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为止，过犹不及。凡事不能太过，太过是过分的极端，是错误的坚持，是招致祸患的根源。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刚极易折，物极必反，都是追求太过得到的损害，懂得适可而止，才有悠游的心境，才能正确把握生命的尺度，才能获得平凡但快乐的幸福。
1．凡事有度，一切适可而止贵在时中在生活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起承转合过程中，人应随时随地、恰如其分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位置。中国人说：“贵在时中！”时就是随时，中就是中和，所谓时中，就是顺时而变，恰到好处。正如孟子所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鉴于人的情感和欲望常常盲目变化的特点，讲究时中，就是要注意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是看他会不会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并不是懦弱畏难。当人生进程的某一方面遇到难以逾越的阻碍时，善于权变通达，心情愉快地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目标去追求，这事实上也是一种进取，是一种更踏实可行的以退为进。古人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自不量力是做人的大敌。当一个人在一种境地中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退一步反而海阔天空。
世事如浮云，瞬息万变。不过，世事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而是穷极则返，循环往复。《周蝗·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日盈则昃，月盈则食”，中国人从周而复始的自然变化中得到心灵的启示：“无来不陂，无往不复”，老子要言不烦地概括为：“反者道之动。”人生变故，犹如环流，事盛则衰，物极必反。生活既然如此，做人处世就应处处讲究恰当的分寸。过犹不及，不及是大错，太过是大恶，恰到好处的是不偏不倚的中和。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出高超的处世艺术。中国人常说：“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廉颇做人太绝，不得不肉袒负荆，登门向蔺相如谢罪。郑伯说话太尽，无奈何掘地及泉，隧而见母。故俗言道：“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凡事都能留有余地，方可避免走向极端。特别在权衡进退得失的时候，务必注意适可而止，尽量做到见好便收。
一个聪明的女人懂得适度地打扮自己，一个成熟的男子知道恰当地表现自己。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到半开时。明人许相卿说：“富贵怕见花开，此语殊有意味。言已开则谢，适可喜正可惧。”做人要有一种自惕惕人的心情，得意时莫忘回头，着手处当留余步。此所谓“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宋人李若拙因仕海沉浮，作《五知先生传》，谓做人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时人以为智见，反其道而行，结果必适得其反。
君子好名，小人爱利，人一旦为名利驱使，往往：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不懂得适可而止，见好便收，无疑是临渊纵马。中国的君王大多数可与同患，难与处安。故老子早就有言在先：“功名，名遂，身退。”范蠡乘舟浮海，得以终身；文种不听劝告，饮剑自尽。
此二人足以令中国历史臣宦者为戒。不过，人的不幸往往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任何人不可能一生总是春风得意。人生最风光、最美妙的往往是最短暂的。俗言道：
“花无百日红，人无干日好。”就像搓牌一样，一个人不能总是得手，一副好牌之后往往就是坏牌的开始。所以，见好就收便是最大的赢家。世故如此，人情也是一样。与人相交，不论是同性知己还是异性朋友，都要有适可而止的心情。君子之交淡如水，既可避免势尽人疏、利尽人散的结局，同时友谊也只有在平淡中方能见出真情。越是形影不离的朋友越容易反目为仇。因此，古人告诫说：“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即使是恩爱夫妻，天长日久的耳鬓厮磨，也会有爱老情衰的一天。北宋词人秦少游所谓“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只是劳燕两地的分居夫妻之心理安慰，更应为终日厮守的男女情侣之醒世忠告。
古人言：“乐不可极，乐极生悲；欲不可纵，纵欲成灾。”乐极生悲一语中国几乎妇孺皆知，但一般人对它的理解往往是一个因快乐过度而忘乎所以、头脑发热、动止失矩，结果不慎发生意外，惹祸上身，化喜为悲。凡读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大致上可以领悟乐极生悲的含义。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雅致环境里，众贤毕至，高朋会聚，曲水流觞，咏叙幽情，这是何等快乐！
