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写史书的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所以史书被不断的写，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把历史打造成自己的样子。你也有只属于你的历史，就是在知道了很多后，以自己的个性判断留下的东西，这也就是我们的历史观。
没有对错，只有选择，立场是不可避免的。“史书”的意义就在于来教导人们，暗示给我们一个个的道理，暗示我们这个世界生存的法则。
可是除了法与理，有人透过层层迷雾，看见那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爱恨情仇。
宋襄公，子姓，宋氏，名兹甫。《史记》把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宋国第二十任国君，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虽被列为春秋五霸，但让他出名的在于其“仁义之师”的故事。
《左传》中的宋襄公是个不知“度德量力”妄想以武力建立霸业的诸侯。公子目夷及其他士大夫一再劝解他，预言他必定失败，他都充耳不简。结果他们的预言都成真了。通过宋襄公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中的有德有力者必定成功，反之必然失败的准则。
《公羊传》则描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宋襄公，他是一位“信守承诺”“尊王攘夷”的君王。《公羊传》借宋襄公事迹宣言的是道德至上之的观念，即也是华夏文明与夷狄文明区别之所在。
喜欢他的人，说他是仁义道德的君子；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是虚伪的傻瓜。
那么兹甫究竟做过什么呢？
春秋战国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的变革造就思想的多元，轴心时代由此产生。之后的数千年，无论是传统思想，还是反传统思想，都跳不开这个时代人们所奠定的框架。
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种较为特殊的争霸行为，即齐桓公、晋文公等国君以尊王的方式谋求霸主地位。兹甫就是其中的第二位“霸主”，但其实是后人封的，当时的人们并不认可。
公元前652年，宋桓公患上重病，宋国面临接班人的问题。宋桓公在此前已经确立了宋襄公兹甫的世子地位。在病重时，他又召集近臣与家人再次交代遗训，这时，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兹甫当着大臣和家人的面，十分真诚地向自己的父亲提出了“让贤”的请求，他的理由是：“目夷长，且仁”，“长”则自不必多解释，立长子并无什么不妥；重要的是第二个条件“仁”。兹甫的这两点建议用他的真诚打动了宋桓公。宋恒公真的要任命公子目夷为接班人了。但更令人意外的是目夷的态度：“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说完坚决地离开了。
要知道，老爹都要死了，就算做戏现在也不是好时候。兹甫如此极力诚心地推荐别人担任王位接班人，老爹一旦点头确定下来，大位就是别人的了。这一家人都玩真的，国君之位自己不够仁，应有德者居之。历史上多少为了权力兄弟间反目成仇，在宋氏兄弟真诚相让的气氛下，宋桓公安然离世了。
他们家如此相让，好像真的相信国君都是有德者居。这实在让后人不能想象是出自国君之家。在春秋乱世中，他的行为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因此，两千六百年余年过去了，仍会招来一些非议。
世人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凭什么你能做到，一定是装的。
兹甫老爹的时代的国策是坚定地“从霸”，即追随齐桓公小白的强大霸业，积极参与齐桓公霸业中的所有活动，认小白做大哥。从宋襄公即位至齐桓公去世，宋襄公的国策仍是继承与坚定执行其父的从霸路线不动摇。但后来，小白死了，齐国乱了，大哥不在了。
宋襄公在这种情况下，首要考虑的是如何面对当时齐国无力再霸之后的险恶形势，以及楚成王想打通控制中原的贪婪野心问题。宋国该何去何从？
历史上的论者，乃至现代的历史论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宋襄公因为拥立齐孝公的“功劳”而“野心膨胀”，自己想当霸主。
真的是这样吗?
兹甫即位时，已经30岁开外。在位期间，执行“从霸”国策约有八年。八年前他能面对君王之位而有条理的论述别人为什么比自己更合适，八年后能轻易地使自己的“野心膨胀”吗？宋襄公之所以“图霸”，一则是出于时事所迫，再则就是心中的一种“大商国的悲壮梦想”；他是出自维护宋国利益的考虑。一个国家的走向我们不应如此简简单单地称之为个人野心。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不能击人不备，要等对方都准备好了再开始。这场仗被人挖苦了千万次，而且此战之后，襄公受伤加郁闷不久就病情加重逝去了。泓水一战，兹甫从此成为天下人笑柄，不知可笑的是他，还是天下人。
兹甫做的最后一件可以载人史册的事，就是在泓水之战后厚赠重耳。身受重伤的宋襄公，身心都遭受了重创，当时国内就一些有势力的公族“怨声载道”，直接攻击宋襄公，虽然他不断给别人解释：“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列”，但面对国人的指责与其他国家的嘲笑，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列国间流亡的晋国公子重耳一行人到了宋国。重耳不是不知道宋国新近战败受重创的事情，但他还是来了。大概是宋襄公的仁义道德理念吸引了他。
但这时的宋襄公连活动都很困难。身体的不适，仁义理念的挫败，兹甫面对前来求助的重耳还会如何选择。
襄公派了大臣公孙固去见重耳，既表示欢迎重耳，又述说了困难；但出手却是非常大方，这对极度困难的重耳来讲，无疑是份厚礼。宋襄公没有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不要求任何回报。
与此相反，重耳离宋后即去了楚国，泓水之战的另一个主角楚成王也看到了重耳。重要的是比兹甫更“慧眼识珠”的发现了重耳的潜质，知道这是一个“绩优股”。他在热情地招待重耳一行的同时，也直接问了一句：子若克复晋国，何以报我？
楚成王与重耳不是英雄惜英雄，而是一场商业谈判。对比之下，重耳说不定此时在心中已经非常敬重那位世人谓之痴的宋襄公。
宋襄公去世数年后，楚又侵宋，宋求救于晋。晋文公重耳追念宋襄公当年厚赠之情，出兵与楚国进行了著名的“退避三舍”的城濮之战，大获全胜。重耳不但报答了宋襄公的厚赠之情，也在诸侯中为自己争得了仁德之名，成了继齐桓公之后另一个实至名归的霸主。
故事看到了这里，不禁感叹宋襄公兹甫的一生，感叹有趣的命运，我到宁愿相信宋襄公的处事是源于“仁”。我们民族性里有太多的妥协，太多的曲径通幽，缺少了那么一种明知与世界与不一样，我仍相信我是对的的风骨；那么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节。何为真仁义，何为假仁义？如果一个人可以把一种原则从出生坚持到死亡，无论这个原则使他遇到了多少挫折仍不改初衷。那么真与假已经无益，行动比思想更重要。
千年已逝，可有人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