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为国。请断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旧，其他悉罢还为民，可得耕夫织妇五十余万人，一冗去矣。天下厢军不择孱小尪弱而悉刺之，才图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廪粮，岁费库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为盗贼，虽广募之，无益也。其已在籍者请勿论，其他悉驱之南亩，又得力耕者数十万，二冗去矣。国家郡县，素有定官，譬以十人为额，常以十二加之，即迁代、罪谪，随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阙，群起而逐之，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请诏三班审官院内诸司、流内铨明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实置选限，稍务择人，俟有阙官，计员补吏，三冗去矣。
何谓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有虚日，且百司供亿，至不可赀计。彼皆以祝帝寿、奉先烈、祈民福为名，臣愚以为此主者为欺盗之计尔。陛下事天地、宗庙、社稷、百神，牺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岁时荐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报哉？则一费节矣。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添置官府，衣粮率三倍他处。居大屋高庑，不徭不役，坐蠹齐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财，营建祠庙，虽曰不费官帑，然国与民一也，舍国取民，其伤一焉，请罢去之，则二费节矣。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夫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设，劳众而飨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地非边要、州无师屯者，不得建节度；已带节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师，则三费节矣。
臣又闻之，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陛下能躬服至俭，风示四方，衣服起居，无逾旧规，后宫锦绣珠玉，不得妄费，则天下响应，民业日丰，人心不摇，师役可举，风行电照，饮马西河。蠢尔戎首，在吾掌中矣！
“三冗”“三费”问题，的确是北宋进入中期以后最头疼的社全问题，有目共睹，智者共识。青年范仲淹于此早有关切与建言，并一直在思谋解决之道。宋仁宗少即聪慧多思，面对老爸这份“三冗”“三费”的遗产，心下也是着急得很，立志要改革求变。他在亲政前，就发现范仲淹是个罕见奇才，颇堪大用，对这位长自己二十一岁的臣下以师礼敬之。尤其是范仲淹为自己亲政的事甘冒风险，据理力争，严遭贬谪，更是感佩难忘。亲政之后，本想重用范仲淹，怎奈太后垂帘，老臣挚肘，诸事不顺，更有西夏犯边，一直也就没个合适机会。再说了，这范先生也太过耿直，遇事绝不转弯，有时候你还真不好回护他，只好暗中予以关照，虽做了贬官，也让他有点“薄责落善地”“谪官却得神仙境”的感想，知道我宋仁宗不会忘了他，还会重用他。现在西事略缓，老臣凋零，而范、韩名望日隆，欲建中兴伟业，不起用范仲淹更待何时！
你别说，宋仁宗掐把得还真准，此时意欲变法，厉行新政，舍范仲淹担纲扛鼎而外，真是别无最善。如果说，范仲淹连遭三贬之后，以其道德文章和不畏权势、刚正磊落的风骨，已然成为当时士大夫和天下士子心目中的楷模人物的话，那么，当下这位文武双全的沙场英雄，年过半百而愈显德高望重，则赫赫然成了北宋朝堂的灵魂人物，成了史上一个最大的庙堂士君子群的核心人物，甚至成了一代世风的缔造者。伟大如苏东坡，以未能拜识生前的范仲淹引为终身之憾，且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评说，范仲淹影响所及，“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六一居士集叙》）后世学人任友龙在《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中也这样说：“问学精勤，立大志于穷约者，莫如范公；名节不屈，成大勋于显用者，亦莫如范公。学者所宜宗师。”
宋仁宗既然认准了范仲淹，决心起用他实行变法，就得很快把他从前方调回来，这好办，已经下了诏令。同时，他还想着实地为范仲淹再做点什么事，创造些有利条件，做什么呢？……正在此时，监察御史孙沔题本弹劾宰相吕夷简，此奏属重磅炸弹，有点影响，不妨在此一录：