王羲之欣然记道：“是日也，天朗气晴，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但是，就在“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之时，突然使人产生了万物“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悲哀，于是情绪一转，“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憾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阵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是真正的乐极生悲。类似的心情变化可以在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中进一步印证。苏东坡与客泛舟江上，“饮酒乐甚，扣舷而歌”，这本来是很快活的，偏偏乐极生悲，“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偏偏又鸣鸣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这八个字真是把一个人由乐转悲之后的难言心境写绝。饮酒本是一件乐事，但多愁善感的人饮酒，往往会见物生情，情到深处反添恨。正如司马迁所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乐极生悲概括地讲，是一个对生命的热爱和留恋而生出的惘然和悲哀，详情而言，是一个人对生活中好花不常开、好景难常在的无奈和怅怀。人的情绪很难停驻在一种静止的状态，人对世事盛衰兴亡的更替习以为常之后，心境喜怒哀乐的轮回变换也成为自然，人在纵情寻乐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莫名其妙的空虚伤怀，推之不去，避之不开。因为欢乐和惆怅本来就首尾并列，所以庄子在“欣欣然而乐”之后感叹：“乐未毕也，哀又继之。”人只有在生命的愉悦中才能体会真正的悲哀。所以，真正的丧亲之痛不在丧亲之时，而在合家欢宴，或睹旧物思亡人的那一瞬间。人在悲中不知悲，痛定思痛是真痛。
适可而止，见好便收，是历代智者的忠告，更是一门处世的艺术。
佛教讲：“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因为“缘起”，因此人生有无限的机会、无限的力量、无限的潜能、无限的意义。可以说，人生就是一个“无限”。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无限，就毫无顾忌，妄肆而为。有的时候，更应该有个“适可而止”的人生。强开的花逆美，早熟的果难甜，天地的节气岁令，总有个时序轮换。悬崖要勒马，尸祝不代庖，举凡吾人的行事，也要有个分寸拿捏。《宝王三昧论》也说：“于人不求顺适，人顺适则心必自矜。见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则痴心亦动。”“适可而止”的人生实在可以作为座右铭的参考。
有傲骨，但不能有傲气《三国》的明星太多，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赵子龙……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祢衡在里面根本露不出头来。可若说祢衡在《三国》中是个无名之辈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祢衡在军事谋略方面的才能相形见绌，然而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颇深，他的辞赋很是有名。不过，我们今天说的并不是他这方面的名气，而是他的“狂”、他的“傲”。
他的狂傲完全体现在他的嘴上。不可否认的是，在整部的《三国》中找不出一个比他还能骂的狂人，不分对象、不分场合。而他也正是吃了这方面的亏。
当时，曹操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急欲招募一些有才能的人为自己效力。
求贤若渴的曹操听说祢衡有才，就想将他招为自己的属下。可祢衡却看不起曹操，不仅不肯去，还说了许多不敬的话。由于爱其才，曹操不忍杀他。得知祢衡会击鼓，便强令他到自己帐下做一名鼓吏。
有一天，曹操大宴宾客，就让祢衡击鼓，并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套青衣小帽。当祢衡穿着一身布衣来到席间时，从官大声呵斥：“你既是鼓吏，为什么不换鼓吏装束？”祢衡于是不慌不忙地脱了外衣，又脱下内衣，最后就当着满堂宾客，一丝不挂地裸身而立，然后才慢慢地换上曹操为他准备的鼓吏装束，击了一通《渔阳三弄》。曹操再三容忍，始终没有发作。
曹操并没有死心，又一次备下盛宴，要召见祢衡，并准备好好款待他。可狂傲的祢衡并不领情，还手执木杖，站在营门外大骂。曹操这一次也很生气，但为了自己的名声，只得用“借刀杀人”之计了，于是将他送与了刘表。
刘表当时正做荆州的太守，他很明白曹操的意图，就是想借他的手除掉祢衡。他也不愿落个杀才士的恶名，不得已，只好将祢衡送给了江夏太守黄祖。
黄祖可不像曹操、刘表那样有心计，他脾气暴躁，也不图那种爱才的美名，碰到像祢衡这样的狂妄之人，自然是水火不容。一次，黄祖在一艘大船上宴请宾客，祢衡出言不逊，黄祖呵斥他，祢衡竟然盯着黄祖的脸说：“你整天绷着一张老脸，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呢？”黄祖可没曹操那样的雅量，一气之下，便将他斩首了。这就是祢衡狂妄的最终下场。
恃才自傲者通常表现为妄自尊大、自命不凡、肆无忌惮、目中无人。只要有机会标榜自己，就会抓住不放，大吹大擂、口出狂言，常会给人一种趾高气扬、傲慢无礼的感觉，仿佛周围人都是一些鼠目寸光、酒囊饭袋之辈，全不把他们放在眼下。这也是人们常说的“狂妄”。
