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在宁夏南部山区彭阳县，还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山里头好不过灯盏山，川里头好不过红河川；彭阳县出了个好‘税官’，把美名留在人们的心坎坎。”歌中赞誉的“好税官”，就是曾任彭阳县国税局监察室主任的王振举。
王振举，男，汉族，1937年农历9月23日出生在彭阳县红河乡韩堡村的一眼破窑洞中。1960年7月参加工作，1962年11月调入税务部门，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他成为一名国家税务干部后，曾在四个乡（公社）税务所担任了24年所长，在县局任了六年人秘科长和一年的监察室主任。不论在哪个岗位，他都以自己的人格和勤谨赢得了群众和领导的赞誉，先后三十多次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固原地委、行署，彭阳县委、政府及区、地、县三级税务机关的表彰奖励。1996年1月，被自治区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人事部作出决定，授予他“全国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向他颁发了“五一劳动奖章”。4月20日，身患肺癌的王振举离开了他默默奋斗了三十多年的税务岗位。
“把私情撇开，坚持秉公执法”，这是王振举当税官的原则。1962年11月，他刚当上税务干部，就遇到了一个本门爷爷偷税问题，按规定让这位爷爷补缴了600元的税款和两倍的罚款。一次，王振举在红河乡集市收税时，恰巧遇见了一位私交很深的亲戚刚刚买了一头牛，便按规定要收他的牲畜交易税，亲戚气呼呼地说了句“没钱”，就蹲到地下再不言语了。在场的知情人也劝王振举抬抬手，放一码算了。王振举也感到这不可抵御的人情份量，但国家的税却不能不收，他只好掏自己口袋里的钱，可块块毛毛凑了半天还是不够，便向身边的专管员借钱，替亲戚垫交了税款，并大声向围观的群众说：“我王振举生就一副犟骨头，咱做事要对得起这身税服。”
王振举的人缘好，有很多掌握税源的“线人”。其实，他能回报“线人”的也就是让人家进门喝口水，递上一支烟，随便拉拉家常而已。但往往在这种拉家常中就拉出税源来。一次，王振举派一位年轻的专管员去姚河村收一家卖木头的税，这位同志到那儿转了一圈便打道回府。“人家说了，木头没卖，没税。”“没税？”王振举慢慢悠悠地点出了是谁家伐了几棵树，是什么车拉的，是谁帮着装车的，檩条是什么价，大梁是什么价……年轻人听了，心悦诚服，又跑去收回了那笔税款。
从走进税收队伍的那天起，王振举就把“该收的税分文不少，不该收的毫厘不要”作为衡量工作的一把尺子。1983年春天，一位青年税收员到崾岘村征税时，由于不熟悉政策，错征了牲畜交易税。当天晚上，王振举在煤油灯下审核票证时发现了这一错误。第二天一早，他就让这位青年税收员到几十里外的崾岘村退还了误征的203元税款，并向当事人赔情道歉。
1989年，王振举调到彭阳县税务局任人秘股长。人秘股长管钱管物管接待，好多人觉得王振举苦了半辈子，这次可捡了个“肥缺”。可生性好强不服输的王振举却犯了愁，他向领导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咱大字不识几个，到县局工作，别误了事。”后来在领导的鼓励下，他还是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一天，县局的一位老干部拿着买办公用品的发票让王振举签字，他翻过来掉过去地看，这位老干部有点不高兴地说：“你对我还不放心？我是你堂叔，又是你第一任所长，你咋不信我？”王振举忙解释说：“国家的事马虎不得，我只是多问问，多看看，心里踏实。”
从当上人秘股长的那一天起，王振举就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不抽公家一支烟，不喝公家一口酒，不吃公家一顿饭。每逢有接待任务，他张罗好饭菜后，对客人说：“你们先吃，吃好，吃饱。”然后便悄然退下回家，自斟自饮他的老白干，有滋有味地吃着老伴亲手做的洋芋面。
