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侨座谈会针对不同人群，形式多样。1945年12月22日（星期六）上午10时上海日侨管理处于该处会议室召开了日本妇女座谈会，其内容是研究《日本妇女自觉运动》，上海市党部委员钱剑秋，三民主义青年团代表庄可权、濮之江，地方法院检察官黄达平，教育局视学上官瑜，女记者封凤子、谢宝珠，及日侨代表山岸多嘉子、税田美等十余人参加了座谈会。［31］座谈会的程序单如下：
日本妇女座谈会程序［29］1945年12月22日上午10时，于本处1.王兼处长致开会词（本处礼堂）10：00。
2.日侨妇女座谈会（本处礼堂）10：30—12：003.聚餐（本处礼堂）12：004.休息12：30一13：305.日军属妇女座谈会（花园部队）14：00—16：006.散会16：00此外，日侨管理处还举行了学生教育座谈会［32］、宗教座谈会［33］等，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丰富战后在沪日侨的文化知识，改造日侨原本的军国主义思想，有利于日侨民主化思想的传播。
第四、日侨文艺教育。通过开展图片剧、话剧、电影等方式进行思想教育，如放映图片剧，以启导儿童正确思想；指导日侨组成小型简易剧团，以适应时代潮流之剧本，按期分赴各区表演；播放电台广播、教育影片，传播民主主义思潮等。［8］自1946年1月30日起，日侨管理处宣导科借用汉口路军政广播电台对日侨实施广播教育。每周星期三、六的下午2：30—3：10，广播节目程序包括音乐节目10分钟、生活讲座20分钟、新闻简报10分钟。每周演讲者都由中国著名学者和日侨组成，具体名单如下：
第一周：1月30日：顾仲彝、内山完造；2月2日：谢东平、广濑康太郎第二周：2月6日：郑振铎、塚本助太郎；2月9日：赵景深、晶野芳树第三周：2月13日：李健吾、未包敏夫；2月16日：俞庆棠、山岸多嘉子第四周：2月20日：熊佛西、户塚廉；2月23日：曾铁锋、小宫矶孝第五周：2月27日：钱瘦铁、西野护：3月2日：周梅萍、三浦桂祐［34］文艺教育所采用的各种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所播放、演出之内容必先经过上海日侨管理处的严格审查和指导，再次体现了国民政府对于日本“敌侨”
的防范和改造。通过积极、健康的文艺、娱乐生活，可以慰藉日侨在集中区苦闷无聊，减少酗酒、赌博、闹事等恶劣行为，是在沪日侨教育与改造之不可或缺的辅助部分。
上海日侨管理处的“民主化”思想改造，使得日侨对国民政府及中国人民对日处理政策有了大概的了解，大部分日侨对遣返回国有了新认识，至少在表面上都表现出了温顺与忏悔。
每一批日俘离营回国，都要在临走之前集中起来，由日俘日侨管理处派人前往训话，要他们做沉痛的回想，深刻的反省。并训导说，什么样的日本人才能适合于未来世界。训话期间，训话词若出现‘你们说是不是啊？’之类的问语，日俘们便一齐高喊：‘嗨咦！’声音洪亮整齐，震动整个营房。有的日俘在记者提问时回答说：‘尽管中国人没有对我们报复，但是我们心灵永远不会安宁，我们手上的血永远洗不干净……’说话时，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忏悔。”［35］尽管此言只是日侨作为战败国侨民时寄人篱下说出的话语，可信度并不高。
但抛开管理处对日侨进行思想改造这一政治目的，其采取的各种教育措施，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丰富了日侨在集中区的生活。
结语
战后，上海集中区内待遣日侨的科学化管理具有典型的历史意义。通过临时性管理机构日侨管理处，采取行政领导下保甲与自治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层级分明，如保甲设置、保甲长选拔、培训等都体现层级制，充分实现了管理成效，这种管理模式根本上保证了日侨滞留期间的稳定和安全。政府对日侨提供了包括米、油、肉之类的所有食用物品，还有肥皂、棉纸、煤等生活用品，充分保证了日侨的物质生活，并通过开展学校教育，出版期刊、定期开座谈会、播放广播、图片等多种形式，对待遣日侨进行“民主化”思想改造，丰富了日侨的精神生活。
对日侨的集中管理体现了人性化特征。一方面对在沪日侨的人道主义关爱，如生活物资的配给，学校、医院等机构的设置，另一方面对于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讲究时效应对。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大国胸襟。
第三方面军上海日侨管理处在物质上、精神上对日侨的集中管理取得预期效果，为遣返日侨工作争取了时间，奠定了基础，也基本实现了国民政府的遣返初衷，尽快完成遣送日侨工作，换取了日军在接收时的配合，使此后中日关系友好发展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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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在《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