而祢衡的死就是过于恃才自傲、过于“狂妄”招致的。
有傲气的人大都从个人着眼，一切从个人出发，张扬自己无视他人，以一己之私傲视万物于脚下。这时的傲气就成为羁绊个人发展、破坏群体关系的一剂毒药，它所导致的是一种惟我独尊、目空一切、自高自大的自恋情结，同时相行而生的是一种排斥他人、拒绝合作、蔑视群体、崇尚个人的排他情结，从而形成一种自恋自娱的狭隘的个人空间。
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有句名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前半句很明确地告诫了我们：人不可恃才傲物、孤芳自赏——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而应该尊重别人，不要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那样根本无法提高自己，只能让自己在自傲自负中一天天堕落下去。傲骨是自尊，是适度，傲气则是过量。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祢衡之类“傲气”十足的人确实不少，这种“傲气”不但给他们自身造成巨大危害，同时也给他们周围的人群和团体乃至社会和人民造成巨大危害。这种“傲气”之危害如此，肯定是要不得的，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不应该有它的立足之地。
恰到好处，恪守中庸“为而不争，争千秋不争时。唯其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凡事取乎中，是应付时代与任何事物的良法。中是不偏不倚，不左倾不右斜。非中则不能正，非正则不能稳，非稳则不能久。”这段话乃《糊涂大略》一书中的一段妙论。对中庸思想做了一番形象的概括。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儒家修身的重要标准。中，与中和、中正、中道等义相近，有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含义；庸，有平常、常道、用等古义。所谓中庸之道，简单地说，就是在思考问题或为人处世时，要做到恰到好处。
中庸之道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含有与进取精神、竞争意识相冲突的因素，但它主张把不偏不倚与无原则的调和折中相区别，强调人格培养的全面性，把握言行的一定界限等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孔子说：“中庸之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即恰当，“庸”即作用。“中庸”即中为用。中庸作为德性而言，是指达到恰当适合的程度，一般老百姓所缺乏的就是这个。中庸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德性，中不离用，离用则无中庸。所以它又是一种处世之道，政治之道，安身立命之道。
孔子在鲁桓公的庙里参观，看见一种倾斜而不易放平的容器，就向守庙人询问道：“这是什么容器？”守庙人说“这大概是人君放在座位右边的一种器具。”孔子说：“我听说这种器具空着的时候倾斜，装进一半水就正立着，灌满了就翻倒了。”孔子回头对学生说：“灌水吧！”学生就舀水灌进容器里。水灌到一半，容器就正立着，注满水就翻倒了，空着的时候就倾斜，孔子喟然长叹：“唉！哪有满了不翻倒的呢？”子路问道：“请问保持富贵的地位，如同保持水满而不翻一样，有什么办法呢？”孔子说：“自己聪明、智慧，要保持愚笨的样子；功劳覆盖天下，要保持谦让的样子；即使勇敢而力气盖世，也要保持怯弱的样子。财富拥有全天下，要保持谦让再谦让的方法。”这就极形象地说明了“物极必反”的中庸道理。
据《论语·尧日》记载，在尧传位于舜、舜传位给禹的禅让时代，提出“允执其中”，真正做到恰到好处。所传皋陶的“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明显地体现了中庸的色彩。西周的箕子对武王说，要把握做事的“度”，不走极端。儒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提倡儒家讲“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道德境界也即“适中”。“中”的含义就是适中、适宜、无过无不及，中正而不偏颇。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在孔子看来，“狂者”志趣远大，但知进而不知退，“狷者”洁身自好，但不合时宜，二者一是过，一是不及，都不符合中庸。只有“中庸”兼二者之长而无其偏，言行皆适得其宜’恰到好处，符合一定的标准。孔子把超过于“中”，称为“过”，把达不到“中”，称为“不及”。“过”和“不及”是事物发展的两个极端。这两种倾向都是孔子所反对的。
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颛孙师(子张)，一个叫卜商(子夏)。前者天资聪颖，但性格急躁，做事情往往超过恰到好处的标准；后者达不到恰到好处的标准。换句话说，子张的缺点是“过”，子夏的缺点是“不及”。对此，子贡问孔子，这两个人谁更强一些的时候，他回答说：“过犹不及。”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
在社会生活中，“不及”的不良后果容易被人们肯定；而“过”的不良后果则不容易被人们理解。孔子的学生曾参，以孝敬父母著称。
一次，他到瓜田铲草，不小心把瓜苗的根铲断了。父亲十分生气，抡起棍子劈头盖脸地狠打。
