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政府通过政权的强制力量压制民间力量的成长，弱化其干预社会、参与政治的作用。由于现代化的演进，各种群体、阶层被引向制度和社会的中心，对平等的要求也会增加和具体化。按照理想状态，他们借以表达政治要求的因素主要有：利益集团、“舆论”机构、政党和社会运动。［18］由于利益集团表达政治要求的功能被弱化，“舆论”机构受政府监控，政党被政府御用或压制.遂使社会运动的爆发成为必然，这是20、30年代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主要原因。这些社会运动成为群体、阶层表达利益要求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动摇了政府的统治，这也是政府统治合法性资源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代化初期，特别是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实现和赶超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取向而又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将十分有限的现代化基础条件动员和集中起来，并有效地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因社会变革而发生的动荡和衰朽。但上海独特的分割的统治格局已使政权的唯一性不复存在，社会运动的兴盛又对政权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具有现代取向、高效的政府一直无法建立，现代化一直无法高效、顺利地进行，反而步履维艰，折射出转型期社会的不成熟特征。
本文原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范宝俊.中国社会团体大辞典.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55—56［2］兴商为强国之本说.商务报，1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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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上海早期中产阶级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是：（一）上海现代化的产生、发展及社会转型以其独特的复杂性和艰难性，集中体现了后发型现代化的典型特征。虽然其社会转型至1949年并未真正完成，但就其现代性而言，上海在中国仍具有最为成熟和特殊的个案意义。参见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9页。（二）上海中产阶级无论从构成、规模还是发育程度群体特征等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它的起源坺展及其特征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社会转型以及上海市民性格的形塑都发生了密切的内在关联。然而中产阶级的面目及其群体特征至今仍不清晰，其研究的缺乏使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和二十世纪上海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未能得到全面的揭示和说明，上海史的研究因而是不完整的和有缺损的。
一、上海中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模式
考察上海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发现，所谓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老中产阶级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经理教师、推销员等新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发展阶段上的新旧交替和转变的论述，即老中产阶级衰落和新中产阶级兴起作为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新老中产阶级并存发展，成为上海中产阶级发生、发展的一种独特现象。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上海已出现了凭借新式职业谋生的人群：洋行雇员、进出口商店伙计、新式学堂教员、银行、海关、电报、邮局、铁路系统职员等。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22、745页。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职员业已发展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主要分布在商业、金融、交通运输、教育、行政机关等系统。19世纪60年代是近代民族工业的的发轫期，中小企业在企业规模结构上占据绝对优势，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数量有不断增多的趋势。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是中小企业大量增长期，到1934年仅雇工5—30人的小厂就多达四千数百家。及至抗战及抗战结束时期，小企业仍广泛分布于几乎所有的行业中，遍布于全市各区之中。《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调查报告》，1939年，（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档案（04）29。转引自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0页。新老中产阶级并存的特点源自上海现代化的后发生型模式，外资企业、洋行的先期进入与民族工业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初始阶段构成了上海中产阶级产生、发展的结构性条件，尽管无论是新老中产阶级此时都还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上。
如果我们认为上海新老中产阶级并存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个案的话，那么新老中产阶级同时发展却在今天的中国又一次再现，虽然其产生、发展的时空背景已迥然不同。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韩国和台湾的中产阶级身上。DenisePotrzeba.Leet，InPursuitofStatus：theMakingofSouthKoreas“New”UrbanMiddleClass，Publishedby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anddistributedby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1998；HsinHuangMichaelHsiao，DiscoveryoftheMiddleClassesinEastAsia，PublishedbytheInstituteofEthnology，AmericanSinicaNankang，Taiwai，1993.比种现象在不同时空中的显现使我们看到了它作为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转型期的一种特殊模式，又并非仅仅具有个案的意义。
二、上海中产阶级的基本类型
由小企业主小店主小商人、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等构成的中产阶级，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上海社会最为庞大的中间阶层.职员阶层和知识阶层总体上供不应求，法律顾问、律师、会计师、经理、总办、秘书（尤其是英文秘书）、译员、工程师、医师、药剂师等职业颇受青睐。对新式职业的职员来说，一般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对较早获得较高学历的青年，多会有优厚的收入。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22、745页。总体来说，上海中产阶级分为小企业主、小店主、小商人与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两大类，即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是一个异质性较大的群体，其职业、地位、收入等相差甚远，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其共同的要素已经具备：那就是他们均受过较高的教育，以拥有的某项专门技能而非体力劳动服务于社会，有一个体面的职业，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其产生和发展与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分工密切相关。米尔斯认为，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5页。上海新中产阶级又分为职员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两个群体。职员通常指在社会科层制机构从事非体力劳动的技术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包括上至厂长经理、工程师，下至学徒、店员、办公室的练习生以及政府机关中的公务员在内。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6、136、128页。据《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统计，抗战前上海职员大致有二三十万人左右，数量位居全国第一。除小部分分布在市政机关、警察机关中的一二万人以外，其余主要分布于洋行、民族资本经济组织和旧式商店中。这其中因资本集中的程度较低，故以旧式店员人数最多，达十三四万人；其次，外资企业及洋行的职员所占数量当在十万人左右，民族资本经济组织中的职员人数约为五万人。这部分人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构成上海职员阶层的主流。其中高学历者以金融（钱庄除外）、交通、司法、医药、市府机关等部门为多；大百货公司店员以中等学历者居多；旧式店员以高小、初中生最普遍。张仲礼主编《控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24、771页。而知识分子阶层主要指游离于科层制以外的自由职业者如作家、律师、建筑师以及教师、记者、编辑、医师、会计师等。他们是20世纪新型教育体制及社会分工和转型的产物，其来源既有外来知识分子移民的进入，包括大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也有在本土培养和发展起来各类人员。要精确统计20—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的人数十分困难，有学者对此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1936年上海中小学教职员与新闻记者有3万人，1946年自由职业者为53584人，1950年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42942人，由此推算30年代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人数在20万上下。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6、136、128页。
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往往取决于经济地位，而经济地位又主要取决于社会分工之下市场的需求状况与职业本身的知识技术含量。由于新中产阶级职业和收入往往让一般人所羡慕，其群体的发展趋向以及价值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大于任何其他阶层。当然，这其中并没有忽视其它因素对职业分层的影响，实际上职业结构与职业地位正是各种要素综合成因的结果。
三、上海新中产阶级的群体特征
1现代性
作为现代都市群体，新中产阶级由于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易于接受新事物和现代价值准则，具有现代人的法理、良知与判断是非的标准，表现出较强的现代意识、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以及对商业社会契约性规范的恪守和对科学新知的追求。他们“仪容整洁、态度和蔼职业道德、服从上级、遵守规则、不管闲事、办事敏捷、讲究效率。”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6、136、128页。职业宗旨是：为己谋生，为人群服务。职业教育的训练要点是责任心，工作效能、互助廉洁、乐业兴趣、创造精神。张仲礼主编《控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24、771页。知识分子阶层，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则开始了以知识求生存，以文化求发展的实践历程。刘易斯·科塞曾经谈到，在欧洲只有当庇护人制度开始衰落，17和18世纪出现了需求知识产品的更为广大的公众之时，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才有可能蓬勃发展。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6页。同样，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阶层虽已从传统的社会中心退居边缘，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却促成了他们在文化传播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和巨大功绩。其文化自觉表现为文化主体意识的树立，现代社会准则的维护，传播科学新知的努力以及教化社会道德的实践。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无论在内容、方式还是向度上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