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是宋代著名的古文家，其文学思想主要是以变革时期的社会文化性格为背景，以个人的儒家修养为基础，和在前辈师友古文家的影响下形成的。个人的儒家修养是他形成文学思想的基础，使他以“宗经”、“明道”、“复古”为旨，有浓厚的正统色彩。变革时期的士风、学风和文风是培育他文学思想的土壤，使他的文学思想适应了时代潮流而向“文以致用”前进。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诸师友的楷模，为曾巩的创作指明了方向，也促进了他文学思想的形成。
第一节 变革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
曾巩所处的时代，正值北宋中叶，这是一个社会文化发生变革的时代，从政治上而言，就有“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从文化上讲，有“宋学”之兴起，文学上则有声势浩大的“古文复兴运动”。社会的急剧变革，影响着文化的价值趋向，同时也影响着当时的士风、学风和文风，并进而影响文学创作观念的变化。作为那个时代的产儿，曾巩也不例外，他的文学思想也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一
庆历四年，曾巩二十六岁，这也是北宋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的一年，是年范仲淹实施“庆历新政”。宋王朝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六十余年的励精图治，政权已经巩固，社会逐渐稳定，民众的生活也开始富裕，到了仁宗一朝，各种隐藏的弊病逐渐呈现出来，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愈来愈明显，仁宗朝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黄袍加身”的政权问题，而是皇权内部慵懒的军队、办事效率极低的官吏和来自边陲的兵患，王禹偁说：“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①范仲淹在《十事书》中批评朝廷政事云：“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堪，不限内外，不问老逸，贤不肖并进，此岂黜陟幽明之意？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人，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而有为也，众皆称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事，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耻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纲纪之坏哉？在京百司，金谷浩翰，权势子弟，长为占据，有虚实癛禄、待阙一二年，暨临事局，挟以势力，岂肯恪恭其职？”②由此形成的文弊武病，导致了国家政事的沉冗，更为严重的在文化内部，也面临着一场挑战，儒家文化自唐末五代以来惨遭破坏，伦理道德的丧失，使一部分士大夫散失了士风与人格，所有这些问题，从仁宗一朝就开始凸现出来，到神宗时已十分严重，形成了种种危机，正如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云：
本朝累世因循未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傜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劳，而未尝申勅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人恭俭，忠恕诚愨，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①
王安石对当朝百年以来的政事做了认真全面的分析，认为在承平百年无事的掩饰之下，当朝在政治、军事、财税、农业等方面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内患外忧。正是在这种局面下，王朝的内部不管是上层士大夫群体，还是下层的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一种要求社会变革的心理，如尹洙在上书中说：“因循不改，弊坏日甚”②。范仲淹不但主张政治改革，而且还“请救文弊”，他在《奏上时务篇》中云：“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亦此之谓也。”①当时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就连仁宗也“遂欲更天下弊事”②，其后的英宗、神宗更有改革之心。朱熹说：“英宗即位，已有性气改作，但以神躬多病，不久晏驾，所以当时谥之曰‘英’，神宗继之，性气越紧，尤欲更心之。”③这种变革的社会要求逐渐在人们当中形成一种变革心理，并且这种心理贯穿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其结果是在政治上进行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两次变法的时期与形式不同，但文化背景相同，都是在这种渴望变革的群体意识下进行的，且两者变法的实质都是一脉相通的，都是针对北宋王朝内弊外困的局面，同时，它所反映出来的士人心态也是相同的，那就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希望通过改革，对外建立“尊王攘夷”的新秩序，对内重塑政治宪纲。