曾参既不躲闪也不求饶，任凭父亲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
孔子得知此事，心里很不高兴，不让曾参上学。曾参不明其意，托人去问孔子。孔子说，儿女有过错，父母拿起小棍子轻打，应该站着受罚；如果动用大棍，就必须走开，以免受伤。
可是，曾参却在父亲暴怒时，情愿被打死也不走。这不是陷父亲于不义吗？曾参的过错并不比不孝顺的人轻。
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过分苛求，性情刚直又不矫枉过正，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品的鱼虽然腌在缸里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要能把持住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做人处事的美德。
功成要身退身处名利场中，如果平庸懦弱，别人会对你不屑一顾；如果表现得锋芒毕露，又会遭到别人的排斥乃至人身攻击。历史上，因功高震主而不得善终的人比比皆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当你在为你的上级卖命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想历史，想想你是否有退路，想想背叛的可能，否则你就会真得死无葬身之地了！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太灵验。它会使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其消极之处。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能够收盘，就和现在的炒股票一样，激流勇进是一种勇气，那激流勇退就是一种智慧。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功成身退”的思想。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遣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其含义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能够有胸襟将一切名利都抛开，隐退起来。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因为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聪明的人能上能下，能屈能伸，能进能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居庙堂之高，退处江湖之远，都能安身立命，得其所哉。要做到这一点，做事就要留有余地，预为退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勇往直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不得已用于一时一事则可，而不分场合地用于一生一世，则非智者所为。
汉高祖刘邦的军师张良在辅佐刘邦获得天下之后，便毅然决定弃官隐退。
他向刘邦请求：“我是你成为帝王的三寸不烂之舌的军师，蒙恩拜领万户封地，名列公侯，这在老百姓中已是最高荣誉了。我的任务至此已经完成。从今以后，我要舍弃主俗，漫游仙界。”刘邦应允了他的请求，所以，张良才得以平安无事，免遭不测。
我国春秋末期，在今天的苏杭一带，有吴、越两国。两国虽然相邻，但是为了争夺霸业，互不相让，相互对抗。后来，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之手，忍辱负重到吴国给吴王当起了马夫。经过两年磨难之后，吴国才答应让勾践回国。勾践回国后一直记着所受的耻辱，卧薪尝胆，立誓雪耻。20年后，越王勾践终于打败了吴国。此时功高盖主的范蠡没有被其功名所诱惑，而是理智地选择了辞官隐退！如不这样，那他最终会和“文种”一样，被勾践杀死！帝王之心就是这样残忍！
所谓预留退步，又有两重意义。一重意义是为个人的安危荣辱计，避免卸磨杀驴的的悲惨结局。另一重是为事业成败计，使你的上司能没有顾虑地去用人，而不临敌变计，临阵易将，以免功败垂成，徒呼负负。
现在的人把“明哲保身”和“但求无过”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不恰当的。前者是一种积极而充满智慧的处世方式，而后者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应世方法，二者有本质区别的。“明哲保身”的人可以像范蠡那样用自己的洞察力去应付世事，从而获得成功；而“但求无过”的人只能处处受别人的左右，怕走弯路而停滞不前，怕污染环境而禁止重工业的发展，有点儿思想的人都知道这种极端消极的思想是要不得的，当然更不可能和大智大慧的“明哲保身”者有共同之处。
2．对不能补救的事，何不使自己知足；
对不能纠正的事，何不使其顺其自然顺任自然生活在世上，每个人的活法各不相同。面对同一个客观环境和自然条件，为什么有的人活得痛苦，有的人活得轻松呢？这其中除了禀赋差异外，就是聪明人懂得调整个人与客观环境的关系，审时度势，超然处世，顺应自然。智者顺时而成功，愚者逆理而失败。
