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讨论一下古代人有关运动、运动的一些特殊形式的看法。他们对于相对运动有大量论述，在实践中创制了陀螺或平衡环这些与回转运动相关的仪器。
(第一节 )《墨经》论运动
《墨经》对机械运动中的“动”和“止”分别作了如下定义和解说。
《经上》：
动，域徙也。
《经说上》：
动偏祭徙者，户枢免瑟。
《经上》：
止，以久也。
《经说上》：
止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若矢过楹。有久之不止，当马非马，若人过梁。
运动必在空间中进行。物体运动，其所在的空间位置随之改变。故曰“动，域徙也”。这个定义惟恐被人误解为只有平动，《经说》又作补充，指出转动的运动情形。例如，门枢转动，其中心枢不动，而其边际发生徙移，故曰：“偏祭徙者，户枢免瑟。”“户枢不蠹”是同义。
“久”表示时间。物体在某一位置停有一段时间，称为静止。《墨经》因此以“以久”定义静止。墨家又进一步将静止分为“无久之不止”和“有久之不止”。“不止”即运动。如果运动极速，如箭矢飞越柱子（“楹”）旁，人们感觉不到箭矢在柱旁停留，故曰“无久之不止”人们也不公说它是静止，就像不会指牛为马（“当牛非马”）一样。如果运缓慢，如人步行过桥梁，一步一顿，前足着地后足未起之刻，似有停留，故曰“有久之不止”。实际上，这种情形是在整个运动中又包含了每一小时间段的静止。它类似“当马非马”，既在运动又不在运动之中，既在静止又不在静止之中。步行过桥，运动是绝对的，其间的静止是相对的。
《墨经》关于“动”与“止”的定义文字上下连贯，极为对称。以空间区域的变换定义运动，以时间的长短过程定义静止。似乎墨家是在对运动静止进行分类一样。
物质运动必须要有空间和时间。《墨经》之一条对此作了讨论。
《经下》：
宇域徙，说在长宇久。
《经说下》：
长宇，徙而有处，宇。宇南北，在旦又在墓，宇徙久。
《墨经》中的“宇”指空间，“久”指时间。这条经文表明，空间区域的运动要有相应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即“长宇久”，它是“长宇”和“长久”的简称，其意义相当今日所谓广延的空间和连续的时间。《说》文的“宇徙久”，进一步强调空间区域的迁徙需要时间。正如一个物体从南到北运动，其时间也必经历“旦暮”之流动，对此，《墨经》又分别讨论了运动物体在空间、时间上的一些特性。它认为，“宇进无近，说在敷”（《经下》），“进行者先敷近后敷远”（《经说下》）。“敷”作是跳跃式、间断的。在墨家看来，任何一个“子空间”或称为“伛”，都不可能与整个宇空有些不同，即“伛不可偏举，宇也”。空间是均匀同质的连续体。就时间而言，运动物体（“行者”）随着在运动区哉的行进而要有先后的时间，或“行脩以久，说在先后”。而运动物体所经历的时间也是均匀同质的，“行者必先近后远”。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由辩者提出的某些关于动静的命题含义深刻。《庄子·天下》写道：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飞鸟之影，未尝动也。
孵矢之疾而有不行为止之时。
这些命题的中心思想是，物体既在运动又在运动之中，其中包含了时空的均匀性、连续性和各向同性的观念。“镞矢之疾”的命题还含有运动物体的瞬时位置与瞬时速度的概念。闻名的古希腊“芝诺悖论”中有关于“飞矢不动”一则。表面看来它与“镞矢之话”类似；实际上，“飞矢不动”的说法不仅判据是错误的，而且其结论也与“镞矢之疾”有要本区别。倘若将芝诺的“飞矢不动”和公孙龙的“镞矢之疾”、《墨经》定义“动，域徙也”相比较，人们不能不赞叹古代中国人把握运动的物理本质的能力。
两千多年前的命题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的动静观。明末清初，王夫之又一次对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写道：
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含静。善体天体之化者，未有不如此者也。
动、静，皆动也。由动之静，亦动也。
天下之不能动者，未有能静者也……天下之能静者，未有不自动得者也。
静者静动，非不动也。
由此看来，王夫之主张，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在古典物理学中，要么是动，要么是静，动与静二者都是绝对的、彼此不相干的两个概念。
(第二节 )平动、转动和滚动
在前面，我们已涉及某些有关平动、转动和滚动的古代认识。古代许多典籍对此作出了论述。《孙子兵法·势篇》写道：“方则止，圆则行。”《淮南子·原道训》写道：“圆者常转。”《淮南子·主术训》写道：“圆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尹文子·大道上》写道：
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止。
《尹文子》一书相传为战国时尹文所撰。今人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考证，可能为魏晋间的根本不同，毫无疑问地已在战国时期为人们所认识。
《墨经》对转动现象作了极好的描述。