而曾巩所处的时代，正是这一变革的时代。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士人的心态也正在发生剧烈变化。那个时候，士人再也不是将目光只专注在死读书上，而是将自己的读书与学以致用结合起来。在“重文轻武”的国策之下，他们有“学而优则仕”的出路，他们大部分都想顺应改革的社会思潮，通过读书然后有所作为，出仕是他们实现兼济天下理想的有效途径，而出仕则必须通过科举的形式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变革思潮激发了士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他们感奋时事，议论变革，希望自己有功于世，成为一种激切的群体渴望心理积淀。如《宋史· 范仲淹传》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④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内涵普遍代表了那个时代士人的一种心态，使士人们急切地关注时事，激烈要求变革，并且也形成一种士人的群体意识，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则是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创作。欧阳修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说：“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然近世应科目文辞，求若此者盖寡。”①欧阳修认为文章要切于时事而不为空言，这是他基于经世致用思想的观点出发，认为文要致用，要敢于揭发时病。由于欧阳修是当时公认的文坛盟主，并在嘉佑二年知贡举，凡不合其创作要求的皆罢之。欧阳修的这一文学主张思想，不但影响这一时期的科举文学，也影响了当时的文学思潮。关于欧阳修对曾巩的具体影响，下面还有专门论述。
二
强烈的变革要求是当时士人的一种急切渴望心理，反映了北宋中叶士人的一种强烈责任感。同时，皇室采取的偃武修文政策，政府对大量文人的选官，以及科场取士名额的扩大，无疑使文人看到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希望，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途径便是读书。在当时，读书成为一股潮流，目的在于明理经世，知识的尊严在这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管是在大富贵宅，还是在平民孤村，到处都弥漫着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②反映的正是这一莘莘学子读书求仕的情景。只有读书仕进，才能实现当时士人渴望有为于世的理想。而当时文人不仅能写文章，而且还会经术，如果考中成为官吏，则成为文章、经术、吏才合于一身的文人。对于科场的文章而言，自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古文在科场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同时与古文有密切联系的儒术在庆历年间就日受重视，当时的官办学校为太学，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在那里讲学，吕希哲说“胡翼之瑗初为直讲，有旨专掌一学之政。……各因其所好，类聚而别居之，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皆使之以类群居，相与讲习。胡亦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其定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乐，从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①胡瑗本精于经术，却又用分科教学的方法把“经术”、“兵法”、“艺文”、“节义”等贯之于政事之中，体现了学以致用、有益于世的学风。而曾巩也曾一度入太学学习，他在《王君俞哀辞》中说：“庆历元年，予入太学，始相识。馆余于家，居数日，相与讲学。”②虽然曾巩不曾亲受教于胡瑗，但是作为政府最高学府的学风、士风还是对他有影响。尤其是有为于世的士人心态和学贵致用的学风影响了曾巩，反映到他的创作思想，就是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其实这也与古文运动的价值趋向一致，就是重视文章的社会功用，以文章论时事。曾巩所写的许多奏议，其实大部分都结合国家形势而论，都是精彩的议事文章，况且曾巩本身是集经术、文章与吏才的宋朝典型文人，本身就表现了强烈的通经致用的人生思想，反映到他的文学思想中，那也是很自然的事。
宋代中叶的士人特别重视道德修养，他们往往有感于五代以来儒道纲常的破坏，认为当时的内困与外弊也与这有关，主张重整道德风尚，矫厉风节。这种道德重整活动从宋初就开始了。如石介说：“唐十八帝，惟武德，贞观、开元、元和百数十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乱之于前，奸臣坏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后。颠侧崎危，绵绵延延，乍倾乍安，若续若绝，仅能至于三百年，何足言之。”③石介从批判唐五代入手，倡扬道德，其后欧阳修更是矫厉风节的健将，在《新五代史》中一改前人之做法，把矛头猛烈地对准五代以来的士人风气，他说：“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无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①欧阳修严厉地否定了冯道，并且把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其他文人重整道德的活动，如范仲淹、理学三先生的胡瑗、石介、孙复等人。在当时，矫厉风节，倡扬士风也成为一种风气。曾巩更是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多次提到“道德”二字，如在《上王转运》说：“夫然则某之进于道德也虽浅，然称之四方。曰执事之遇曾某也以道，曾某受执事之遇，无所非其道，其可以无愧矣。四方之人闻之者曰：如某且然，况深于道德者如何哉？则其为补于世岂少欤？”②短短数语，三次提到道德，其中还提到“为补于世”，都是曾巩人生思想的体现，并进而影响其文学创作思想。
