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刀会起义与上海近代移民趋势变化
李国林
社会学中的“移民”是指相当规模的人口离开原来居住的地方，迁移到相距较远的地方定居。主要参考杨钢、李剑波：《三峡移民与库区可持续发展战略》，《探索》，1998年第3期。移民的移动有其自然的趋势，人口迁移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因素，人口高度集中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近代上海的移民进程也是按照这一轨迹发展的，随着港口城市贸易的发展，各地的商人及服务人员陆续迁移而来。其中以早期的福建广东人为多，由于小刀会起义的爆发，这一移民趋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上海开埠初期的人口结构分析
上海原先是东海之滨的一个小村，自宋元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港口贸易的逐渐繁荣，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各地客商的到来，其中以闽、粤、浙、鲁等地为主。
“每日满载东北、闽粤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1］（P.6）“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粤商船贸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蓝鼎元：《潮粮兼资海运疏》，见《清经世文编》卷48，《户政》。乾隆时《上洋竹枝词》曾提到：“东门一带烟波阔，无数樯桅闽粤船”，“近日上洋风俗改，市人尽效嚼槟榔”转引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晚清社会》（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8页。。各地在上海经商的人员在不断增长，带动了移民的增长。移民进入上海的主要途径，一是沿南北海岸线；二是沿长江水道。［2］（P.687）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地的移民大多从海上流入，而江苏、安徽等地的移民则是顺长江而来。
随着海禁的开放、贸易量的增大和在上海居住时间的增加，客商开始在上海购地建屋。
乾隆年间，潮州人于上海县城内外大量购置房地，并建立会馆，大量的闽粤人开始定居上海。“邑小东门外，沿濠负郭，皆闽粤人僦居”毛祥麟：《墨余录》，卷15。，县城东门外一带乃闽粤客商集聚之所，后来发展成为上海重要的商业区。
移民从本地移出的目的一般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和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把目标锁定上海。是因为上海满足了其要求，致使上海的人口迅速增长。据推算，上海县在雍正年间约有人口40余万，嘉庆十五年（1810年）上升到52万余人，其中男子24.3万人，妇女23.7万人。［3］（pp.440-441）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达到60余万人。［4］（p.386）这些居民的组成十分复杂，但以福建、广东人占主导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开埠初期，上海有广东籍人8万，福建籍人6万，闽粤籍人口占上海人口的20％左右，居外来移民之首。
闽粤人口集聚与他们对商贸的敏感性有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步北移至上海，各地的经商人士也跟到上海经商。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客籍商民中，广东帮和福建帮凭借原有的优势更加壮大。广东人与外商贸易的历史悠久，而且由于十三行贸易体制的影响，他们与外商的接触也最多。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说：“洋人由广东北来上海，故广东人最有势力。”王韬在《瀛壖杂志》中也说：“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5］（p.8）他们在开埠前占据了国内贸易的优势，开埠后又把握了与外商交往的有利条件，从而在国内外贸易中占得先机。
上海经济的发展，加快了移民进入的速度，并形成了如下的特点。第一，上海人口增长率不均衡，波动明显。人口的增加有机械增长和自然增长两方面组成，其中机械增长的影响更加明显。人口的流动受到经济发展和贸易繁荣程度不同的影响，带动上海人口增长的起伏；当上海的经济贸易繁荣的时候，对劳动力需求强烈，上海的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反之，则减慢。
所以上海的人口数量在总量上持续性地增加，但从增长曲线上呈现出高、低的波动。
第二，上海人口增长具有港口城市的特点，人口的迁移带有地域性和职业的同质性。上海的发展历史不算长久，但独特的地理位置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早期的移民来自于商业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和沿江地区，主要从事商贸和运输，移民主要来自闽、广、浙、鲁、苏等地，行业分布比较集中。在海禁政策的压力下，移民的流动主要以国内地区之间的流动为主。如清政府曾颁布的《大清律例》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及军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岛等，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免死，革职永不叙用”。《大清律例》，第225条。这一政策限制了移民向海外的流动，却加大了向城市发展速度较快的上海地区的移动。