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及以使相出镇许昌，乃荐王随、陈尧叟代己。才庸负重，谋议不协，忿争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寝废。又以张士逊冠台席，士逊本乏远识，至隳国事。盖夷简不进贤为社稷远图，但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欲使陛下知辅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复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简还，自大名入秉朝政，于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州将帅累以败闻，契丹无厌，乘此求赂。兵歼货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变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于此。今夷简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药，亲写德音，乃谓“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义士传闻诏语，有泣下者。夷简在中书二十年，三冠辅相，所言无不听，所请无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为陛下报？天下皆称贤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毁之也；皆谓邪而陛下不知者，朋党蔽之也。比契丹复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兵，则景德、祥符之风，复见于今矣。若恬然不顾，遂以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复救。而夷简意谓四方已宁，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无一言启沃上心，别白贤不肖，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书其罪也。
宋仁宗明知范仲淹胸襟远大，对吕夷简并不记挂私怨，但毕竟道不同难与谋，将来共事是个问题。但他禀性仁慈，尽管吕夷简已经以年老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他就是对这个乖巧顺从的老臣下不了手。可巧此时孙沔一奏，耸动朝堂，吕夷简更是坚决不干了，宋仁宗也就顺势放手，任晏殊、章得象为相。同时，擢杜衍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这样，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二把手，都成了赞赏和支持范仲淹的师友同道；章得象虽然史称“无所建明”，平庸一点，但绝对是个忠厚人。宋仁宗继续做好事，又特任欧阳修、蔡襄、王素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时称“四谏”，亦誉称“四贤”。这些人当年在“百官图事件”中，可都是“舍命陪君子”的人物，大都与范仲淹共进退。尤其蔡襄那五首《四贤一不肖诗》诗，赞誉范、余、尹、欧阳四人而讽刺高若讷，一时京城洛阳纸贵，士人争相传抄，书贩大获红利，连辽国使者都偷偷买了一本，回国张贴在幽州（今北京市西南）的馆舍里。对于富弼此人，前文书中交代不多，在此必须补叙一下，他和欧阳修可是庆历新政中范仲淹的左膀右臂呢。
笔者寻访青州时，进过那里的三贤祠，一排三大间厅堂，正厅供着范仲淹，右为欧阳修，左为富弼，是为三贤。昔为名臣，今成神仙，香烟缭绕中令人不禁思接千载。范仲淹与富弼的渊源要深点，范仲淹在兴化修捍海堤坝时，二十岁的富弼就前去拜访。范仲淹奇其禀赋之高，誉为“王佐之才”，遂定师友忘年交。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教务时，富弼即为在校生，其间，还成就了富弼的好姻缘。《邵氏闻见录》载：“一日，晏（殊）谓范（仲淹）曰：‘吾一女及笄，仗君为我择婿。’范曰：‘监中（应天书院）有二举子，富皋、张为善[53]，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辅，并可婿也。’晏曰：‘然则孰优？’范曰：‘富修谨，张疏俊。’晏曰：‘唯。’即取富皋为婿，后改名，即富公弼也。为善后亦更名方平云。”当然，富弼一生追随范仲淹，并不在乎这种世俗关系，君子之交，唯道也。他对范仲淹的感情有多深，可以从后来所作《祭范文正公文》中看出来：