就学术而言，宋学形成了有宋一代之学术，它不但与儒家有天然的关系，而且还与古文运动也有紧密联系。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面对隋唐五代以来佛教的盛行，对儒学形成挑战，而那时的人们发现西汉以来经学只是训诂章句，流于空泛，不能适应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而要重振儒学，就需要借助古文来重新阐释义理，“义理”化是宋学的一个特点。对佛学，在排斥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引入了佛教性理中的东西，自然使宋学的发展更加有了思辨性，以至在后来形成独具特色的理学。现在有的学者说曾巩坚决反对宋学，而且是一个理学者。也有人认为不尽对，理学用章太炎的话说是“表皮上的儒学，骨子里的佛学。”③曾巩一生与韩愈一样坚决排佛，对排佛从不留情，甚至比韩愈更加厉害。他的《梁书目录序》可谓他排佛的一篇文章，认为：“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①王安石也认为曾巩力排佛经，他在《答曾子固书》中云：“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区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与读经有所不暇也。”②正是曾巩恪守儒家经义，使他对佛经大力排斥。王水照先生也认为把曾巩当成是理学先驱是不确切的。王先生主要认为理是程朱哲学体系中的最高和基本范畴，曾巩的理主要是事物的道理、原理。③就连理学大师朱熹也说曾文：“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缘他见处不彻，本无根本功夫，所以如此。”④而曾巩对于宋学的态度，则处于中立态度。宋学的发展如皮锡瑞所云：“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⑤然而早在中唐，陆淳、刘知几已开“舍传求经”的风气。⑥但这种风气发展很慢，到了仁宗朝，这种排斥汉唐注疏之学的风气才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相适应，士人抛弃传注，发明经旨，以出新意，已成为学界的风气，后来随着“庆历新政”的实施，疑古惑经风气遂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皮锡瑞云：
宋儒拨弃传注，遂不难于议经。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①
当时疑古风气正炽，欧阳修也参与其中，而作为其弟子的曾巩，并没有积极参与其中，但他也有一些批评汉代之学的言论，如云：“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②并且在“古文运动”中，主要的古文家都精于经术，曾巩也不例外，曾巩的很多文章都在讲“道”，其实在阐释儒家道义，与宋学的“义理”并没有相背而走。他的古文创作响应了欧阳修“古文运动”的号召，以儒道为古文的充实内容，古文则成为儒学议事的工具，而在文学思想上则表现为文道观念中道的倾向性。
三
曾巩的时代，还是一个古文复兴的时期。近人论宋朝的古文复兴，总是简单地把它同宋初文风与残唐五代文风联系起来，认为古文的复兴是反对这种文风的简单结果。《宋史》尝言“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③这里的声律之体就是所谓的西昆体，并且形成了“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④为了反对这种侈靡文风，入宋之初，就有柳开等人倡导古文，范仲淹尝言：
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师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①
从上面看，柳开、穆修、欧阳修等人的古文是针对此时的文风有为而发，这的确不错，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宋朝古文的复兴不仅仅是矫正当时的文风，更为重要的是与当时的儒学复兴联系在一起的。文场文体的变化也与儒学的升降有关系。唐末五代以来，朝纲受到破坏，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信仰的儒道受到重创，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以致于连仕四朝、三入中书的冯道仍享儒臣殊荣，“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②冯道连仕四朝，与儒家的忠良之气相悖，而他之所以能被称道，亦可见当时儒道遭受破坏后士人之扭曲心态。这种正统的儒家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封建伦理纲常与传统道德已经逐渐崩毁。甚至在文学上，中唐韩柳倡导的古文观念的基础也遭到瓦解，并且出现了“学古文者，深以为惭”③的局面，古文与儒学一起走向衰落。