第三，早期移民流动性较大，呈季节性波动。生意人虽然一年四季在外奔波，波动性强，但浓重的乡土观念使他们把家仍然建在故土，缺乏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因此，每到年关时节，商人们离开上海，象候鸟一样，回到老家过年。次年春天，再来上海做生意。上海的人口也在此时再度增加，有更多的人跟随着回家过年的人来到上海谋生。
上海开埠初期的人口结构以上海本地人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移民不断涌入，闽粤人在人口数量上仅次于上海本地人，分列二三位，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的移民占相对较低的比例。不过，这种状况因小刀会起义而发生了变化。
二、小刀会起义对移民趋势的冲击
移民在流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路线和方向，他们会沿着前人所走的路途迁徙，因为在目的地有熟悉的家乡人照应，便于开始新的生活。上海早期的移民也是按照这一方式迁移，但因为小刀会这一事件的发生打破了原有的趋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1.闽粤人成为小刀会起义骨干力量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引发了连锁反应。1853年，福建小刀会也爆发起义，其影响很快波及到上海。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后，相继攻克了嘉定县、上海县城等，又夺取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四个厅县，起义坚持了一年半的时间，给了清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力的打击。在起义队伍中，闽粤人成为主力军，据《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记载：“小刀会有七党，闽、广有五党，宁波、上海各为一党。”《上海小刀会起义始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页。小刀会起义的主要首领刘丽川、陈阿林、林阿福、李成林均为闽粤人。江南地方政府开单缉拿的其他40名要犯，亦即小刀会起义的次级领袖中，闽、广籍占26人，居绝大多数。［6］（pp.421-424）参加小刀会起义的闽粤人，大部分是刚刚从闽粤等地赶过来，准备参加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据记载，在小刀会起义爆发前，上海的闽粤人急增。太平军占领南京，使清朝统治者感到巨大的压力，乃积极招募兵勇，福建、广东地区的失业贫民相继赶来应募，但大部分人未被接收；闻上海招勇防堵，于是他们转向上海，使上海的闽粤人口大增。参见袁祖志：《随园琐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19页。当上海的小刀会发动起义后，这些人成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参与者。斯嘉兹《在华十二年》中说：“策动和进行叛乱的是广东、福建两帮，而福建沙船上船夫，却是叛党的主体。”斯嘉兹：《在华十二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45页。
闽广人积极参加和领导小刀会起义，既反映了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暴露了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小刀会试图推翻清王朝，起义失败后，自然被清算，遭到残酷打击。
2.清政府的清算政策与闽粤人的移民路径转向
清军在列强的帮助下，收复了上海县城及周边失守的县城，对起义军进行大屠杀，特别对起义主力闽粤人进行清算。吉尔杭阿发出布告说：“刻下官兵正搜捕贼匪残余，各户如有藏匿之罪犯，仰即绑解前来，以便讯究惩处。”《北华捷报》，第239期（1855年2月2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页。大批的起义者惨遭屠杀，上海怡和洋行负责人致香港总行的信件中说：“据估计，如今已被斩首的约有一千五百人”，严中平辑译：《上海小刀会起义新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16页。另有一说，被杀者有二千余名，见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53页。主要的目标是针对闽粤人。为了防止类似起义的再次发生，清政府上海当局采取了三种措施：第一，铲除闽粤人的集聚区，分散其力量。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军对上海城内的闽、广人居住地和会馆进行了清算，“毁巢穴、清逆产，以绝根株”。县城“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为闽、广游匪窝藏出没之所”。“业将贼巢烧毁净尽，所有基地，概行入官，勒碑永禁，不准再造民房。
