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在有关货币政策的诸多争议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一个核心的研究内容。近300年来，众多学者，包括古典的萨伊、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维克塞尔（Wicksell）、林达尔（Lindahl）、费雪（Fischer）；现代的凯恩斯、弗里德曼和托宾，近代的米什金（Mishkin）、伯南克（Bernanke）、布林德（Blinder）、沃纳（Warner）都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进行过讨论，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也表明了货币政策传导研究具有的阶段性。在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研究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20世纪30年代以前
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起主导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按照这一定律，资本主义经济总是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和失业。因此，绝大部分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没有必要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没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广阔空间。但是在“古典”经济学家中，维克塞尔、林达尔已经开始注意当货币供求失衡时，其影响是如何传导开去的问题，欧文·菲舍尔（Irving Fischer）在其著名的《货币购买力》一书中，就专门讨论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在短期内如何影响物价、利率、投资、银行信贷以至整个经济的周期变动。
（二）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末
这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发展最快的时期。凯恩斯主义应用局部均衡论和一般均衡论两种模式讨论货币政策传导的机制。其局部均衡论把金融货币领域的均衡和真实商品领域的均衡区分开来进行研究，显示了货币领域对真实领域的初始作用，但是没有注意两个领域之间的循环反馈作用，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其分析的前提条件。为了克服上述不足，希克斯拓展了IS-LM模型，开创了凯恩斯主义的一般均衡分析，在IS-LM模型框架内利率是连接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唯一纽带，因而形成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利率渠道，认为货币政策只是通过利率的变化影响投资活动来影响实际部门，并依此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传导模式。货币主义学派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的货币运动只是通过利率影响其他经济变量的观点，认为货币增加后，可以实现货币直接向商品的运动，在现代金融制度下，投资的实现并不需要“窖藏货币”的增加，资本家只要能够从银行获得信用就可以保证投资的实现，“凯恩斯的利率由窖藏货币的供求决定的观念并不适用于现代经济”。弗里德曼（Friedman）指出：“最终的结果根本不需要利率的变动，它可以是物价水平或收入水平的变动。一个增加的水量可以流过一个湖泊而无需将其水位提高得比平时高。”弗里德曼和施瓦茨（Schwartz）对美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诠释归纳他们的实证结果时，指出货币增长的波动会引起真实经济活动的波动，而且有一个相当明显的提前期，并形成了货币主义学派的传导机制与渠道。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的分歧。
货币主义学派并不否定利率对投资及金融资产的影响，利率也是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的途径之一，只是强调同时还有许多其他的影响途径。而在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整体过程上，凯恩斯主义和货币学派基本是不存在分歧的，他们都认同就业和产出的波动是由于投资的波动而引起的，而投资的波动又是货币部分不稳定的结果。针对两个学派的争论，托宾（Tobin）通过引入企业市值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的比率q，分析货币和产出的关系，拓展了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间的传导渠道。提出了一个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他们提供的货币引起产出波动的实证分析完全有可能是逆向因果关系（reverse causality）所致，即可能是产出的变化引起货币量的变化，而且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大有人在。但是货币政策依然是通过投资进而影响真实经济，托宾和弗里德曼的观点有所不同，只是因为他们描述的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的作用。
这一时期形成了三种较有代表性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即凯恩斯的古典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派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和托宾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他们的理论与相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成为了现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研究的基础。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
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传导基础理论的认识开始趋同，对货币政策传导具体渠道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一般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包括投资渠道、消费渠道和汇率渠道。
而且，随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开始被接受，货币被引入真实经济周期的动态模型中，货币与真实经济变量的正相关性得到了相当大范围的认可，对货币政策效果的看法渐趋一致。虽然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经济体系内部对货币政策的反馈反应机制十分重要，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规则规范，但对货币政策所引发的一系列具体回馈反应依然是各抒己见[4，13，23，36]。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新货币主义都根据各自的经济理论假说，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著名的均衡信贷配给理论和CC-LM模型。争论越来越尖锐的表现是，西方各国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在货币政策操作模式上，货币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相机抉择的争论从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论文发表后，争论更加剧烈起来。随着货币政策规则对货币政策传导与货币政策效果具有的关键作用被逐渐认识，1994年新西兰首次采用货币政策规则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将理论争论付诸实践。然而经济学家们以及各国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的看法仍有较大差距。这一时期经济学家们对货币政策的众多实证，对货币理论探索经济体系内的反馈反应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也为该方向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这正成为当代货币理论竭力要探索的奥妙。
目前，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中受到重视的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1）关注信用供给量的研究。随着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进展，扩大了货币需求函数的不稳定性，并减弱了货币与实物经济的连贯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研究货币政策传导与货币供给量的问题时，如果不同时考虑信用供给量，就很难正确地理解有关货币政策的传播途径。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信用重视观点（credit view）和对信贷传导渠道的研究。