由此可见，文学的变化只不过是一个简单形式的表面现象，其实质的东西是儒学的盛衰。古文扎根于儒学，古文的兴起，其实质也就是儒学的重振。宋朝古文的兴起，其实质反映了士人强烈要求恢复儒道、重振朝纲的思想要求，在文学上，则是要求以古文作为载道的工具，儒学则给古文以充实的内容，这集中表现在欧阳修倡导的“古文复兴运动”上。陈寅恪曾云：“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于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瓌宝。孰为空文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①陈寅恪一语道破了欧文在实质上是以“振道”为目的。因此，对于曾巩而言，文也是其治道的一种表达形式。作为欧阳修的门生，曾巩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如前引《宋史》所言，曾巩在“古文复兴运动”中功不可没，他的创作思想顺应了“古文复兴运动”的潮流，他在积极创作古文的同时，大力倡扬儒道，表现了浓厚的儒家气息。他的古文创作思想，大体上与古文复兴运动的创作实质一脉相通。
第二节 儒学修养：文学思想形成的基础
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②曾巩出生在一个儒家文化家庭，“家世为儒”使他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林希曾云：“曾氏在南，三世有闻。维祖维考，始亨復屯。畜厚潜深，儒学之门。迨公之兴，益显于文。奋躬力行，道义之存。”③可见曾巩的先祖世习儒术，而及曾巩，已彰其宗。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巩自觉地学习儒家经典，他说：“巩年龄益长，血气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④又称：“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⑤及其成人至殁，所作文章，未尝不言及儒术之理。《宋史》亦称他“斟酌损益，必本于经，必止于仁义”①。虞绍庵也说曾巩“在孟氏既殁千五百年之后，求圣贤之遗言、帝王之成法于‘六经’之中，沛然而有余，渊然而莫测，赫然为时儒宗”②。曾巩的一生也是从事探索儒家之学的一生。儒家思想是他一生遵循的人生思想，他自己推崇儒学，并有一定的成就，然正如其诗名为文名所掩，他的经术亦为其文名所掩。其弟曾肇为乃兄所撰的《行状》对其经术做了评价，云：
盖自扬雄以后，士罕知经，至施于政事，亦皆卑近苟简，古道术寝微，先王之迹不复见于世。公生于末俗之中，绝学之后，其于剖析微言，阐明经疑义，卓然自得，足以发六艺之蕴，正百家之谬，破数千载之惑。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致弥纶当世之学，斟酌损益，必本于经，不少贬以就俗，非与前世列于儒林及以功名自见者比也。③
“正百家之谬，破数千载之惑，弥纶当世之学，斟酌损益，必本于经”是曾巩儒术的特点。曾巩在文章上推重韩欧古文，而在学术上重刘向，王震说：“先生自负要似刘向，不知韩愈为何如尔。”④刘向在经学史上属今文学派，所以他的经术多与政治现实紧密。曾巩不但受刘向经术影响，还受其文学影响，李涂《文章精义》曾论：“曾子固文学刘向。（平平说去，叠叠不断，最淡而古。但刘向老，子固嫩；刘向简，子固繁；刘向枯槁，子固光润耳。）”⑤并且曾巩还亲手校订了刘向整理和编著的《战国策》、《列女传》、《新序》等书。正统儒家的人生思想，对他的人生观、学术观、文艺观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儒家思想亦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
后人论及曾巩的儒学，多谓“本于六经”，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是儒家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的依据和内容。孔子曾这样解释“六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①“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②从儒家对“六经”的解释看，六经是儒家行为处世的准则。而曾巩的儒术本源“六经”，除了他从小受业于儒学之外，还与宋代的儒学复兴运动直接联系在一起。
就宋代的“儒学复兴运动”而言，曾巩主要经历了庆历学术和王安石新学派学术。宋初的大政方略，大致是建立在晚唐五代割据的混乱基础之上的，经过宋初几代君主的征战与恢复，国家处于相对安定之后，他们加强了皇权政治，但民族矛盾依然严重，西北有西夏，北有契丹大辽，西南有吐蕃，都对赵宋王朝的存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宋太祖为了加强皇权，采取了“以儒臣知州事”，太祖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③宋太祖虽有重儒轻武之策，但重用儒生，对恢复儒家传统文化和儒学的兴起起到了很好的积极的作用。庆历年间，在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下，各地兴学运动出现。《宋史·选举志》曰：“庆历四年，诏曰：‘……其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由是州郡奉诏兴学，而士有所劝矣。”①各地兴办学校，无疑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宋朝科举制度的新变、尤其是科举内容的变化，也对儒学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自唐代开明经之科，以帖经试本文，以墨义问注疏，盖成定式，宋初相沿未改，如景德、祥符间连知贡举的晁迥，关于诸科对义的出题，仍是‘经注四道，疏义六道’，纯用宋学家不齿的汉唐注疏以取士。