在王振举的心目中，公家的钱一分一厘都要掰着花，省一个是一个。他经常是招待烟一盒一盒地买，招待茶一两一两地称，招待饭、菜一碗一碟地算。六年时光中，大到搞基建，小到买文具，他都要货比三家，再三惦量。有一年冬天，单位的暖气片坏了，他舍不得花钱雇人修，而是自己带着两个锅炉工动手修理，仅此一项就节省了一万多元。在王振举任人秘股长的六年时间里，他经手现金500多万元，迎送客人数百次，派出车辆数百次，可他硬是没有抽过单位的一支招待烟，没有喝过单位的一盅招待酒，没有因私事动用过单位的一回车。有人说他太“抠”了，可县局领导却算了一笔账：他“抠”了六年，“抠”出了六万多元。对于全国重点贫困县彭阳来说，这就意味着“抠”出了一所农村小学，“抠”出了几千人度春荒的口粮！
王振举对待同志的那份真诚，谁听了都会为之感动。特别是那些曾经和王振举工作过的年轻人，每当提起他们的“王叔”，总是人未开口泪先洗面。收了十多年税的袁小平每每拿出税票时，就想起他刚参加工作那年哭着跑完的60多里山路。那天早晨，王振举带着小袁爬了十里陡坡，走了十里土路，翻了一座山，涉过一条河，快中午时赶到红河乡集市去收税。可袁小平匆忙之间竟忘了带税票，王振举铁青着脸执意要小袁回所里去拿。情急下的袁小平恳求先用王所长的税票，但王振举硬是不答应。万般无奈，小袁只好服从命令，可他一路走，一路哭，一路骂，来回六个多小时，回到红河乡时已暮霭笼罩。此时，王振举已经收完税，正站在路口焦急地等着小袁吃晚饭。袁小平这才真正理解了王振举常说的“税票是国家给咱们的权力，它可比咱们的命还重要”的深刻含义。
1983年，申爱香、李爱芳等四名刚刚参加税收工作的城里女孩子分配到了“越走越凄凉”的彭阳税务所。王振举把这些从小未离开过父母的城里孩子当作自己的女儿，每天清晨他总是早早地为她们准备好洗脸水和早餐；一个女孩睡不惯土炕，他就去乡卫生院借来一张床板；生活条件艰苦，他为孩子们在院子里开了块菜地；为了让这些城里的孩子不想家，平时不善言谈的王振举，每天总要挖空心思地给她们编笑话，讲一些自己工作上遇到的趣事。孩子们感觉到：税务所像个家，“王叔”更像一位精心呵护她们的父亲。入冬以后，王振举领着她们几个女孩子骑自行车下乡收税，途经一条泛着冰屑的小河时，王振举跟老乡借来一头毛驴，让她们骑过河去。申爱香胆小，咋说也不敢骑毛驴，哭着要趟着水过河，王振举连忙拦住她说：“娃娃，使不得呀，这么渗人的冰水，整下个病，咋叫我向你父母交代呢！”说着，便卷起裤管背起申爱香向河中走去。趴在王振举背上的小申，看着自己尊敬的王所长赤脚踏进浮着碎冰的河水之中，她哭了，涌出眼眶的热泪模糊了她的视线。
在王振举的税收生涯中，处处有一面镜子，照着别人，也照着自己。新集税务所的年轻人至今也忘不了和他们的王所长共同度过的那个中秋佳节。那天，所里买了瓜，打了酒，又合伙买了一只羊，宰杀后，王振举亲自开票，自己掏钱交了屠宰税。大家觉得所长太认真了，又不敢吭声，王振举却笑着说：“娃娃，交了税的羊肉，吃着才香哩！”1989年4月18日，组织上把小尹调到王振举任所长的新集税务所做会计工作。一到岗，王振举就向他介绍了所里的基本情况，并交代了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但小尹对税务工作认识不足，工作不认真，好长一段时间里，依旧不按时划解税款，不填写凭证。王振举以为小尹会计业务生疏，第一个月末就打电话请县局计会股的同志来帮助他。王振举站在小尹的身边，让他按程序记录，小尹仍然心不在焉。很快，地区局检查工作时，再次发现了他记的账不合规定，王振举才意识到小尹是没有心思干工作，就当场批评了他：“你连个小所的会计都干不了，还能干成个啥大事！”这是王振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他的批评。当时，小尹心里很不服气，心想：在收税这个行当里，就是干，能干成多大的事呢？检查组的同志一走，他连晚饭也没吃就气呼呼地蒙头大睡了。晚上11点多，王振举把小尹叫到自己的屋里，从锅里捞出一只炖得喷香的乌鸡来，亲眼看着小尹吃完。这中间，小尹多次让王振举吃，但他始终没有舍得尝上一口。事后同事告诉小尹那鸡是王振举的老伴炖给王所长补身子的，他那天仅仅吃了一碗开水煮的白面条。小尹听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从此，小尹加倍努力地工作，脚踏实地地学习老所长的工作作风，当王振举调离该所时，放心地推荐小尹任这个所的所长。还有一位个体户想少交点税，提着鲤鱼登门，结果鱼没送出去，税一分也没少，还接受了王振举一个时辰的关于国家税收政策和法规教育。返回时，这位个体户着实被感动了，他不忍心将鱼再提回去，就悄悄将鱼兜挂在税务所的一棵树上，等发现时那几条鱼已经臭了。