（2）关注经济个体行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对人的预期与行为模式的研究有所加强，理性预期原理在货币经济学中的应用得到拓展。经济个体行为模式、群体决策模式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决定作用备受关注。1997年行为金融学会在美国召开年会以及卡尼曼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明行为经济学被接受并进入经济学的主流，同时表明经济个体行为不确定性的研究进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3）关注货币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以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在巴罗和戈登（Barro and Gordon）提出货币政策非连贯性（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后，货币政策传导时间一致性问题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45～50]。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与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以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4）关注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机制的研究。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外汇汇率与外汇占款对各国经济，特别是对各国货币体系的影响日益加深，因而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机制的研究受到重视。
（5）关注货币政策传导区域不一致性的研究。应该说欧洲货币组织成员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对称性，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土壤。EMU（Euro Monetary Union）开始的工作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研究者的关注。许多学者认为欧洲货币政策传导的能否具有一致性，有可能是决定单一货币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
二、国内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货币的管理方式也不断变革。20世纪80年代初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初步形成，主要是由信贷政策链组成，其中金融机构是传导机制的关键。但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并没有真正的重视货币政策的传导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货币问题开始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上有所显现，1992年的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的问题产生了对理论研究和解决方法的要求，1993年以后国内更多的学者开始了货币政策传导问题的研究，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货币政策各层次目标传导关系的研究。正是在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说明在理论上我国已经有所进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货币政策传导组织系统中的管理目标问题，产生了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基本传导机制。但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确切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控制物价稳定与经济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998年我国运用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失效，经过一段的分析与争论，认为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是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其间，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变异性”的观点被认同，结合中国特点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操作规则的研究进一步真正展开。
李军（1997）从金融结构角度，对中国金融领域传导机制的总体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是以国有银行为主要传导枢纽，通过信贷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四大金融市场和信贷配给、外汇占款与依赖于信贷配给的利率三条传导途径实现的结论。陈军和陈金贤（1999）考察了金融创新对信贷渠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认为金融创新有弱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刘斌、黄先开和潘红宇（2001）利用计量经济学、非线性数学、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的成果，如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VAR模型等工具，进行了中国货币政策效果的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是信贷配给机制。2000年郑超愚和陈景耀分析了从基础货币到货币供应量进而到总需求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不确定性，认为货币供应量与利率难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提出在通货紧缩时期应该采取适应财政政策的货币供应管理模式。夏斌和廖强（2001）对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进行了否定，吴晶妹（2002）对货币供应量进行的回归分析也支持了这样的观点。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高铁梅与王金明应用状态空间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了动态分析，得出了货币政策传导以及货币政策是有效的结论。郭菊娥（2001）从经济变量角度对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也认为货币供应量的中介目标是有效的，通过对货币政策经济变量传导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中介目标的经济变量传导框架，并提出了以规则性调控为主，相机抉择为辅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
一些学者从机构行为的角度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分析的方法主要是博弈论方法，陈学彬（1998）从理论上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机构间的博弈行为，张维迎也分析了货币政策机构传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与信贷市场上的配给制问题。曾永艺和姚正春分析了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角色和市场退出惩戒的问题。王芳（2001）对我国货币政策的连贯性与可信度以及中央银行的声誉作出了重新的解释。
1997年谢平和廖强率先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操作规则的问题，2000年武剑指出中国货币政策的“单一规则”是在利率管制条件下中央银行对货币总供给的数量控制，它与货币主义学派所宣扬的单一规则有根本区别。谢平（2000）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进行了分析，首次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规则，认为中国执行的是不稳定的货币政策。2001年王宇分析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与货币政策工具，提出了建立健全中介目标体系与改革货币政策工具的建议。2003年钱小安将西方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成果进一步介绍到国内，为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支持。
对于货币政策地域间传导差异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基本上是定性的研究。巴曙松指出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二元结构，魏革军从理论上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地区差异的原因，一些从事金融实际工作的学者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例如崔新民与陈步超。
