上，无一不是实实在在、迫在眉睫且与现代国人息息相关的生命课题。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在宝贵的青春岁月成长时期，于这一攸关人生幸福的生命问题上得到正面、明确的教导及引领：以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该如何体现？也很少有人实实在在教导我们：怎样与人相处？学校学到的知识如何有效运用于社会工作？今后自己该怎样确立发展方向？怎样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家庭、事业、身体、心智、心灵、社会这人生的六大领域该如何平衡？
而当我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许多年，甚至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心灵挣扎之后，我们终于了解：生命跟生活领域的目标，体现了我们生命的价值，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意义。而人类自有生命以来，都是为了解决“自我价值”这个问题而来的。这也就是每当我们的价值无法被满足时，我们就会显得不开心的根本原因。一旦我们失去个体的自我价值感，或者自我价值被否定时，就很容易被激怒，甚至有可能做出极端或毁灭性的行为。
有记者从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了解到，自杀在我国已成为位列第五的死亡原因。而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为首位死因。从世界范围看，目前每年估计有100多万人死于自杀，而自杀未遂的人数则可能是自杀死亡者的10倍～20倍。我国自2000年以来，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2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自杀未遂者往往也造成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自杀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人类最大的恐惧就是缺乏真爱及自身生命价值感的缺失。而许多时候，我们中大部分人从懂事开始，就以他人是否正面响应你来评断自己的价值，从那当中，我们学会并习惯了向外建立自己的价值，这实在是个错误，但却根深蒂固地渗入了每一个生命经验里。一代又一代延续着，经验毫无差异。于是，我们承受了各式各样的生命创伤，有待治愈。因此，我们需要先清楚意识到这个生命实况，才能释放从中滋生的种种情绪，而这正是所有心怀伤痛的人学习把有条件之爱转换成无条件之爱的必经之路。因为每个人穷尽一生苦苦追寻的就是无条件的真爱关系及自身生命价值的体现。社会上不停发生的毁人及自毁惨剧，追根究底，无不是因为极端缺乏被认可被接纳的真爱关系，自身价值感的严重缺失所导致的极端行为。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叶匡政先生在其腾讯博客上的一篇“价值崩溃是富士康N连跳的根源”，做了相当客观深入的解读：
……自杀源自异常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社会和自身对于人的价值判断。当社会把财富和权力、把“有房有车”作为成功的唯一评判标准时，达不到这种标准的人生，无疑就成为没有价值的人生。正是这种价值判断，成为诱发自杀的心理动机。
人对价值的认定有两个层面，一种是根本价值，一种是社会价值。根本价值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价值判断，这是让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它的来源是宗教、文化传统或家族传承。根本价值是一个可以互相支持的价值体系，它有一系列的价值认知，比如人与他人、社会、自然、历史、政府、国家、财富等等关系。当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完全断绝了社会价值观与宗教及文化传统的联系，使得很多年轻人在今天，对根本价值的认知是简单和绝对的，衡量事物和人的价值标准只剩下了财富或权力。根本价值的缺失，在新一代打工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老一代打工者还有村庄和故乡作为安身立命的价值。富士康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就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这里的迷惘就是根本价值的迷失。一个价值缺失的人，如果有来自民间社团或家庭的抚慰，有感情链条的连接，也能避开自杀的威胁，因为从中可获得情感上的理解和扶持。从理论上讲，一个人生存下去的价值体系遭到摧毁，又没有来自任何亲密关系的安慰，生活里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成为他的自杀理由……
除了众多防不胜防的自杀案件之外，2010年3月份发生在福建南平的校园惨案及之后雷州、泰兴一系列类似案件更是让人痛彻心肺。没什么比孩子的苦难更触痛我们，没什么比孩子的安危更揪人心。鲁迅就一再呼吁过“救救孩子”，他还曾经说过一句话：“远方的人与我们有关。”我们未必非有鲁迅如此兼济天下的胸怀，但相信你一定清晰地记得，在南平惨案里，死亡8人、受伤5人，更可怕的是，郑民生的暴行就像一个噩梦的开端，似乎成了那些雷同血案的导火索，以至50天内连续发生六起校园惨案。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校园安保问题，终在经过30年断断续续的热议后，于2010年的血泊之中上升到国家高度。当然，对校园的杀戮，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脱。无论受到何等挫折、不幸、不公，都不能成为滥杀无辜的理由。然而，当效仿者接连而起，除了要求严惩作恶者的愤怒，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反思？南平惨案发生后，即有文章指出，校园外的社会才是最应该去找寻的原因。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通过香港凤凰卫视讲话，表示要正视事件的根源，在加强治安措施之外，探讨“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这些案件中的犯案者，有失业的，有久病的，有被拆迁的……多数性格偏执或近于偏执。作为离职医生的郑民生和作为乡村教师的雷州血案凶犯，无疑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当他们的怨愤需要无辜者来买单时，这种“无差别杀人”的恐惧就势必加剧人们彼此防范的心理，也必然增大社会群体间的裂痕。事发伊始，网友余恨潇潇在其腾讯博客写到：“南平惨案，我们不能是旁观者”：