其贼匪所置房产店铺货物，逐细清理，籍没入官，房主知情租给者，一体查办。”［7］（pp.82-83）第二，迁建闽粤人会馆，整治闽、粤人群体。政府官员发出通告，晓谕城乡，不准遣散壮勇与外省流民逗留，“如有抗违滋事，许居民随时捆送，轻则枷杖递籍，重必立按军法。倘敢拒捕，格杀勿论”。“所有城内从前建造会馆公产，并私置房铺，一概入官，变抵充公。旧址冢地，勒碑圈禁，并将贼尸移出城外空地，归骨一墟。”［7］（p.83）这对讲究入土为安等观念的闽粤人打击巨大。还把闽、广会馆公所俱迁城外，其董事必须慎选，闽粤游民递籍安插。“闽粤无业游民，撑驾马蹄杉板小船，在于浦江摇摆，本干例禁。”［7］（p.84）对在外商处服务的闽、粤人，要求各国领事“请烦转谕各洋商，迅将新旧雇用广东、福建人逐名稽查。如果诚实无过，准令取具的确保结，缮给仍行留用执照，注明年貌籍贯，何人具保，以凭官为查验。如果其向不安分，形迹可疑及依亲傍友，并无行业者，立即照会上海县赶紧驱令回籍，勿再徇情容留，仍由地方官实力稽查，如无执照，即照匪类严拿惩办，决不宽贷”。［7］（p.24）会馆、会所等同乡组织在移民中间有着重要的地位，它能帮助移民解决初来乍到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深得移民的信任。如今会馆被铲，会所被迁，使移民受到冲击。第三，对闽粤人进行经济惩罚。福建、广东人主要是以经商为主，政府在税收上有意加重，损害其经济利益。“闽、广蛋船、鸟船，向泊黄浦，旧例关税甚轻。”“嗣后闽、广船只，准在吴淞口外停泊，不许驶入黄浦，货物用内地船只驳运，并倍征关税，薄示惩罚。勒碑吴淞，责成武营拦截，倘敢抗违，即用枪炮轰击，使闽、广商民，愧恨乡人作乱，自相劝勉，化暴为良。”［7］（p.84）经济上的惩罚使闽、粤人向上海移动的动力减弱。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上海地区闽粤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冲击，生存环境也受到影响，迫使他们寻找新的迁移方向。
小刀会起义使闽粤商人无法开展正常的贸易，普通百姓也不得不寻求新的谋生场所。福建、广东两省在历史上人口密度不是最高，但人均耕地面积却一向为全国最少，加上生产力水平低，技术不良，资本不足，粮食多不能自给，依赖进口甚多。有清一代，福建、广东的进口米数占全国进口总数的50％—80％。叶绍纯：《中国移民背景之探讨》，《南洋研究》，第6卷第6期。
与此同时，南洋经济的发展和大量矿产的开发，使福建和广东的移民把主要的移民方向转向南洋。据温雄飞研究，到南洋的华人“亦有两类，其一则由航业者亦船载之来，留其猪仔于船中，寻觅雇主，俟有雇主为之垫还船费，益使船主略有溢利，然后雇主带此猪而去”。
“其他一类，则由经纪人由香港募之而来，屯居小客栈中，然后寻觅雇主。”［8］（p.211）19世纪中期以后，国内发展受阻的闽粤人开始加快向东南亚的移民。因为广东和福建农村特别讲究血缘和地缘关系，《新加坡会馆沿革史——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印行，第67—76页。使得闽粤人成为移民的主体。如新加坡的华人在当地占据了较高的人口比例，基本都是福建、广东人，如曾纪泽说新加坡“闻其地华人约十万人，闽人居其七，粤人居其三”。《曾纪泽：《西使日记》，载福建师大历史系编：《晚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983年，第11页。均在《出洋琐记》中也记载，新加坡“所有华人，闽人居七，粤人居三”。蔡均：《出洋琐记》，载福建师大历史系编：《晚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可以说，小刀会起义使闽粤人把移民的重点转向了南洋，而上海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仍吸引着大批移民的迁入，江浙籍人取代闽粤人成为上海移民的主体。
三、江浙籍人成为移民主体
移民对其所在城市的适应性，称之为移动者的社会调适。闽广人被压制后，江浙籍移民作为最容易调适的群体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加上小刀会起义使上海租界内居民结构发生变化，大量移民的涌入加快了近代上海移民的进程。
1.租界华人禁令被冲破
上海开埠后，英、法、美等国为了谋求在华的特殊利益，设法获取了永远租用特别地区，并作为西洋人的居住和商贸区。《上海土地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外国商人“亦不得建房转给华民租用”，这就是所谓“华洋分居”的具体规定。能留在界内的中国人，只是那些在界内拥有土地、房屋的原住民及为外国人服务的人员，数量十分有限。
小刀会起义爆发后，上海及周边县城被起义者占领，一大批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衣冠右族”及惧乱的平民百姓纷纷避入租界区，租界华人由原来的500人，骤增至2万人以上。梅朋和傅立德在《上海法租界史》中说：“洋泾浜北边的中国居民，在县城被占领前，只有五百人左右，而这时，据第一届董事会的道路委员会提出的正式报告，已经剧增到两万以上。”［9］（pp.134-135）鉴于大量涌入的华人对租界开发的作用，英、美、法等国乃在1854年7月8日，正式宣布三国公使共同签字的新土地章程——《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新章程取消了原先规定的“华洋分居”政策。在其附件“租地契约”中明文规定：“若华民欲在界内租地赁房，须由领事官与中国官宪酌给盖印凭据，始可准行。”
小刀会起义冲破了《上海土地章程》对华人在租界内居住条件限制，使租界由“华洋分居”变成“华洋杂处”，大量的民众移住租界，人口迅速增长，促进了租界的迅速繁荣。
2.江浙籍移民成为上海新移民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