唐朝诗人刘禹锡才富五车，诗名很大，为人爽直，但有时做人不够圆通，惹来不少麻烦。当时有项风俗，举子在考试前都要将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朝廷有名望的官员，请他们看后为自己说几句好话，以提高自己的声誉，称之为“行卷”。襄阳有位才子牛僧孺这年到京城赴试，便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来见很有名望的刘禹锡。刘很客气地招待了他，听说他来行卷，便打开他的大作，毫不客气地当面修改他的文章，“飞笔涂窜其文”。刘本是牛的前辈，又是当时文坛大家，亲自修改牛的文章，对牛创作水平的提高是有好处的。但牛僧孺是个非常自负的人，他从此便记恨于心了。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刘禹锡仕途一直不很得意，到牛僧孺成为唐朝宰相时，刘还只是个小小的地方官。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禹锡与牛僧孺相遇在官道上，两个便一起投店，喝酒畅谈。
酒酣之际，牛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之语，显然对当年刘禹锡当面改其大作一事耿耿于怀。刘见诗大惊，方悟前事，赶紧和诗一首，以示悔意，牛才解前怨。刘惊魂未定，后对弟子说：“我当年一心一意想扶植后人，谁料适得其反，差点儿惹来大祸，你们要以此为戒，不要好为人师。”智者懂得，人生道路曲折多变，有些时候，对事物的发展只有“顺其自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凡事不可强求。“顺其自然”，就是对世间的功名利禄、是非得失看得淡泊，不去执著追求，笑对毁誉。这也不失为一种糊涂。
亲鸾《末灯抄》：“自是‘主动地’之意，然是‘变成这样’之意。故‘自然’非由行者所裁夺，乃如来的信誓也。”此处的“自然”并不是指自然科学所说的单纯的自然事物，而是指透过宗教的觉醒的眼光所见的世界，也就是一切事物按照佛意成为它现在的样子。
顺任自然，有人认为是一种糊涂，但是，只要抛弃自己迷乱的思想，置身于听任佛意支使的境界中，就能真正发挥具有自主性的自我，这并非如宿命论所言的听其自然。
人对待生活，如果能将自己与自然合二为一，顺应自然地度过人生，那就必定能达到人生无忧无虑的最高的“糊涂”境界。
过去且归于过去对于过去的错误，我们不应耿耿于怀。一方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要总停留在过去，过去的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不能代表现在和未来。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对于禅学一道也颇有研究，他所作的《禅堂》
一诗就暗藏着深刻哲理——万籁俱缘生，杳然喧中寂。
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
这首诗是柳宗元被贬之后所作，前两句诗的意思是：大自然的一切声响都是由因缘而生，那么，透过因缘能够看到本体；在喧闹中，也能够感受到静寂。后两句意思是说，心空如洞，更无一物，所以就能不被物所染，飞鸟(指外物)掠过，也不会留下痕迹。它不仅写出了被贬之后的幽独处境，而且道出了禅学对这种心境的影响。
可以说，人的一生由无数的片段组成，而这些片断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风马牛毫无关联的。说人生是连续的片断，无非是人的一生平平淡淡、无波无澜，周而复始地过着循环往复的日子；说人生是不相干的片断，因为人生的每一次经历都属于过去，在下一秒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忘掉过去的不幸，忘掉过去不如意的自己。
在雨果不朽的名著《悲惨世界》里，主人公冉·阿让本是一个勤劳、正直、善良的人，但穷困潦倒，度日艰难。为了不让家人挨饿，迫于无奈，他偷了一个面包，被当场抓获，判定为“贼”，锒铛入狱。
出狱后，他到处找不到工作，饱受世俗的冷落与耻笑。从此，他真的成了一个贼，顺手牵羊，偷鸡摸狗。警察一直都在追踪他，想方设法要拿到他犯罪的证据，把他再次送进监狱，他却一次又一次逃脱了。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饥寒交迫，昏倒在路上，被一个好心的神父救起。神父把他带回教堂，但他却在神父睡着后，把神父房间里的所有银器席卷一空。因为他已认定自己是坏人，就应干坏事。不料，在逃跑途中，被警察逮个正着，这次可谓人赃俱获。
当警察押着冉·阿让到教堂，让神父辨认失窃物品时，冉．阿让绝望地想：“完了，这一辈子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了！”谁知神父却温和地对警察说：
“这些银器是我送给他的。他走得太急，还有一件更名贵的银烛台忘了拿，我这就去取来！”冉·阿让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警察走后，神父对冉·阿让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重新开始吧！”从此，冉·阿让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搬到一个新地方，努力工作，积极上进。后来，他成功了，毕生都在救济穷人，做了大量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冉。阿让正是由于摆脱了过去的束缚，才能重新开始生活、重新认定自己。
人们也常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同样，当年的辉煌仅能代表我们过去，而不代表现在。面对过去的辉煌也好、失意也罢，太放在心上就会成为一种负担，容易让人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结果往往令曾经辉煌过的人不思进取，而那些曾经失败过的人依然沉沦、堕落。然而，这种状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有一天，有位大学教授特地向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禅师南隐问禅，南隐只是以茶相待，却不说禅。
