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句号的生命与没有句号的历史
历史为江隆基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然而，人生都有句号，历史却没有句号。
今天，江隆基和他的时代都成了历史。今非昔比，他所创造的业绩成了昔日沉重的辉煌，他的教育思想放今天也应与时俱进，他的同事们大都谢世，他的学生们也都进入迟暮之年；今天的北大和兰大，就其办学规模和教育水平都远非当年可比，都是国家重点建设的“985”大学，都在为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而奋进，都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承担着培养人才和科学创新的光荣使命！北大的实力更雄厚、步伐更快一些，已经明确提出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然而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总有后世人可资借鉴的地方。当我们反观历史，面对新的现实和新的使命的时候，却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所谓江隆基的“阴魂不散”的问题。在北大，在兰大，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两校校友，甚至远在海外的莘莘学子，对江隆基的怀念之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有时候甚至还在强化，尤其在兰大，常常能听到“江校长那时候……”的怀旧之辞。这不是单纯的“怀旧”。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他应该是一个最适宜于在当前这种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中生活和工作的人。他最需要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需要他。他在这个时代会创造出更为骄人的辉煌。充其量一个当过两任大学校长的江隆基，何以有如此大的“灵气”，或者说是“魅力”？有人说他“懂得教育规律”，有人说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人说他“具有中西结合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有人说他“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刚直不阿”，有人说他身上有“巨大的人格力量”，有人说他有一颗“完美的心灵”——一位从未没见过江隆基的2004级研究生把他和“普林斯顿大学与数学天才”的故事相比，以《完美的心灵》为题，写下了这样的感言：“独立的研究精神、自由的探讨气氛，以及宽容的人生态度。这是普林斯顿的实践。”“从江校长的实践看，一颗完美的心灵，成就了一个卓越的校长；一个卓越的校长又以他完美的心灵，吸聚了众多美丽的心灵；众多美丽的心灵成就了一座辉煌的学府；一座辉煌的学府培养出许许多多美丽的心灵。”以上这些评价尽管因视点和角度的不同说法有异，但见仁见智，都是中肯的，切中要害的。而本书作者在研究了江隆基的全部历史和相关资料后认为，把这些评价和观点归纳到一点，则是江隆基的平均分值高。对他的这种平均分值，曾跟随江隆基在北大、兰大两校工作，任过兰大校长和书记、甘肃省委副书记、广电部副部长和******副部长的聂大江同志在《学习是最好的纪念》一文中有非常精辟的概括和论述，现摘录该文的部分段落，作为本书的结束——
原则上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相对地说，世上确有发展得比较全面，比较完美的人。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教育家，隆基同志的一生，都是以塑造全面完美的人为自己的教育理想，但他又首先是以这种理想塑造了自己。无论从功业，还是从个人素质来讲，他都可以称为是一个全面、模范的人。
他是一个有自己教育思想的教育工作者，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教育家……隆基同志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真正价值，只有经过拨乱反正的今天，才使人看得更为清楚。五十年代初工作很顺利，五七年以后变得“跟不上形势”，随后遭到批判，来到西北。纠“左”时，他感到“合拍”；“反右”时他就显得“被动”。时有沉浮，虽然公道自在人心，但他的心情却经常不够舒畅，他的教育思想也不能自如地发挥、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他对是非有很高的判别能力，且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听风办事，不愿做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论。他曾被认为“孤傲”不随和，惹得某些人不喜欢；也曾因不同意提“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的冒进口号而触怒康生、******。平日工作不图虚名，不拉“花架子”，有基于“定见”的“定功”。他年复一年地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学年、学期工作的总目标和任务，基本不提新口号，正是这种“定见”“定功”的典型表现。
隆基同志是有高尚道德的人，而且具备作为党的优秀干部的多方面的优良素质。他的高尚道德，基于一种自觉的、来自东西方文明精华的道德观念。由于自觉，他的道德实践贯彻于他公私行为的各个方面。他是信念与实践相统一的，无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大家庭生活中，无论在平日的生活、工作交接进退时，还是在那“文化革命”初期雨骤风狂的非常时刻，他始终都是一个闪耀着高尚道德光彩的人。
经济生活困难时期，他与大家同甘共苦，拒绝接受特殊的生活照顾。1964年下乡社教，吃住在贫苦农民家里，不因“蹲点”而享受“优待”。在1957年、1958年高压政治气氛中，在“权威”人物面前，他不肯苟同、屈服。在“**********”初期，他手持宪法，跟那些疯狂的人们抗争。在日常工作中，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反对旧社会遗留的官场习气，更反对这些习气对学校的污染。他以民主的精神尊重工作人员、工人、农民，十分厌恶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不正之风。他对子女要求严格，他的几个女儿都穿着朴素、尊重教师同学，没有某些干部子弟的恶习。
在隆基同志身上，集中结合了许多似乎矛盾又难以两全的因素。有很强的自尊自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地位，却绝不搞特殊化；在权利与义务，接受组织照顾与承担责任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熟悉仪节和必要的进退周旋，却十分厌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场习气和吹拍拉扯之风；他资分很深，地位很高，却谦虚谨慎，尊重上级，尊重同志，尊重有知识的人，尊重普通工人农民；他明了“世故”，却鄙弃“世故”；知道利害，却不肯牺牲原则去趋利避害；不讲私交，没有小圈子，但对人却并不冷漠，能以德爱人，真诚地关心人，有些事处理得像怀古道而行的方正君子，实际上他是很了解西洋文明精髓的人；他是党的老干部，又是知识分子、教育家，但他绝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党内以专家自居自傲，而用老干部身份去压党外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在党内他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尊重上级，平等对待一切同志，而在党外，他与知识分子天然情感相通，尊重一切有知识的同志，是他们真诚的良师益友。
1994年初稿
2013.03—2014.06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