……43岁的郑民生，因工作和婚姻的多重挫折，心态扭曲，故意杀人。这样简单的概括，显然不能洞悉他从一个正常人沦为社会边缘人之后，心态失衡、畸变的复杂过程。而类似的因心理失衡而疯狂报复社会的，也不是个案，这些案例，可谓令人发指，让我们难以置信，但却如此高频次地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在震惊之余，确应痛定思痛，深长思之。
在我看来，他们的人格扭曲、心理畸形，首先是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相关。检视一下我们的教育，在人格和情商培养方面，是存在严重缺失的。其次，缺少一个性格缓冲和心理疏导的社团组织。人可以通过交流来缓释一下心理的紧张和对立。一旦游离于“单位”之外，特别是被社会边缘化之后，很可能会造成心理扭曲而不能自拔。其三，社会上不良信息的刺激和影响，让本就存在心智问题的人，容易走向极端。诸如恐怖和犯罪影视剧的泛滥，暴力、偏激的电脑游戏的刺激，都会对人格存在缺陷的心理机制，产生诱导；其四，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少一个有力的社会纽带在维系，在出现问题而自身难以消化的时候，矛盾也可能因为一时的应激不当而走向极端；其五，缺少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期冀的信仰等等。
我们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由于利益调整，有相当一些人被抛出了社会的正常轨道，沦为别人眼里“可有可无”的边缘人，这些边缘人面临着“家庭不关心，社会不关怀”的境地。据报道，郑民生在与原单位领导产生矛盾后辞职，频频就业受挫，自己想开个体诊所又拿不到卫生局批文，加上连续恋爱不成，与父母挤住一起，境况窘迫，尊严尽失。如果他们缺少心理的调适能力，社会又没有周到、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和生活救济机制，一旦心理畸变，行为失控，将是非常可怕的定时炸弹。而这样偏执型、分裂型人格的人在目前并不鲜见。
应该说，党和政府，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政府不能包办一切。如何给一些弱势群体中的边缘人以一定的心理干预，让他们建立心理缓冲区，把一些可能走向危险边缘的人用关爱和尊重拉回来，则是当务之急。
所有人，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哪怕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是社会的异类，在一个文明社会，不可能用隔离和防范，将他们置于我们认为安全的地带。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对别人给予起码的尊重，对弱势者给予必要的援手，有时候，很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善举，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平血案，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都是受害者。一方面我们要强烈谴责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要反思血案背后的社会成因。
2.“每个人都是体制”
减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区心理干预、实现权利诉求自由表达，这些工作的确应该主要由政府承担。但我们做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显然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上的事情都与自己无关。
从小到大，我们总能听到“社会是个大染缸，太黑暗了，理想和现实差之千里”的话，不乏才华的网友们更调侃：“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太骨感。”可是如果我们追问：“社会黑暗在哪？社会又为什么黑暗？”往往发出感叹的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正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名词解释“什么是社会？”社会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社会是人进行社会交际活动的一个群体。因此单单关注社会表面现象，而不设法去了解现象背后的个体，是不可能的。只从社会的统计学里去了解社会现象，而不分析个人的因素，个人的价值，更是本末倒置。而事实上，人的问题解决了，所有的事情跟问题也自然会迎刃而解！
面对今天这个变革的时代，各种思潮泛滥，诱惑很多，人们隐隐约约所依托的一些基本人生理念，生命价值观念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种冲击面前，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迷惘，人生迷失了方向，而在这一起起生命惨剧中，受害者或当事人又岂只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那些在校园惨案中无端被害的孩子们何其无辜？而在各大高校里连续发生的自杀命案，走上绝路的竟都是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时光若再往前推进两三年，不难发现早在2007年便有几位无论在国内文化圈还是在其专业领域内均极富盛名，可谓衣食无忧、功成名就的专家级教授也选择用令人心痛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近期我关注到网上这样一个贴子，题目是《谁来告诉我们，他们为何绝望？》贴子提及——现代中国，生活的竞争压力导致的不幸福感；人情淡漠、公民意识淡漠导致的社会挫折感，使不少人对未来的生活失望甚至绝望。许多自感生活不幸福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伤害他人，要么伤害自己！有些人选择了伤害自己来唤醒社会进行变革！而有些人则操起手中的刀挥向了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孩子……