他将茶水注入来客的杯子，直到杯满，还是继续注入。教授眼睁睁地望着茶水不停地溢出杯外，再也沉不住气了，终于说道：“已经溢出来了，不要再倒了！”“你就像这只杯子一样”，南隐答道，“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呢？”人生就是如此，只有把自己“茶杯中的水”倒掉，才能让人生倒人新的“茶水”。
生命的过程如同一次旅行，如果把每一个阶段的成败得失全都扛在肩上，今后的路只能会越走越窄，直至死角末路。
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孔子说：“已经做过的事不要再评说了，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再议论了，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追究了。”他是要告诉我们，做事情不要被已经发生的相关的事情所困扰，只要是正确的，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没有必要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悔恨，眼光要向前看。
每个人都有怀旧的心理，即使嘴里高喊着向前看，眼睛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瞄向已经过去的日子。绝大多数人对新事物的接受会表现出一种羞羞答答的心态，直到新事物不再新鲜，再用一种怀旧的或恍然大悟的口吻来评说。客观地分析，向后看既是对过去的留恋，也是对现实的迷惘和不满。
但当今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因此，向前看就显得比怀旧更为重要。特别是对新事物，更应该用发展的和超前的眼光来认识对待。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由在一定的时空中有规律地运动着的物质组成的，就是说，分析事情或现象要以特定的时空作为条件。因此，我们特别强调要向前看，否则，难免落伍而被新新人类蔑视为“土老二”或“阿乡”。
而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对曾经失去的机会耿耿于怀，每当失意的时候，都会感叹：如果当初我那样选择，那么现在我将是怎样怎样了。但关键是你没有那样选择，关键是你已经失掉了那个机会，如果你再自怨自艾下去，你将失掉下一个机会。所以，过去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放在心上，你当初那样做，一定有你那样做的理由，谁也无法预测未来，不能用你的今天去对比你的昨天，然后使自己生活在痛苦中。这两者之问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对于现实来说，预测永远都要甘拜下风，你当然不必为曾经的失误选择而伤心沮丧。
东汉大臣孟敏，年轻的时候曹卖过甑。有一天，他的担子掉在地上，甑被摔碎了，他头也不回地径自离去。有人问他：“甑摔坏了多可惜啊，你为什么都不回头看一看呢？”孟敏十分坦然地回答：“甑既然已经破了，再疼惜它又有什么用呢？”是的，甑再珍贵，再值钱，再与自己的生计息息相关，可它已被摔破，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你为之感到可惜，心疼如焚，顾之再三，又有什么益处呢？
这就是明代大学问家曹臣的《说典》中的一则小故事《甑已摔破，顾之何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为无法改变的事痛惜、后悔、哀叹、忧伤，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聪明人的共同的生存智慧。
我们都经历过某种重要或心爱的东西失去的事情，并大都在我们的心理上投下阴影。究其原因，那就是我们并没有调整心态去面对失去，没有从心理上承认失去，总是沉湎于已经不存在的东西，没有想到去创造新的东西。与其抱残守缺，不如就地放弃。普希金的诗中说：“一切都是暂时，一切都会消逝，让失去变得可爱。”失去不一定是损失，也可能是获得。有些人终日为过去的错误而悔恨，为过去的决策失误而惋惜，沉溺于过去的错误之中，这是事业成功的一大障碍。它会斩断进取的锐角，磨钝智慧的锋芒，甚至愚蠢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过去失败了，下次恐怕不行了。”因此，畏首畏尾，顾虑重重，很难取得事业的成功。
甑被打破，不可能恢复原状；牛奶被打翻，不可能重新装回杯中。任你哀叹，任你后悔，任你捶胸顿足呼天喊地，任你悔断肠子心疼肝疼胃疼，任你三天不吃饭五天不睡觉，也肯定不会改变这个已经板上钉钉的事实。
辛弃疾在一首词中写道：“叹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是的，在生活中，不可能事事顺心、万事如意。下岗，被精简，被老板炒了鱿鱼，不如意；落选，被降职，被顶头上司冷落，不如意；评副高职称少了一票，送学术刊物的论文泥牛人海，不如意；经商亏本，工厂赔钱，路上被窃，也不如意……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一旦遇到这样的事该怎么办？想想《甑已摔破，顾之何益》，想想“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想想人家的生存智慧，对自己肯定会大有裨益的。