至此始有大义之试，举子可以自出己意，发挥义理，不须具注疏。”②庆历新政之后，科举制度的重要变化是増诸科以大义，也就是考试的儒士再也不能局限于章句训诂知识，若专守注疏，不能发明新意，则被认为是固守，于是在庆历之后，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知礼部贡举，大力推行新科制度，他曾经批评旧科说：“今贡举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诗赋而后策论，使学者不根经术，不本道理。”③于是欧阳修大力支持科改，使儒学的“义理”与“实用”在科场中得以体现，而儒生亦不得不遵此旨而行，新科的推行，使得欧阳修在嘉祐二年的礼部考试中，获得意之士曾巩、三苏、程颢、张载、及朱光庭、吕大钧等人。韩琦高度评价此事：“嘉祐初，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乎澹造理者，即预奏名。初虽怨讟纷纭，而文格终以复古者，公之力也。”④
庆历学术给儒学带来了勃勃生机，地州县学校的兴起和科场的变化，也推动了儒学的发展。曾巩的儒学思想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形成的。当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实施时，曾巩风华正茂。在庆历元年，曾巩赴京应试，先在太学学习。曾巩曰：“庆历元年，予入太学，始相识。馆余千家，居数月，相与讲学，会余归，遂别。”①曾巩在京师居数月，正是二十出头，内心对这场“儒学复兴运动”，也寄予了热切的关注。他的《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就是一篇谈儒论文的名篇，是斯年呈于欧阳修的，他在文中称：
夫世之所谓大贤者，何哉？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其仁与义，磊磊然横天地，冠古今，不穷也。其闻与实，卓卓然轩士林，犹雷霆震而风飚弛，不浮也。则其谓之大贤，与穹壤等大，与《诗》《书》所称无间，宜矣。……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记之。……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②
曾巩在此文中称颂欧阳修为大贤，其文章为六经之羽翼、道义之祖。当时曾巩虽居太学，但也耳闻儒学复兴之钟声，他有感于当时士大夫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淡薄，故称欧阳修为大贤，其文章为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实乃曾巩对儒学衰弱之际的复兴心愿。“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是曾巩对朝野士大夫的希望，也是他推崇欧阳修的原因。王安石的新学派在北宋儒学复兴过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其直接联系的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运动。为了配合变法的实施，王安石对学校也采取了措施，为了加强儒学的统一，王安石亲编了各级学校的统一教材《三经新义》，这是根据王安石自己的儒学理想编定的。《宋史·王安石传》论《三经新义》之通行说：“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③王安石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王安石令各地广设学校：“诸路置学官，州给田十倾为学粮，元有学田不及者益之，多者听如故。”①王安石兴学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太学当中择其优秀者直接选官，对此曾巩极为赞同，他说：“诚令州县有好文学、厉名节、孝悌谨顺、出入无悖者所闻，令佐升诸州学，州谨察其可者上太学。以州大小为岁及人数之差，太学一岁，谨察其可者上礼部，礼部谨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学至礼部，皆取课试，通一艺以上，御试与否，取自圣哉。”②曾巩赞同“好文学、厉名节、孝悌谨顺”的儒生可直接上太学，并进而可以除名礼部选官。可见，在这次新学的儒学运动中，曾巩也自觉地加入其中了。
北宋前期的两次儒学运动，曾巩无一例外地加入其中，事实上成为曾巩儒学思想的儒学背景，并且对他的儒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个体的差异性，曾巩的儒学思想也具有不同于他人之处，也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并进而影响其文学思想的生成。