郑民生在庭审中反复强调，觉得一切悲剧的肇始都是“社会的冷漠”。他向警方供认，作案动机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家里也穷，女友迟迟不肯跟他结婚。这样40多岁的男人，事业、婚姻都无成，房子也没有，又没有人给他温暖。而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关心像郑民生这样的人？到底是郑民生抛弃了社会，还是社会抛弃了郑民生……社会学家于建嵘由此感慨：反社会人格背后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崩溃。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这种失范的社会心态引人担忧。当人们面对困境时，不能通过自我的努力对人生担当，弱者又该如何免于被欺侮蔑视、被抛弃的恐惧，我们又该如何免于血案恶性示范的恐惧呢……
郑民生们将自己的不幸归罪于社会和他人，但我们是否也常常将种种失意的原因轻易从自身撇清，简单代之以社会不公？而许多时候，面对种种让我们困惑、无力、愤慨的事件时，许多人也只是简单归咎于中国的体制问题。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郑民生们的病态和仇恨是如何炼成的？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关照郑民生这样的社会边缘人？而一旦处于相似境地时，我们又如何自处？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制造郑民生们的社会参与者，我们甚至可能自己就是郑民生。专栏作家连岳在《我们都是体制》里说：“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但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显然毁人自毁的这些人，我们未必能一厢情愿地假设他们都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乃至试图用个体生命来唤醒社会变革。但毫无疑问，前面帖子点出的现实，相信不仅是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之百姓的心声，也是许多正陷于迷茫困顿中之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们不禁要问：现代的中国怎么了？中国人的心灵方向及盼望究竟在哪里？混沌中，有一句话把我点醒：“如果你想改变看得见的外在环境，必须先改变看不见的内在”。
忽略生命课题，漠视心灵困惑，其结果必将导致漠视心灵乃至漠视生命。作为群居的生灵，相信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无不渴望温暖，拒绝冷漠。但现实中，我们又主动或被动地践行与扩散着中国式的冷漠，更在知与不知间将这种冷漠代代相传。现象的背后是文化，而文化的背后，是心灵的方向。相信生命的真相一定不是冷漠，解读中国式的冷漠，正是为了用真爱之光驱散冷漠，重拾人性的温暖。当我们在追溯社会乱象背后的文化根源时，我们也一同剖析中国式的冷漠从何而来，又该当如何终结？
某些人身上中国式的冷漠，来源于我们习焉不察的世俗传统，来源于我们千千万万个原生家庭生命教育的缺位，来源于家庭和社会教育中对于生命真爱及心灵问题的漠然……
英国学者罗素曾经对中国人的性格做过这样的解读：正面的有——彬彬有礼，有欣赏权力的偏好，要面子，喜欢妥协和尊重舆论，还有令欧洲人惊讶的忍耐；反面的有——贪婪、怯懦、冷漠……中国人即便是受害者，也总是消极漠然，他们坐等不幸自行消退，像汽水的泡沫一样自行消失。
罗素在1920年到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后离开，隔年写成《中国问题》这本书。
短短一年，面对一个古老而深邃的中国，48岁的罗素能看见多少中国“问题”呢？在谈到这本书时，龙应台女士认为罗素解读中国问题时的眼光让人折服。罗素看见，“中国文化正在发生急遽的变化”，这种急遽变化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军事优势。但是，在将来，促使中国发生激烈变化的，将是西方的“经济”强势。当年罗素曾预言，中国能够在“自身传统”中“有机发展”。后来的历史证明罗素说对了。外来的影响带来急遽变化，中国如何应对？罗素提出建议：“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东西糅合，或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中国人自己说了一百多年的口号。
说这话的罗素处在1922年的时空，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1949年还有27年，距离全面破坏文化传统的文化大革命还有44年；距离今天，还有88年。罗素对西方文明最大的批判就是西方在工业化后对“进步”的崇拜，以追求“进步”作为最高指导原则进行开发，结果是，强国的繁荣建立在弱国的痛苦上，经济的获得建立在地球资源的掠夺和彻底破坏上，把“进步”当作终极目的，而忽略了“进步”不一定带来生活的幸福。各种机器带来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等同于心灵的愉悦。西方文明对于理性和进取的过度崇拜，成为对地球的最大掠夺，对人类永续发展最大的祸害。
说到人文素养：罗素认为，文明形成时期产生的重要的个人比如摩西、穆罕默德、孔子的性格，可能“成为形成民族性格的极大依赖”。但是罗素却坦承：“我无法欣赏孔子的价值。他的作品中大都是各种繁文缛节以及在各种不同场合表现得体。然而，与其他时代其他人种的教主相比，人们必须承认他具有极大的价值，尽管这些价值主要是消极的。”罗素所说的消极价值，指的是孝道和族权。
“孝道和族权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并且在书的结尾又一次提醒，用公共思想取代家族伦理观念，是中国富强的必要条件。而我们知道，伦理正是儒家倡导的核心和灵魂。
罗素在寄予中国未来以厚望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这就是中国新青年所应该立定的目标：保存中国人的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一方面具有“真诚恻怛”的慈悲之心，另一方面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现代化知识水准，这不就是有人文素养的知识分子吗？这不就是孔子的人格特征吗？丁肇中先生曾撰文呼吁学生应培养“格物致知”的精神，即实践的精神。在丁先生看来，我们现在的教育丢掉了传统的“格物致知”，只剩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一个无可否论的事实是：当一个社会的人大部分都活得很纠结的时候，唯有改变人心，个体生命乃至整个社会才可能有盼望。相互憎恨是暴力的近邻，更好的方式是呼唤良知的力量，真爱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