在当代社会，更应具有这样的生存智慧，因为在社会激烈的竞争中，我们手中的“甑”随时可被他人打破，杯中的牛奶也可能被打翻。遇到这样不如意的事，不哭天抹泪，不怨天尤人，不消沉颓唐，不心灰意懒；记取教训，挺直腰杆，义无反顾，径直向前。生活中，这样的人才能出人头地，才能成为强者，才能事业有成，才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才会有鲜花美酒的陪伴。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就不要再耿耿于怀。调整好心态，勇敢地面对现在和未来。要知道，悔恨过去，只会损害眼前的生活。不要让“打翻的牛奶”潮湿了我们的心情，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这件事而拒绝这一天的生活，相反，我们应该将这天的生活过得平静而恳挚，这样才会有丰盈的过去，也才能开创未来。
“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这句话包含了丰富深刻的哲理，过去的已经过去，历史就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不能重新开始，不能从头改写。为过去哀伤，为过去遗憾，除了劳心费神，分散精力，没有一点儿益处。
3．过刚的易衰，柔和的长存郅都刚直而死商客是殷商时期的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相传他教授了老子最重要的人生哲学——过刚易衰，柔和长存。
商客生命垂危的时候，老子来到他的床前问候说：“老师您还有什么要教诲弟子的吗？”商客张开嘴让老子看，然后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大惑不解地说：“当然还在呀！”商客又问：“那么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说：“全部落光了。”商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老子说：“你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吗？”老子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想这是过刚的易衰，而柔和的却能长存吧！”商客点点头笑了笑，对他这个杰出的学生说：“天下的许多道理几乎全在其中了。”商客简短的几句话，道出了中华文化二千年来的道家精髓，刚性的东西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就容易折损，而柔和的却能耐住时间的打磨，任多大泰山压顶，也能像花草一样弯曲地找到生存的通道。
汉文帝时，郅都踏入仕途，初任郎官，为文帝侍从。汉景帝继位，郅都被晋升为中郎将。他性格耿直，“敢直谏”，也能抛开情面，“面折大臣于朝”。
很快，便得到汉景帝的重视。
郅都因为镇压豪强而声名大震。汉初，汉政府倡行“无为而治”，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有的居然横行地方，蔑视官府，目无王法，不守国法。如济南郡的目间氏豪强，仗着宗族户多人众，称霸地方，屡与官府作难。地方官循于常法，“莫能制”，于是汉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针对不法豪强目无国法、为所欲为的特点，采取了以暴制暴的酷烈手段。到任即捕杀目间氏首恶，推行严法，开西汉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之先河。济南郡首恶被诛，“余皆股粟”，不敢再与官府对抗。他在任一年多，号称难治的济南，政治清明，国泰民安。“郡中不拾遗”。郅都雷厉风行地摧折济南豪强，影响极大，周围十几郡的太守对他衷心敬服，视他如上司。
汉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郅都迁升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亲领北军。他执法不阿，从不趋炎附势，或视权臣脸色行事。当时统治者一意恢复国家的经济实力，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因而人民受的剥削较轻，安居乐业，极少有百姓触犯法律之事，犯法者多为皇亲国戚、功臣列侯。郅都行法不避权贵，凡犯法违禁者，不论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惩之。列侯宗室对郅都是又恨叉惧，见他皆侧目而视，背后称他为“苍鹰”，喻指他执法异常凶猛。
汉景帝原太子刘荣，因其母粟姬失宠被废为临江王。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他又因侵占宗庙地修建宫室犯罪，被传到中尉府受审。郅都责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给他刀笔，欲写信直接向景帝谢罪，郅都不许。
窦太后堂侄魏其侯窦婴派人悄悄送给刘荣刀笔，刘荣向景帝写信谢罪后，在中尉府自杀。窦太后闻讯大怒，深恨郅都不肯宽容，责景帝将他免官还家。
当时匈奴铁骑连年南侵，汉朝无得力边疆大吏，边境数郡久不安宁。因此，郅都还家不久，汉景帝又派专使到郅都家乡，拜郅都为雁门郡太守，命他抗击匈奴，并特许他不必按常规赴朝面谢，由家中直接取道赴任，“得以便宜从事”；一切事情酌情裁定，先行后奏。匈奴人听说过郅都的节操威名，得知他就任雁门太守，惊恐万分。郅都才抵达雁门郡，匈奴骑兵便全军后撤，远离雁门。至郅都死，都不敢靠近雁门郡。匈奴首领曾用木头刻成郅都之形，立为箭靶，令匈奴骑兵飞马试射，兵士们畏惧郅都，竞无一人能够射中。匈奴对郅都恨之入骨，乃遣人深入内地，四处散布不利于郅都的谣言。窦太后听到后，不加分辨，立即下令逮捕郅都。汉景帝心知郅都冤枉，说：“郅都忠臣。”准备释放．．窦太后不忘旧十艮，不容许。在她的蛮横干涉下，郅都终于被杀。郅都死后不久，匈奴骑兵便侵入雁门。