王振举参加工作以来很少回家，节假日他抢着值班，特别是大年三十，他几乎都是在单位度过的。后来，他的四个儿女先后结婚，除小女儿出嫁破例请了半天假外，其余三个孩子的婚事都是老伴张罗的。他的老伴对别人说：“在王振举眼里，家里再大的事也是小事，公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王振举不但认真执行税法，为国收税，还经常深入纳税户，了解掌握生产经营情况，给纳税户提供信息，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以增加税收收入。1987年，个体户马喜元因经营不善，资金紧缺，准备收摊不干了。王振举知道后，主动找上门去，就当地什么东西适销，什么对路，怎样和周围的人打交道等嘱咐了一番，然后，借给马喜元700元作为流动资金。马喜元重新进货，经营两三个月后，去税务所给王振举还钱，顺便带了几斤花生和葵花子以表谢意。王振举叫马喜元将花生等如数带回去，说：“看你生意做好了，我心里比吃啥都高兴。”新集乡有个叫赵国珍的农民，急于致富的心情使他办起了小青瓦窑，可是因不懂技术使他受到一次难以承受的打击。王振举知道后，帮他出主意，想办法，还以个人名义担保在信用社为赵国珍贷了款，又请来了技术员现场指导，终于使这个青瓦窑再一次红火起来，新集税务所也增添了一户纳税人。1987年，新集乡办起了一个皮毛厂，生产的染色皮张色美质软，但皮子难以处理掉的臭味使顾客退避三舍。王振举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只身前往固原，通过税务部门联系，在固原地区皮革厂请了两位技术人员到新集，经过多方努力，皮张臭味消除了，厂子的生产经营情况大有好转。王振举就是这样，在他工作的地方，把为纳税人排忧解难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走到哪里，他的心里总是惦念着纳税人，时时处处、一心一意地为纳税人出谋划策，教他们依法经营，勤劳致富。
王振举自己有五个孩子，贫苦的农家日子本来就千疮百孔，他大哥又得病早逝，留下五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只能靠他这个唯一的叔父照应。王振举吃力地挑起这副沉重的生活担子，在一个又一个难关面前，他从来没有向单位伸手要过一分钱的救济。凡是去过他家的人都觉得他这个家非常简陋：外屋一张破旧的三人沙发是他的二儿子做的；里屋只有一张用砖头支起的木板床，一条床单上缝补了二十一块不同颜色的补丁；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台18寸黄河牌彩电，是1994年王振举补发工资后在老伴的再三恳求下才买的。好多同志都说这根本不像一位工作了30多年的税务干部的家。而他却在困难的年月里，经常三斤、五斤粮票，十块、八块钱的接济别人。韩堡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已经84岁高龄的王进海老人永远不会忘记，逢年过节，王振举总要带着茶叶、糕点来家中看他，在红河街上遇见了，王振举总要给他几块零用钱。1993年，彭阳县城开物资交流大会，老人在县城遇到王振举，王振举领着他在县城的饭馆吃了饭，理了发，还照了“老像”，然后让老人住在家中看了几天戏。王振举患病后，白发苍苍的王进海老人由孙女搀扶着，乘车赶到固原地区医院。当老人一把推开病房的门，两行老泪便随着丁当作响的拐杖声直往下掉，老人扑到床前，一把拉住王振举的手，哭得格外伤心。1995年12月15日，重病在身的王振举把自治区国家税务局给他救济的3000元治病钱全部捐给了本村的上庄小学。
与他共过事的同志几乎没有见他在白天抽过烟，其实，他的烟瘾很大，每晚临睡前，都要卷上几根指头粗的老旱烟卷躺在炕上一根续一根地吸，清晨一起床再吸两根，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对他的这种习惯，大家很是纳闷，便问他为什么不在白天抽烟。他说，烟灰乱飞乱溅不卫生，再说抽着烟接待人不礼貌，最重要的是在回民聚居区工作，抽烟有伤回民风俗。王振举在工作和生活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十分注意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主动热情地为回族群众服务，1988年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1995年6月，细心的老伴发现王振举的右手抖动不止，胳膊也明显不听使唤，便劝他到医院去看看。王振举却说：“人老骨头硬，你不要瞎嚷嚷！”