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既举而仕，政则未谕，公实饰之。公在内史，我陪密幄，得同四辅之仪；公抚陕西，我抚河北，又分三面之寄。公既罢去，我亦随逝。从古罪人，以干魑魅。公我明时，咸得善地。自此蛊孽，毁訾如沸。必置其死，以快其志。公云圣贤，鲜不如是。出处以道，俯仰无愧。彼奸伊何，其若天意？我闻公说，释然以宁。既而呶呶，果不复行。于是相勖以忠，相劝以义。报主之心，死而后已。
可以想见，“一气殊息，同心异体”，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似的，这还不算铁哥们儿？现在富弼做了枢密副使，即中央军委副主席[54]，这对即将统领改革大计的范仲淹意味着什么？再加上另一位患难与共的铁哥们儿欧阳修，还有比这更为得力的搭档和帮手吗？再加上范仲淹的老师友晏殊、杜衍贵为军政首脑，余靖、蔡襄把守监察要津，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范仲淹、韩琦二位回来就职。这简直就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组合啊！如此看来，宋仁宗这个好事真算做到家啦！
就在宋仁宗优化整合之初，还有一个小插曲，不但很有意思，而且事关重大，重大到关乎变法成败。是这么回事：先是，宋仁宗想把西北前线的正副统帅一并委用，夏竦任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
可令仁宗皇帝没想到的是，夏竦这个人选，竟然遭到新任台谏官们的一致反对。谏官欧阳修、余靖和御史中丞王拱辰等，认为夏竦在西北前线期间，平庸怯懦，毫无建树，而且“世以为奸邪”，诡计多端，不可重用。仁宗还是有点游移，心说：朕都下诏叫人家回来“面圣”了，再把人家打发回去，这不好吧？但又连续收到不少反对夏竦入京的奏疏，真有点朝议汹汹的架势，仁宗这才不得不下定决心，重新下诏以杜衍取代夏竦，担任了举足轻重的“中央军委主席”——大宋枢密院正卿枢密使。而夏竦好事一夜翻盘，只好继续留在蔡州当地方官，心头这个恨哪可算入了骨啦！在这一重大人事变动中，新任谏官发挥了关键作用，将一个可能的“害群之马”排除在外，成就了一个理想的“明星组合”，为庆历新政打下了可靠的组织基础。但事情往往就是祸福相依，拿掉夏竦固然好，却也就此埋下了一个重磅定时炸弹。后来，正是这位连煮熟的鸭子也吃不上的夏竦，恼羞成怒，一变而成为最可怕的反对派首领，采用“模仿笔迹”“伪造诏书”等一系列最卑劣、最阴毒的手段，陷庆历新政于困境与绝路。此事留待后面细说。
且说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的春天，京都汴梁城中阳光灿烂，繁花似锦，百鸟争喧，气氛祥和、温馨而充满美好的期待。朝野上下都期待着一睹归来的沙场功臣范仲淹、韩琦，期待他们就职履新，将皇帝构想的变法蓝图变成现实，带来大宋中兴的好运。
34.履新之忧
在人们急切的期盼中，春归夏归，眼看入秋了，未等见范仲淹和韩琦的身影出现，却等来他俩联名上奏的《除枢密副使召赴阙陈让》，而且这样的“陈让表”，是一连五状，反复表示我们俩不愿意当这个枢密副使，自愿继续守边御寇，特向您仁宗皇帝陈述理由。这五状完整地收录在范仲淹文集中。五状内容大同小异，全部复录于此似显不必，兹将第一状和最后一状即第五状选录于下。
第一状：右，臣等各准中书札子，奉圣旨，令臣等交割本职公事与郑戬管勾讫，乘递马疾速发来赴阙者。臣等未立边功，忽承诏命，必虑别有进擢，实不遑宁。伏缘臣等自领经略之任，竭心戎事，其于边上利害，军中情伪，年岁之后，方能谙悉。至若仓卒之际，贼谋百端，熟于见闻，始可料度。且朝廷举天下之力应副西事，于今累年。贼气尚骄，屡为边患，是朝廷责臣等立效之秋，臣等尽节报国之日。况贼界虽来讲和，或恐盟约未合，近复却有点集事宜，将来倍须御备。今去防秋，只是百余日间，夙夜经营，犹恐阙漏。臣等若更离去，或致疏虞，不惟上误朝廷，愈长寇孽，显是臣等自贪宠异，移过后人，虽当万死，何以塞责！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谕臣等，候边事稍宁，用在两地。臣等寻具奏闻，且乞依旧陈力。此由衷之请，天鉴可明，即非今来虚有陈让。伏望圣慈念边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允兹至诚，许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驽，得裨万一。臣等无任。
第五状：右，臣等近者忽承诏旨，俾赴阙廷，继上奏封，且乞在任，未量圣慈，果悉愚诚？夙夜震遑，若无所措。
伏念臣等自西寇猖獗，久当戎事，虽才不逮志，未有成绩，若其裁处军政，审料敌情，既愈岁年，粗亦详练。故边防忧患之急，臣等去就之分，前奏备列，不敢烦陈。今所切者，昊贼累次盗边，必先伪达诚款，伺我少懈，随即奔冲。今又遣人请和，往复迁延，即过夏月，其或盟约未合，必是又图侵轶。而朝廷当经营防秋之际，动易帅臣，送故迎新，众情自扰。则于御悍之事，不无废缺。贼如乘我不备，适足遂其奸谋，则是朝廷以西事为轻，而以进擢微臣为重。或因此有误大计，更滋寇孽，则臣等贪冒宠异，情何以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