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文化地图解读——城市娱乐区布局模式及其特点初探
楼嘉军
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业进入了高度繁荣的鼎盛时期。娱乐场所是表明娱乐业发展程度的物质载体，娱乐场所的聚集在空间上的一个投影，就形成了城市娱乐区空间布局形态。对此进行解读，有利于从空间角度认识这一时期上海城市娱乐业发展的一些特性。而这一点在以往有关上海城市娱乐业的研究中，通常显得比较薄弱，相关研究文献也十分少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为此，本文将围绕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区的空间布局形式及其特点，尝试从空间角度对上海城市文化地图进行粗浅的解读。
一中心地理论和城市娱乐区布局模式城市娱乐区的空间布局结构与城市区域形成的构造相关。虽然世界上城市发展的类型千姿百态，但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其区域构造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循，这一区域构造的规律性对城市娱乐区空间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只有证明这种城市陶造规律性的存在，娱乐区空间布局模式的存在和解读才有可能。这里，笔者尝试通过运用中心地理论来解释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娱乐区布局模式。中心地理论是在20世纪初西欧地区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演变基础上产生的关于城市功能区布局研究的一种理论。克里斯塔勒在《南德的中心地））～书中首次运用这一理论。他详细论述了一定区域（国家）内城镇等级、规模，职能间关系及其空问结构的规律性，并采用六边形图式对城镇等级与规模关系加以概括。申维丞：《中心地学说》，载《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页。
中心地理论是在不考虑研究对象地理条件差异的基础上，设想某一地区（国家）为表面均一的平原，原料和人口分布均匀等，在此基础上探讨城镇分布的“安排原则”。该理论认为城镇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投影，是区域的核心，城镇应建在位于乡村中心的地点，起周围乡村中心地的作用；中心地依赖于收集输送地方产品，并向周訇乡村人口提供所需货物和服务而存在。从这一基本理论出发，克里斯塔勒探讨中心地对周围地区担负中心服务的范围，认为距离最近、最便于提供货物和服务的地点，应位于圆形商业地区的中心。为了避免相邻中心地服务范围的重叠交叉，将中心地圆周区体系，转换为六边形体系。当然中心地城镇分布等圾体系大小受到三个原则的制约：（1）市场最优原则。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决定中心地成为商业市场、商业和服务机构集中设置地。在提供货物和服务最方便的条件下，中心地等级体系应该是，3个低级地区组成1个较高级的地区单位，其中较高级的中心地服务于毗邻的2个较低级的中心地。在中心地排列中3为常数，即K=3。（2）交通最优原则。在交通网线最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城镇网的结构应是2个同级中心地之间交通线中点处形成一次级中心。分布常数K=4，即1个较高级的中心地服务于邻近的3个较低级的中心地。（3）行政最优原则。为便于管理，各行政区都由位于六边形中心点行政中心管理，基层行政中心位于六边形的各角，最小的行政管理单位有7个基层单位组成、行政排列体系的常数K=7。申维丞：《中心地学说》，载《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页。
由于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在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必然同步产生相应的社会政治活动和娱乐文化活动，因此在市场最优化原则决定下形成的最小范围的经济活动区域，也是一个娱乐文化的基层单元。通常情况下，几个村形成了一个集市，几个集市形成一个集镇。随着集镇围绕商品买卖和货物交换等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和交流程度的提高，各种行政管理职能、医疗教育服务职能、文化娱乐职能也得到不断充实和强化，表现为区域性地方政府管理机构的建立。道路交通网的构筑，学校和诊所的创建，与此同时，茶馆、书场、戏院及其他各种文化娱乐场所数量也同步增加，并在空间上形成娱乐设施集聚和游客流量集中的娱乐活动区域。因此，随着区域结构的不断扩大，或者说在更大空间背景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区往往与文化区相叠合”。参见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一中日文化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这里，集镇成为最低一级的中心地体系，各个自然村成为接受服务的最小地区经济活动单位。而从娱乐设施的空间布局结构看，集镇相对于各个村落，在娱乐设施的数量、质量和市场吸引力方面都毫无疑义地居于区域中心的地位。