进入8月以后，向来不服输的王振举自己也感到身体不适，不听使唤的右手有时连拿笔的力气也没有了。有一天他推出自行车却怎么也骑不上去，便只好和它告别。为了保持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提前半小时上班的习惯，他照常将他的那只小闹钟定好时辰。这一切，他的知冷知热的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多么希望那只小闹钟迟一点响啊！然而，每次总是在老伴最担心的时候铃声大作。王振举应着铃声扶着床沿慢慢地撑起他那愈来愈瘦弱的身子，老伴知道拗不过他，只好含着眼泪帮助他穿戴整齐，扶他走出家门，看着他蹒跚的身影去上班。
8月下旬的五六天时间里，王振举带着王鼎贵乘班车跑了草庙、王洼、新集几个税务所检查廉政及发票使用情况，这是王振举最后一次下乡。一路的颠簸使他很疲惫，但检查的结果却又让他感到很满意。王鼎贵回忆说，王振举一边吃着“颈复康”（当时诊断王振举患骨刺），一边给他交代：“廉政和发票方面一点都不能出问题。”9月以后，王振举的病情加重了。单位领导强迫他去医院检查，他答应了，却悄悄与家人约法三章：第一，局里很忙，不要打搅领导和同志们；第二，自己掏钱租车，不准要局里的车；第三，不住院，看完就回。儿女们只好遵照他的意思租了一辆农用车送他去百里之外的固原地区医院，检查结果为肺癌。全家人惊呆了。当天，儿女们怀着巨大的悲痛把父亲送回家时，王振举惦记的第一件事却是督促老伴将80元租车费交给司机。后来，局领导坚持让他到银川的自治区医学院附属医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结果更令人痛心：王振举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也已转移到脑部……
1995年10月18日，彭阳县国税局派王斌副局长护送王振举到银川复查病情。当天，他们住在每人每天24元的交通饭店，王振举说：“随便住住就行了，明天可别在这么贵的地方住了，公家的钱能省一个是一个。”第二天，换到每人每天六元的隆湖饭店，王振举心里还是很不安。第三天等待复查结果，王斌见王振举太累怕支持不了，要找个旅店让他休息，他不肯，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花了六元钱，在一临街小店歇了四个小时。1995年10月29日，王振举在固原地区医院住了几天，便让家人办理了出院手续，乘班车返回彭阳，让当赤脚医生的大儿子在家里给他打吊针。1995年11月27日，王振举执意停止了在县医院的治疗，回到老家红河乡韩堡村他的土窑洞里。这时，说话已经很吃力的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成废人了，不要再麻烦大家，花公家的钱了。”
1996年4月20日，王振举不幸病逝，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家税务总局、自治区纪检委、党委办公厅、人大办公厅、政协办公厅等单位发了唁电。国家税务总局和人事部分别送了花圈。自治区党委书记黄璜、政府主席白立忱、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思忠、政协主席刘国范等领导分别为王振举题词，并送花圈表示深切悼念。有52个单位发来唁电唁函，不少单位送了花圈。尽管事前对追悼会的规模作了限制，但许多父老乡亲翻山越岭自发前往吊唁。不少人步行几里甚至十几里山路赶往红河乡参加追悼会，使参加追悼会的人数达2400多人。参加追悼会的既有干部职工，也有学校的孩子，还有满头白发的长者。在风俗习惯比较浓厚的山区，韩堡村上庄队54户人家打破常规，不分张王李赵，不论姓氏家族，为他戴孝送葬，全体村民署名为王振举立碑。
王振举去世后，为了宣扬他的感人事迹，宣传、文化部门以他为原型，创作了电视剧《他那一片天》、电影《王振举》、话剧《税官王振举》、书籍《公仆典范王振举》等大量文艺作品。其中，电影《王振举》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剧《他那一片天》获宁夏“五个一”工程奖，两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广受好评。话剧《税官王振举》成了宁夏话剧团的经典剧目，随着文化大篷车走乡串村，到全国数千个城镇乡村巡回演出，引起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