《经下》：
正而不可擔，说在抟。
《经说下》：
正丸，无所处而不中县，抟也。
“擔”借为“憺”，训为定，安也。“抟”，同团，指球形，“丸”，即球体。“中县”即“中悬”，指球体中通过球心的铅垂线总是经过球心与平面的接触点。
这条经文，从平衡角度立论，指出平面上球体的运动情形。球在平面上可正立而不可安定。《说文解字》指出：“丸，圆也，倾侧而转者。”它和《墨经》对圆球的运动作出了相同的论述。《墨经》以“中悬”描述球体运动的力学原因，这就道出了圆球随遇平衡的物理机制。
关于滚动问题，《考工记·轮人》中述及车轮滚动“戚速”的条件，也即轮的每一点都与地面接触“微至”，或用现代话说，与地面相切。类似的思想也见《墨经》。《墨经·经上》将滚动着的圆环称为“儇”。“儇”即今“环”。它写道：“环俱柢。”也就是，圆环在滚动过程中，其环边上每一点相继与地面接触。
然而，战国时期公孙龙提出“轮不蹍地”。他的论点可能出于轮之蹍地不过轮之一点，作为整体的轮不潮湿不能同时踞地，否则，轮的滚动就成为平动了。公孙龙的论点显然是针对墨家而发的，但也表明人们对平动与滚动有了较深的认识。
(第三节 )自由落体运动
在生活中，无疑会见到物体自由落体运动的事例。自由落体总是垂直下落，这使古代建筑工人以绳悬重物来判定建筑墙体是否垂直。《墨子·法仪》还将它作为一种技术规范而记载下来。它写道：“百工为方以矩，直以绳，正以县。无巧不巧工，皆以此四者为法。”《考工计》也每每述及“立者中县”。
《墨经》是较早从理论上探讨自由落体的。它在论述斜面时曾将处布落体运动与斜面上物体的运动作了比较：
《经说下》：
……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动，则下直；扡（斜），或害之地。氵不（流）梯者不得下直也。
《墨经》在此正确地描述了自由落体运动的路径，指出了自由落体的必要条件。虽然，它并未对此作出数学描述，也未曾注意到速度和加速度的问题，但它在物理学史上却是首先讨论自由落体的作品，而且，值得庆幸的是，它也没有产生轻重不同的物体不同时落地的思想观念。
(第四节 )数学题中的运动学知识
古代数学著作普遍地以运动学为内容而拟设了各种算题。它们在时间、路程、速度或加速度值中提出一些已知条件，并作出了解答。以《九章算术》卷六《均输》为例，以下算题的物理学思想是值得重视的。
今有程傅委输，空车日行七十里，重车日行五十里。今载太仓输上休，五日三返。问太仓去上林几何？
今有客日行三百里，客去忘持家。日已三分之一，主人乃觉，持衣追及与之而返。至家视日四分之三。问主人马不休，日行几何？
今有甲发长安，五日至齐；乙发齐，七日至长安。今乙发已先行二日，甲乃发长安。问几何相逢？
类似的这些算题，其具体算法并不困难，我们感兴趣的是它们所反映的物理意义。从这些算题中看出，路程、速度和时间这三个匀速运动中的基本物理量得到充分认识，并把它们联系起来了。看来，古代人清楚地知道与匀速运动相关的物理概念。这些算题本身及其答案，体现了古代人关于运动学的知识水平。
下面一道题尤其值得注意和讨论：
今有良马与驽马，发长安至齐。齐去长安至齐。齐去长安三千里。良马初日行一百九十三里，日增十三里。驽马初日行九十七里，日减半里。良马先至齐，复还迎驽马。问几何日相逢及各行几何？
古代人以“盈不足术”解答此类问题。不妨试着以现在物理方法解答它，即可发现其中趣味。值得注意的是，刘徽在注《九章算术》该题时，将今日称之为正、负加速度的值分别名之为“益疾里”和“减迟里”，并统称为“益疾减迟之数”。似乎刘徽生活的魏晋时期，中国人已有类似加速度的概念或术语。
(第五节 )角速度概念的萌芽
磨，是古代普通的粮食加工工具。有趣的是，古代人从磨的运转中领悟到角速度的概念。并且还以这种概念解释，为何每日的时间长度总是百刻，而不会随春夏秋冬有所变化。
在古代人假想的天球中，北极星是一个不动的枢极，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大星体）绕着枢极转动，古代人把这种运动称为“躔”；日躔与枢极距离的长短决定了春夏秋冬的变化。然而，无论日躔如何，每一天时间长度总是“百刻”（壶漏的刻度），而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日近枢极时，一天少于百刻；当晶远枢极时，一天大于百刻。何如冬夏日度皆百刻？明代廷相（字子衡，1474-1544）作了如下解释：
七矅之躔绕极方外，一昼一夜，旋转一周。……或日，近极昼夜之度宜过短，而远极之度宜过长。似也，何冬夏日度皆百刻？曰：天体虽有远近高低，运行一周，远近举皆一周，管于枢故耳。也见日近之时，则影移之迟；远近之时，则影移之速，可测矣。如蚁在磨盘，一在边，一在脐，虽有内外远近，皆磨一周而同至。安得刻候不同？
这个解释所含的物理意义是清楚的。王廷相首先观察了磨盘上的两个质点（蚂蚁），一在靠近磨盘转动的中心（脐），一在磨盘边缘。它们随磨转一周（360°）而同时到大写字母们原来的所在地。然后，王廷相将日常观察运用到广漠的宇宙天体之中。天体距枢极虽有高低远近之不同，但它们在天球上支行一周必定同时到达原来位置。在这里，显然是由于角速度相同的缘故。王廷相虽然没有讲出角速度一词，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转动物体上各质点的角度与这些质点所在位置的半径无关。这是他论证的立足点，因此才有躔度不同而冬夏皆百刻、蚁在磨上的位置不同而磨转一周时必回复原位的结论。
角速度概念可能起源泉于汉代。王充《论衡·说日篇》已将磨上蚁之行比喻天体运动。