换句话说，不同等级的城镇中心地体系中，都会相应地形成以一个娱乐中心区为核心，由若干个娱乐次中心为配套的娱乐区空间分布形态。这里，我们试图借用中心地理论来证实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区空间构成模式的设想。假定在上海市城区范围内，原料和人口分布均匀，结合克里斯塔勒所提出的市场最优，交通最优和行政管理最优3条基本原则，城市中央娱乐区应建立在城市中心地带。中央娱乐区应该依赖于能够聚集各种娱乐场所、配套各种娱乐产品，并能够向周围地区的市民提供各种所需的娱乐服务和精神产品的满足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城市娱乐区的空间布局结构一定会遵循相应的区域“安排原则”，出现比较有规则的均匀分布态势，也即六边形（常数K=7）的娱乐区空间分布状态。这里姑且不考虑这一时期种种来自外力的影响可能对这一分布形态产生的干扰，那么就可以形成如下的上海城市中心地娱乐区空间布局的理想模式：
图—1上海城市中心地娱乐区空间六边形分布模式图资料来源：根据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体系结构模型改变而成。
利用这一娱乐区空间布局结构模式，有助于我们深入纷繁杂乱的历史现象背后，认识形成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业空间布局构造的内在规律性，以及这种空间布局形态与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之间彼此的对应和互动关系。
二上海城市中央娱乐区的形成开埠以前，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相对应，上海传统的娱乐业主要集中在城隍庙及其周围一带。1840年代以后，随着租界的建立和国内外商贸活动的发展，租借地区以西方近代城市娱乐样式为主的娱乐场所繁荣程度和发展势头首次盖过了上海老城区，以至到了19世纪中晚期，上海近代城市娱乐业的中心开始跨越洋泾浜由老城厢向租借地区转移，在空间上表现为由老城区向英租界的广东路、福州路和南京路渐次北移的轨迹。
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上海国内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和人口规模的扩张，上海城市娱乐业步入辉煌的鼎盛时期，不仅在娱乐场馆数量上稳居国内第一，而且在场馆设施质量方面也遥遥领先，涌现了一大批诸如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舞厅、天蟾舞台等在国内乃至远东地区声名远播的高档娱乐场所。在城市娱乐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城市娱乐业在空间结构上出现了新一轮发展和演变的态势，也即逐渐形成了以西藏路和南京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交汇处为核心的中央娱乐区（也可称之为城市中心娱乐区），东到外滩，向西一直延伸到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向北越过苏州河，沿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发展至虹口公园一带，根据上海特别市政府制定的“大上海计划”，在当时的江湾地区陆续兴建了一批市级娱乐活动场所，如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等，虽然设施一流，但是因受到战争影响，并没有形成真正市场意义上的城市娱乐活动区域，所以没有将此地列为一个独立的娱乐区。向南则沿霞飞路（今淮海路中路）发展的空间布局模式。
中央娱乐区是一个与中央商务区和中央商业区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是指城市居民进行娱乐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是一个公共娱乐设施相对集中而紧凑的地区或地段。参见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第2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对上海中央娱乐区的理解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首先，从空间角度讲，中央娱乐区具有城市空间的中央性特征。