曾巩甚是推崇大学之道。《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③“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大学之道之根本，具体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巩说：“《大学》所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其国家天下，而要其所以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谓正其本者，在得之于心而已。得之于心者，其术非他，学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为大学之道也。古之圣人，舜禹成汤文武，未有不由学而成，而傅说周公之辅其君，未尝不勉之以学。”④曾巩是一个学者型的古文家，他把大学之道作为立身之本，强调自觉修养的“学”，也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所以为此者，无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学之道的终极目的，也是其功利性所在，表现在文学上则是经世致用。曾巩所认为的大学之道在某种意义上是种理想化的目标，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是种理想化的终极目标。
毫无疑问，曾巩的大学之道来源于对当时民族、国家与社会状况的深深忧虑。唐末五代以来，儒家思想秩序遭受破坏，汉族国土面积的缩小，深藏在士人心底对儒家“正统”的怀念之情已久，士人渴望重新确定儒家的“正统”地位，宋人曾云：“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①这意味着知识阶层急切渴望恢复儒道。而曾巩的儒学思想核心是“大学之道”，他不仅以此作为修身立身之本，而且还要施用于世，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利目的。他的文章也反复倡导儒术，也赋予了浓厚的功利色彩，他文学思想的文道观、经世观就是以其儒学思想为基础的。作为儒家经典的《中庸》，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之道，主张遵循天性，推行道德，维护人伦，也就是所谓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②曾巩一生之为人处事悉遵此原则。他在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中采取了远离政权中心而徙知外州的做法。但并不说明他不赞成变法，他说：“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③并且他也赞神宗：“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④这说明他在思想上是赞成改革的。他之所以与他的好友王安石有分歧，主要还在具体的措施上。曾巩在变法过程中，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既没有完全归附王安石新派，也没有投靠司马光的守旧派，这主要是曾巩的儒家中庸思想的处世之道所致。曾巩是一个醇儒，他忠于孔子所说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①所以他认为通过中庸的修养思想可以成为儒家的“君子”，他所说的君子，正谓孔子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②正是这一思想，使曾巩的处世极其谨慎，他在政治上立于新旧派之间，保持中立地位，而在文学创作思想上，则表现为主张风格自然质朴，但亦赞成作品有一定的文采，而且“《中庸》在道德上是思孟学派与宋学的纽带，在理论上是沟通传统儒学与性理之学的桥梁，在实践上又有兼重道德修养和经世致用之特点”③。曾巩受《中庸》思想影响极深，所以曾巩特别看重作家道德修养和文章的经世致用。
曾巩深厚的儒学思想影响了他的一生，更影响了他的文学思想，他的文学思想深深地烙上了儒学的印子。可以说，他的儒学思想决定了他的经世观，并影响了他的文道观和创作观。
第三节 前辈师友对其文学思想的影响
如果说曾巩的儒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基础，则北宋的学风与士风是他文学思想形成的动力，而前辈师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深刻地影响了曾巩的人生思想、文学思想及创作实践。尤其是他的老师欧阳修的影响最大，无论是文学思想中的经世观、文道观和创作观都对曾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于曾巩师事欧阳修事，文献中多有记载。《宋元学案·庐陵学案》中直接把曾巩列为庐陵门人。①曾巩初次拜谒欧阳修是在庆历元年。那年二十三岁的曾巩赴京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上书便是著名的《上欧阳学士第一书》。曾巩在此书中称：
学士执事：夫世之所谓大贤者，何哉？以其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倚挈当世，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辞踳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既有志于学，于时事，万亦识其一焉，则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天下学士，有志于圣人者，莫不攘袂引领，愿受指教，听诲谕，宜矣。……”②