郅都为官忠于职守，公正清廉，他为官有一句名言：“以倍亲而仕，当奉职死节于官下，总不顾妻子”是他为官做人的最好写照。后人对他评价皆很高。汉成帝时，大臣谷永在一道给汉成帝的奏折中曾论及郅都，说：“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沙幕。”并把他与战国赵国的廉颇、赵奢等名将并列，誉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后人的这些赞誉，当是对郅都最中肯的评价。但是，他为人“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做的又是执法的都尉，凌辱功臣、权贵，得罪的人实在不少。
他就像一颗坚硬的牙齿，无所规避，在日积月累的碰撞中难免根基损蚀，最终难逃厄运。
不通权变的商鞅提起商鞅，稍具历史的人都知道，但却很少有人会知道商不过是他的封号而不是姓，商鞅本姓公孙，也是姬姓后人，商鞅是卫之庶公子，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个不可能从家族中讨得多少好处的豪门弃子，大多此类人物在古代只要不过分败德，保一生荣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如果没有过人的才情和好的伯乐想功成名就也是相当困难的。
商鞅是不屑与平淡一生的，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比较艰难却能声名显赫于当世功绩足以留史册的仕途。醉心于刑名的商鞅，游历诸侯寻求着发展空间，辗转来到了魏国，时魏惠王治下的魏国完全具备争雄天下的实力，于是商鞅就在强大的魏国安定了下来，准备有朝一日能在这里大展宏图，不幸的是魏惠王手下能人辈出，没有年纪轻轻的商鞅立足之地。魏相公叔座向魏惠王推荐商鞅，魏惠王没有同意，公叔座认为商鞅若为他国所用，将来必定是魏国的大敌，就恳求魏王杀了商鞅。魏惠王只是笑笑，认为公叔座老糊涂了，既然要推荐商鞅。又为什么要杀他。魏相先公后私，把他劝魏王杀商鞅的事告诉了商鞅，劝鞅疾去，商鞅不为所动，答复座日：魏王不听君言任吾用，安能听军言杀我。
遂不去。及座病甚故去，又问得秦孝公欲得天下谋事于秦共谋国策，乃西入秦。
入秦后的商鞅如平阳的猛虎走进了山林，开始展现出他嗜血的一面。经各方打理后，商鞅很快找到了孝公之宠臣景监，由景监引荐终得见其一生的英主孝公，在三番进言未果后，改变策略，用急功近利的王霸之术打动了急需迅速提升国力的孝公，孝公终任其政。商鞅受重用后，立马提议要改革古制，以新法治国，在新法出台之前受到了秦国重臣的一致反对，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使得秦孝公最终力排众议下决心变法。变法伊始，甚不得力，为了能尽快展开变法大业，商鞅想了个妙绝的办法，用实惠让秦国百姓知道了国要变法的决断。经此利诱，百姓信服。变法阻力没有了，于是，商鞅大行其道，将他的刑名之术搬到了陈旧的秦国。忌惮于商鞅的残酷刑法，民众不敢懒做，更不敢偷盗，耻于私斗，勇于公斗。经十余载持之以恒的变法，秦国终于壮大起来了。
秦孝公欣慰于商鞅变法带来的实质益处，正式给了商鞅以相职，并封赐他富庶之地商。商鞅凭自己的才能做到国相的位置，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如果说商鞅能在秦相位置上善终，那无疑是成功的，也值得后世敬仰并推崇的。但商鞅的刻薄少恩和贪婪无度早就注定了其咎由自取的结局。
商鞅的刻薄少恩在其变法的过程中暴露无疑，法不容情在法制社会的今天看来是很在理的，但在以权治国的古代社会无疑是过分的。不论因何触法，只要触犯了法规，就必须受罚，没有任何理由，一时间多少人因此饱受皮肉之苦，多少人因此满怀怨恨而终，多少人因此亡命天涯。最抵触的无疑是当权者，因为他们法外开恩的特权受到了侵犯，太子不留神犯法，商鞅竞刑其大夫，黥其师。诚然此举能令人信服，但何尝不在给自己种下祸根，在一切为己的社会里，商鞅无疑是不懂得变通的人。
商鞅最令人不齿的行为应当是诈败魏国。虽说战场上为得胜利不择手段是常事，但商鞅以饮酒求和为名引得魏将公子昂前来并于席间袭杀之，实无最基本的道德，可以说是道德沦丧。我们说计策不是不可以用，但不能这样用，无论是用间还是使诈，都不能失了信度，虽然战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交锋，但以自己的信用作手段无论如何都不能信服的，因此而得到的恶果最终要了商鞅的命。
再说他贪婪无度，在成秦相后，商鞅有些飘飘然，大谈自己对秦国的贡献．四处招摇，一度有不摆足排场不出行的情况出现。隐者张良晓之利害，认为商鞅之贡献比之五羊大夫来实不值得一提，且进一步指出商鞅变法急功近利．与百姓无恩，与卿相无德，如再贪恋名位荣华，必将身败名裂。劝商鞅及时抽身秦国，以保得后世太平。然而，处于权力顶峰的商鞅非但不认可赵良的规劝。反而变本加厉，拿自己和辅助秦穆公称霸诸侯的五毅大夫并论，并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他，商鞅终不信赵良之言。
等孝公死了，果如赵良言，太子登位后，商鞅立马就被受过他刑罚的太子师傅的报复。秦惠王以谋逆罪捉拿之，商鞅出奔，夜欲就民舍，被民舍以不验证正身不能留宿为由拒绝(被自己定下的制度所制，可悲可叹。作茧自缚用在商鞅身上实不过分)，后又逃之魏地，因痛恨其昔年诈败公子昂而不肯接收他．最终走返秦地被捉后遭车裂。
商鞅可以说是一个天性刻薄的人，虽然推行的改革使秦国壮大富强，可是他的一系列政策多是严酷刑法，没有人情味。自己也不知变通，一味逞强好能，不考虑将来，太子尚且怕他三分。可是，如此得意洋洋，志满自得的日子必定不能长久，正如老子所言，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最终，商鞅被车裂，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