本文所称上海城市中央娱乐区的范围大致是以西藏路为轴线，东到浙江路，西接跑马场西侧，南临霞飞路，北至北京路，东西两侧宽约1000米，南北长约1450米，总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根据上海市测绘院：《上海城市通电子地图》，上海电子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进行计算。而西藏路与南京路、静安寺路是构成中央娱乐区的核心路段，其交汇处恰巧就是上海城市空间几何中心所在地，放前大约有181个行业市场，23个商品大类在南京路上都有经销商店。位于今天南京西路靠近西藏路的国际饭店是上海城市的几何中心，简称为上海城市空间的原点。是上海自然的城市中心。
其次，从经济角度讲，这里是上海的商业中心所在地，闻名全国的四大公司就在西藏路东侧沿南京路聚集。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而外滩金融贸易区又与本区毗邻。程恩富：《上海消费市场发展史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再次，从城市行政管理角度出发，城市中心功能同样清晰可见。其一，这里是公共租界中区和西区分界处，又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结合部。由这个区块向南或向北，则与华界的南市和闸北地区相连，这个区域是连接当时三界四方的核心区块。其二，从城市人口居住分布看，这里及其周边地区是上海城市人口居住数量最多，居住密度最大的区域。其三，从市内交通配备角度看，当时上海绝大多数的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在这儿交汇，并从这里向周边区域延伸。这里是上海城市交通线路配备密度最高，交通干道建设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游客集散功能。因而在开埠以后的城市化过程中，这一区域逐渐发展成为上海城市居民以及外来游客从事公共娱乐活动的中心地带。
最后，从城市娱乐业态构成角度分析，中央娱乐区对30年代上海整个娱乐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第一，娱乐场所数量的集聚性。娱乐场所数量的集聚性是评价中央娱乐区行业规模大小的重要指标。
30年代上海娱乐业进入鼎盛期后，娱乐场所在空间上的分布向中央娱乐区集中的倾向进一步趋于强化。
下面仅以30年代在上海最具影响力的3大娱乐行业：电影院、游乐场和舞厅的空间分布状况进行简单比较。
表—130年代中央娱乐区部分娱乐场所在行业中所占比重一览娱乐设施名称游乐场电影院舞厅合计上海娱乐行业数量10442680本区娱乐行业数量6111835本区占娱乐业比重60%25%69%44%资料来源：根据上海文化艺术志蝙委会、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编辑部：《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2000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郑逸梅：《上海通》（新编），1940年版等相关资料制作。
通过对比可知，在仅有1.5平方公里面积大小的中央娱乐区内，经营的舞厅数量占上海舞厅总数的69％，游乐场则占总数的60％，而电影院也要占到25％，在三大娱乐行业内平均拥有44％的比重，而上海其它区域总共才占到56％的份额。通过娱乐场所数量上的比较，已经无可争辩地表明了中央娱乐区在上海娱乐业中所拥有的数量优势地位。
第二、娱乐场所质量的领先性。娱乐场所物质设施的先进性是反映娱乐业发展程度高低的一个硬性指标。在20—30年代，代表上海娱乐业发展水平的高档娱乐场所大多数集中在中央娱乐区。在30年代，人们习惯于将某一娱乐行业中，设施等级最高、市场名气最响的前几家企业，嗣“四大”进行概括，如四大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大上海电影院、国泰电影院和南京电影院。四大舞厅、百乐门舞厅，大都会舞厅、仙乐斯舞厅和丽都舞厅。四大舞台等。大舞台、天蟾舞台、更新舞台和共舞台。尽管这种排列和概括，并非是最科学和最合理的。但是，基本反映了当时的娱乐市场对娱乐经营企业一种广泛的认知。而这些被人们深深镌刻在历史印象深处的著名品牌企业中的大部分恰恰分布在中央娱乐区。
在30年代电影院、戏院和舞厅三大娱乐行业中产生的12家公认的发施领先的品牌企业中，中央娱乐区拥有66.67％的比例，足以说明本区不仅在娱乐企业的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而且在蜈乐企业硬件配置方面的质量优势地位也是上海其他娱乐区难以比拟的。
表—230年代中央娱乐区著名品牌娱乐场所拥有数量比重表娱乐场所类别电影院剧场舞厅合计上海娱乐业品牌企业数量44412中央娱乐区拥有数量3418占上海娱乐业比重75%100%25%66.67%资料来源：根据有关材料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