从此文中可以看出，曾巩少时就闻欧阳修之声名，并受其很大的影响，他称欧阳修为当时之大贤，并愿意受指教、听诲谕、相师焉。欧阳修见曾文后大叹曾巩之才：“广文曾生，文识可骇。”③并且在《送杨辟秀才》中也说：“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既又得杨生，群兽出麟角。……至宝异常珍，夜光惊把握。骇者弃诸途，窃拾充吾橐。其于获二生，厥价玉一毂。”④显而易见，欧阳修亦惊骇曾巩之才，并认为认识曾巩和杨生犹如“厥价玉一毂”，喜悦之情溢于言中。从此曾巩就常受教获益于欧阳修，曾巩曾说：“某之获幸于左右，非有一日之素，宾客之谈，率然自进于门下，而执事不以众人待之。坐而与之言，未尝不以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于当今之世者，使巩薰蒸渐渍，忽不自知其益，而及于中庸之门户，受赐甚大，且感且喜。”①就在曾巩落第南归，欧阳修还赠序《送曾巩秀才序》：“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夫农不咎岁而葘播是勤，其水旱则已，使一有获，则岂不多邪？”②曾巩随即在回临川之后又作了著名的《上欧阳学士第二书》，此信的感情笔调已不同于第一封信，因此时二人已相识，并且曾巩感激于欧阳修的知遇之恩，云：“所深念者，执事每曰：‘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及行之日，又赠序引，不以规而以赏识其愚，又叹嗟其去。此巩得之于众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恳恻不忘，况大贤长者，海内所师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轻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万于寻常可知也。”③从此信可得知，此时欧阳修与曾巩已经成为师友，欧阳修甚喜巩才识，而曾巩也感戴欧阳修之知遇之恩。以后两人的书信交往不断。及至嘉祐二年，欧阳修权知贡举，对曾巩的赏识达到了顶峰，甚至在考试中误把苏轼文章当作曾巩之作。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说：“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又疑其是为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④可知欧阳修对曾巩是多么的器重，是年巩登第南归，抚州拟岘台建成，曾巩作有《拟岘台记》。此时曾巩的创作，已经完全被欧阳修的文学理念所折服，他的这篇记中的“若夫烟云开敛，日出光没，四时朝暮，雨旸明晦，变化不同，则虽览之不厌，而虽有智者，亦不能穷其状也。或饮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靓观微步，旁皇徙倚，则得于耳目与得之于心者，虽所寓之乐有殊，而亦各适其适也。”⑤从文章的句法、语言、格调看，完全摹拟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茅坤亦云：“此记大略本柳宗元《訾家洲》、欧阳公《醉翁亭》等记来。”①其文学思想受欧阳修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曾巩在《祭欧阳少师文》中说：“言由公诲，行由公率。”②确实，曾巩一生奉欧阳修为楷师，欧阳修的人品和文品，都对曾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欧阳修影响了曾巩的文学思想。欧阳修的文学思想适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他的注重世用的经世观根植于他的儒学思想之中，他说：“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可施于今。”③认为文章要立足现实，有为而作。而曾巩也云：“由是观之，则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④认为文章关系社会民生。师生二人对文章经世的看法大体相同。曾巩是重儒道之人，他亦推尊欧阳修的所传道统，他认为：“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⑤曾巩称欧为大贤，是继韩愈之后道统的继承者。在他与欧阳修的交往中：“坐而与之言，未尝不以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于当今之世者，使巩熏蒸渐渍，忽不自知其益，而及于中庸之门户，受赐甚大，且惑且喜。”⑥可见欧阳修每言语于曾巩，未尝不离道德。欧阳修与曾巩的文道观虽有不同，但文以明道这一点两人是相同的，这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就可看出，曾巩有“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的言论，这既是称颂欧阳修之语，又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理想。曾巩的创作思想也受欧阳修的影响。曾巩在《祭欧阳少师文》中缅怀先师欧阳修的文章说：“文章逸发，醇深炳蔚。体备韩马，思兼庄屈。垂光简编，焯若星日。绝去刀尺，浑然天质。辞穷卷尽，含意未卒。读者心醒，开蒙愈疾，当代一人，顾无俦匹。”①这是欧阳修主张文要自然的创作思想，也是曾巩推崇的一种文学创作主张。曾巩说：“欧公更欲足下少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②看来，曾巩是极力推崇欧阳修取法自然的创作观，并自觉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思想之中。南宋王柏在《跋欧曾文粹》③中云：
右欧阳文忠公、南丰曾舍人文粹，合上下两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于考亭门人，谓朱子之所选，观其择之之精，信非佗人目力所能到。抑有尝闻朱子取文字之法：“文胜而义理乖辟者不取；赞邪害正者，文辞虽工不取；释老文字须如欧阳公登真观记，曾南丰仙都观记莱园记之属，乃可入。”此可以知其取舍之意矣。又曰：“欧阳公文字，敷腴温润，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又曰：“南丰文字，说通透，如入会相论底，一齐指摘，说尽了。欧公不尽说，含蓄无尽，意又好。曾所以不及欧，是纡徐曲折处。”又曰：“文字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寻常字，自苏东坡文出，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处，只就小处起议论。”此皆朱子论文之法，学者不可不知，因并识之云。
