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一种最难用理论去框定的文体。广义的散文是一切用优美文字写下的具有真情实感的文章，一切不可归于小说、戏剧、诗歌和理论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被划入到散文的行列。日记、演讲录、墓志铭、回忆录、书信、作家的创作谈、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研究札记和随想录，都有可能被当作散文来阅读。散文和别的文体最容易在界别上发生模糊。鲁迅的《故乡》是小说还是散文，散文诗是散文还是诗歌，杂文是散文还是言论，“小说的散文化”、“散文化的诗歌”，历来都是文学研究者要面对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散文，一个可以囊括一切“美文”的文体，关于散文的言说，就很难在一个目标下讨论。
狭义的散文是指那些有着“刻意”的抒情色彩、明显的“纪实”风格和夹带着艺术想象的思想议论的文章。确有一批作家，他们专事这样的写作，于是“散文家”的头衔被特定地指称某一类作家，即以现当代中国文学而论，从朱自清到梁实秋，从杨朔到秦牧，从贾平凹到余秋雨，是人们通常指认的散文家。因为他们大量地、专门地从事这样的写作。于是，散文的概念就在这样的不确定中被人们狭义地认领下来。可我们明明知道，从古至今，有多少散文名篇并非出自“专门”的散文家之手。不要说《古文观止》这样的经典结集，就是翻读一下当下的“散文年选”，从作者阵容讲，人员构成恐怕也是最复杂的。于是，对散文的评论大多只能从具体现象入手，对散文的文体研究也更多地强调其中的精神因素。郜元宝说当下散文的症结在于“散文的心”没有摆正。“散文的心”本身并非是一个理论概念，但我们一读即知作者所指的内涵。与所谓“形散而神不散”、“我手写我心”这类常规的散文观念实为同构。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散文，应当说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文体，报纸副刊的大量滋生，助长了散文的发达。只不过，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企图把那些言论性的杂文，文体轻灵的言论和评论等这些并不规范的文章从散文里划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为数很少的几本专门的散文杂志里去评说这种延续已久、四处漫延的文体。似乎只有划定在“叙事散文”、“哲理散文”、“抒情散文”或者“游记散文”、“校园散文”、“友情散文”这样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对散文本身发言；只有选编成“名家散文”、“散文百家”、“精美散文”，才有可能确定散文家的身份；只有在“文化散文”、“大散文”、“新散文”的名目下，才有可能对最新的散文现象做出描述。可以说，“散文家”是一个身份非常模糊、最有可能被质疑其“专业性”的称呼。散文研究与评论也最难形成统一的概念，很难形成系统的理论。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散文的疆域已远远超出了我们曾经认定的范围，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的哲学随想，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米兰·昆德拉的《雅克和他的主人》，这些包含了哲学思想和批评观念的智慧文字，谁敢说不是优美的、精美的、名家的散文呢？
面对疆域无限的散文，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我看来，散文除了它的“兼容并蓄”外，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同时又是一种极为脆弱的文体。我们可以谈论的，正是蕴藏在这种文体中令人心动的脆弱性。散文的脆弱在于，它是一种来不得半点虚假的艺术形式，散文中的“小我”过分狭隘，我们就不会与其中表达的感情沟通；散文中的“大我”过分夸张，失去自然与亲切，我们又会敬而远之，无法从心灵深处产生共鸣。如果作者的情感是真实的、叙事是纪实的，但在形式上拘于陈式，情感的动人性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作者在形式上力求新变，内容上又失之于真切与独特，矫揉造作又会成为我们的第一印象。而失去动人性或在阅读的“第一印象”中失分的散文，其价值就会严重缩水。不确切地说，类似的情形如果发生在小说里，还有补救的余地，发生在诗歌里还有谅解的可能。而散文是丝毫不可放松的。于是这个看似无形的不确定文体，其实对写作者往往会提出最为严酷的要求。一个人刻意去做专门的散文家，事实上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就文学史的情形看，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都是非专门家写成的，成名的机缘有时甚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谁能说诸葛亮含泪写下的《出师表》、鲁迅愤怒而成《记念刘和珍君》是冲着散文写作去的呢？
这就不难知道，为什么许多专门的散文家的创作，最多受到怀疑。新时期初期，有过对杨朔散文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其“作品”中那个“小我”的感情，究竟在多大程度应合了“广大读者”的真实感受。近两年来，关于“余秋雨现象”的争论五花八门，就创作学的角度看，余秋雨散文中那个独行于“文化苦旅”途中的“大我”，他的感情抒发是否存在真切性的缺失，事实上比某些篇章中的“硬伤”更为致命。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对当代散文整体走向和审美趣味的评价。
散文，既可以是出师前的动员，也可以是父亲的背影；既可以是对白杨的礼赞，也可以是对荷塘月色的欣赏；既可以是领袖的一篇演说，也可以是普通百姓的一封家书；既可以是面对黄河的合唱，也可以是对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倾听。所有这一切无疆域的奔驰，都取决于是否能表达出令人战栗的真切感情，是否把持住了那一份脆弱的真情，是否体现了人类智慧的尖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