上述从不同角度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在中国进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过程中发挥了指导作用，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
（1）缺乏公众抉择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影响的研究。货币政策的机构传导研究与经济变量传导的研究是割裂进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构的博弈分析基本上是静态单阶段的，主要关注的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博弈，而忽视了公众抉择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2）缺乏对经济变量传导框架效果的量化研究。对于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讨论，较多关注了“破”，而忽视了“立”，提出的经济变量传导框架主要是定性说明，缺乏量化的分析，在重视中国经济转轨经济特点的同时，忽略了中介目标的稳定性。
（3）缺乏对中国货币政策地域传导不一致性的实证研究。对中国货币政策地域不一致性有所认识，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但是基本上没有实证的支持。
（4）对与中国实际联系紧密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得不够深入。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规则的研究刚刚开始，现有文献以介绍西方研究成果为主，缺乏与中国实际紧密联系的研究。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方法
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几种典型的具体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方法。
（一）理论模型分析法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除了有经常见到的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模型外，还有结构宏观经济模型SMM（Structural macroeconometric model）、向量自回归模型VAR（Vector autoregressive）以及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Real business cycle）。这一类模型是通过研究货币政策工具与相关经济变量的关系，分析货币政策的变化如何对经济变量产生影响，通常附加一系列假设条件。
运用IS-LM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虽然该方法将货币变量引入宏观经济分析是一个进步，但其对真实经济问题的解释能力受到挑战。创造结构计量模型SMM，是经济学家们为了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另辟的蹊径，该模型中包含大量描述基本经济行为的方程式，诸如消费、投资、货币需求、利率期限结构等，外加一系列表达政府行为的政策变量方程，但该模型隐含了一个基本假设——模型中的估计参数不随政策的改变而改变。针对这一假设，1976年卢卡斯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并据此推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过程中的发展与应用。但VAR模型的应用必须考虑到它的局限性，除了设计和操作上的技术问题之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它通过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解释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构组成的经济系统中内生反馈反应的描述爱莫能助，无法揭示货币政策的内部反应传导机制，因而被称为没有理论的研究方法（measurement without theory）。近几年，在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后，出现了新一代的计量结构模型。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FRB/US宏观计量经济模型、FRB/GLOBAL全球宏观模型，加拿大和新西兰中央银行沿用的计量经济模型等。经济计量学模型的研究方法是以“黑箱”理论为基础的，它的关键是经济性质的规则性假设。理性预期学派的研究虽然比传统的计量经济学的观点更进了一步，提出在决策过程中，经济个体在形成对于未来结果的预期方面会有效率地利用他所获得的信息，但仍然无法跨越计量经济学方法上的局限。它可以有效地用于预测环境不变条件下的现有趋势，但不能用来预测环境变化尤其是政策变化的效果。因而，计量经济学家使用计量经济模型设计的“最优”政策规则一直备受怀疑。1982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开始用RBC模型研究货币政策问题，该模型在表现真实数据的特征方面有所拓展，其后与VAR模型共同成为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进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主要方法[98～101]，并正在逐步完善。
（二）金融结构分析法
20世纪80年代，货币政策的传导理论强调金融市场缺陷的金融结构分析，金融结构分析承袭“古典二分法”，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属于两个领域——金融领域和真实领域。货币政策实施时首先启动的是金融领域，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利率、资金流量、资金流向以及经济个体的支出决策，然后才会波及真实领域。当然，真实领域的波动也会反馈到金融领域，引起金融领域的变化，并影响产出与价格。这样的过程会持续“振荡”下去，直至实现市场均衡。从而，金融领域与真实领域的关系和金融领域内的货币政策如何传导及演变成了金融结构分析的主要内容。货币金融过程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具有重要地位，任何货币金融过程都是基于一定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的。因而，莫迪利亚尼认为“可选择的最终目标的效果和可选择的理论的作用，关键取决于经济中的金融结构”。在现代信用经济条件下，金融结构反映了金融发展总体概况和金融深化程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方向，以及各类金融资产间的传导关系。但是，由于金融资产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使得实现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变得更为复杂。为克服这种不确定性，金融结构分析大量地研究了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三）货币政策各层次目标传导关系分析法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未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各国货币需求相对稳定，许多学者都倾向于采用各层次目标传导关系分析框架。以广义或狭义货币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确立相对稳定的初始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货币政策的传导研究，其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与货币流的传导方向是逆向进行的，并且是单向的。8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金融创新的作用，货币需求函数的不稳定性增加，削弱了货币与实物经济的连贯性，使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确定变得困难，因而更多的学者采用了理论模型分析与金融结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被认为应该是稳定物价或是“稳定货币”，并提出了无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或通货膨胀预期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此时，各层次货币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规则相结合的研究，又开始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重点。1994年，中国确定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规定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但是并没有因此削弱对货币政策各层次目标及其传导关系的争论。与目前西方各国有所不同，从货币政策各层次目标角度研究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仍然是一些中国学者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
货币政策的各种研究方法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分析方法的划分只是因为某种方法对某一问题的分析更适用，或是提供了某一问题的研究思路。更完整的研究应该是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理论模型是从逻辑结构上进行解释，金融结构更偏重金融体制约束，层次分析更偏重于经济变量的现象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