(第六节 )相对运动
船、河岸与水孰动乎？磨与磨上行走的蚂蚁孰动乎？月与云磨动乎？天与地孰动乎？古人关于运动的相对性有许多论述。从水中的船到陆地的磨，从地上物体到天穹中星体，对它们的运动作了认真的观察，提出了富有哲理的思辨，也发生了小小的争论。
战国末期由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一书中，记述了一个流传至今还脍炙人口的“刻舟求剑”的故事：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在该故事叙述的环境、条件下，故事编纂者们知道“舟已行矣，而剑不行”，并且笑那个刻舟取剑者为“不亦惑乎”。可见，他们知道应当怎样才能找到掉落江中的剑。从现在物理角度看，找到这把剑有两种方法：一、记住剑掉落江中的位置或离岸上某标志的方向、距离。这就是说，以河岸作为参考坐标。二、在船不改变方向和速度的情形下，在舟中作记号，然后，根据船速和航行时间，剑掉落江中的时间，求出靠岸的舟与剑掉落地点的距离。这就是说，以船作为参考坐标。故事编纂者可能知道这两种方法。他们可能清楚，这个事件过程涉及两个坐标系统。
船与河岸二者孰运动乎？梁元帝萧绎在其诗《早发龙巢》中写道：
不疑行舫动，唯看远树来。
敦煌曲子中有一首《浪淘沙》词，说：
五里竿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行。柔艣不施停却棹，是船行。
满眼风波多陕灼，看山恰似走来迎。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
这两首诗多么微妙地刻画了船与河岸山林的运动关系，既揭示了河岸、山林的视运动，也逼真地表现了它们之间的相对运动。在整个人类的文化史或科学史上，船与河岸、山林的运动关系，成为论述运动的一个传统例子，在今天也不失它的科学意义。
晋代天文学家束皙(26l—303)说：“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他以船作为参考坐标。他又说：“仰游云以观，日月常动而云不移。”晋葛洪亦说：“见游云西行，而谓月之东驰。”实际飘动是云朵，而视运动的结果相反。这相反的结论，恰恰是相对运动的例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人充分地以相对运动来论证地动的观点。《尸子》说：“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昂。”成书于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写道：“岐伯日：‘上者左行，下者右行。左右周天，余而复会也。’”该书中述及的黄帝和古代大医生岐伯是伪托的。汉代成书的《春秋纬·元命苞》写道：“天左旋，地右动。”这些记载都是从观察天体的视运动得到的，以天上星体的东升西落(左旋)运动来证明地的某种运动(右旋)。从相对运动的观念出发，以天的左旋来证明地的右动，大概也是古代最早的朴素的地动说。
古人以相对运动解释天体运动的同时，还得到了相对速度的初步概念。王充在《论衡·说日篇》中写道：
儒者论日：“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系于天，各自旋转。”难之日：使日月自行，不系于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当日月出时，当进而东旋，何还始西转？系于天，随天四时转也。其喻若蚁行于硙上，日月行迟天行速，天持日月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反西旋也。
日月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圆行，其取喻若蚁行于桤上焉。
从这段记载看来，儒者所说的“日月之行，不系予天，各自旋转”，本是正确的。但王充为了解释日月的周日视运动，他假想一个天球的存在。这个天球以人所在的地为中心，恒星都固着在天球上。因此，他所看到的天的运转实际上就是地球本身自转的反映。虽然，这个假想的天球并不存在，但王充却从这里天才地猜测到相对速度的概念。在他看来，天以极大速度运转，固着于它的、缓慢运动的星也就随着它一起运转了。他把这个现象比喻为硙(wei，即石磨)上行走的蚂蚁，向左转的碹速度快，向右爬行的蚁速度慢，因而，看来蚁是在随硙一起左转。《晋书·天文志》对此作了清楚的解说：
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
由此又引发了明代朱载堉的议论。他认为，在不确定参考系之下，讨论这一类问题，乃“千载不决之疑也”。事实上，早在战国时期，墨家就指出了参照系的重要性。《墨经·经说上》写道：“宇，东西家南北。”“家”，正是决定东、西、南、北的参照点。否则，就会有“西家谓之东家，东家谓之西家，虽皋陶之理，不能定其处”的状况。
以相对运动的观点来解释天体的运动，在古代的东西方都是一致的。当哥白尼把宇宙的中心从地球挪到太阳上时，在宇宙观上掀起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但在论证日心地动说方面，他并没有超出古代相对运动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