朱熹独合欧曾之选文，以理学家之手眼品评阐扬，言及欧曾文法之一致处，及各自文风之特点，可见欧曾之师承和后人之认识，体现了理学家之文学主张及兴趣所在。
曾巩与王安石都是文坛巨擘，曾巩认识王安石却早于欧阳修。《宋史》曰：“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荐之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①我们暂且不管曾巩与王安石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是如何揆违，但曾巩与王安石早年相知若契却是不争的事实。李震在《曾巩年谱》中考曾王初识说：“与王安石在京师相识并定交。时在秋日，客庖共食。”②曾巩在《寄王介卿》诗中云：“忆昨走京尘，衡门始相识。疏廉挂秋日，客庖留共食。纷纷说古今，洞不置藩域。”③这是王曾相识之后的场景，曾巩甚是赏识王安石，以致后来力荐王于欧阳修曰：
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傥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幸观之，庶之巩之非妄也。④
可见曾巩在荐王安石时，是从推崇王安石的古文出发的。后来二人友情日笃，在文学创作上是同气相求而互相影响。但作为宋代改革家的王安石，在政治、文学和儒学上，都有很大的创建，其影响远在子固之上，因此尽管曾巩长王安石两岁，但曾巩和王安石是互为师长切磋琢磨的，如上文提到的曾巩在《王介甫第一书中》论及欧阳修的文章取法自然，实际上是曾巩与王安石切磋古文的创作问题。王安石的古文也是曾巩所推爱的，他说：“始得读君文，大匠谢刀尺。……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闢。如川流浑浑，东海为委积。如跻极高望，万物著春色。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①在曾巩看来，“大匠谢刀尺”是王安石为文的特点，这与曾巩赞同的“绝去刀尺，浑然天质”的创作观相同，曾巩自己也赞论苏询文云：“而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②其实曾巩也就说作文要师法自然，这一点他与王安石是相同的。作为有政治理想的王安石，他十分注重文学的实用功能，他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③他所谓的文章是“有补于世而已矣”，此与曾巩文学思想中的经世观大体相同。曾巩在早年与王安石定交之后，甚是服膺王安石的才识，在创作观念上受王安石的影响也就自然而然了。即使在两人交情有了变化时，曾巩对王安石的文学信服却未曾动摇，有文献记载：“当神宗问南丰：‘卿交王安石最密，安石何如人？’南丰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④可见，在曾巩的一生中，他对王安石古文的推崇始终没有改变。从他们早年的亲密接触开始，曾巩和王安石就互相学习和影响，并从对方那里汲取有益的古文创作观念，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之中。
至于其他师友对曾巩文学思想的影响虽不十分重要，但亦对曾巩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还曾受教于范仲淹。曾巩曾上书范仲淹：
夫贤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况若巩者哉？故愿闻议论之详，而观所以应于万事者之无穷，庶几之寐以得其所难得者，此巩之心也。然阁下之位可谓贵矣，士之原附者可谓众矣，使巩也不自别于其间，岂独非巩之志哉？亦阁下之所贱也。故巩不敢为之，不意阁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招之。公虽自守，岂敢固与一邪？故进于门下，而因自叙其所愿与所志，以献左右，伏惟赐省察焉。①
由此可见，曾巩曾师事范仲淹。后来曾巩在给范仲淹的书中还云：“而拜别期年之间，相去数千里之远，不意阁下犹记其人，而不为年辈爵德之间，有以存之。此盖阁下乐得天下之英材，异与世俗之常见。而如巩者，亦不欲弃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②范仲淹是庆历时期驰骋一时的风云人物，又是“庆历新政”的领袖人物，其人品道德受天下士人的敬仰，而曾巩却是庆历士风、学风造就出来的学者，况曾巩之师欧阳修也非常推崇范仲淹，在庆历改革中坚定不移地站在了范仲淹的一面，而曾巩受范仲淹影响也就是自然的事。至于曾巩师事著名学者李觏事，现学术界争辩不休，但可以肯定的是李觏与曾巩的思想也有相同之处。李觏与曾巩同是江西人，况李觏是当世有名学者，曾受范仲淹器重，曾巩当时甚是推崇范仲淹等人，李觏其人其文不能不对曾巩产生影响，李觏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他说：“文者岂徒笔札章句而已，诚治物之器焉。……上之为史，则怙乱者惧；下之为诗，则失德者戒。”③这与曾巩的文章功用说很是相近。
总而言之，曾巩文学思想的形成，有三个主要方面的成因，变革时期的社会文化是其文学思想的背景，其中的士人心态、学风与文风促进了这种思想形成，他浓厚的儒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基础，而他与师友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交游则影响了他文学思想的某些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