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素有“瓷皇”之称的柴窑谜底，钻研文献固然十分重要。但文献记载毕竟仅有那么几句，而且翻来覆去引用，难得新意。清宣统时期，程村居士就已经把寻找柴窑的任务，提高到关系国人荣辱之高度，《柴窑考证》载云：“按柴瓷实为吾国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较之宋均其贵重奚啻倍蓰。近年中西人士研究瓷学日益精进，尚鲜有见真柴窑者，因命长儿知耻译为英文，排印于后以广其传。”足见其探索柴窑器物的用心何其良苦，其意义是何等重要。在“盛世兴藏”的当下，柴窑不能空挂了“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的美名，必须有其实物展现在世人面前。举证柴窑（尤其是后周柴窑）的历史重任，自然降临在了当代鉴藏家群体的肩上，可谓历史做抉择，时代在召唤！
在此简略回顾一下第二届柴窑研讨会期间举证实物的相关情况：会议名册登记的参会人员共计24人，会议期间以实物交流展示的有9位。从予之鉴赏观点出发，以为举证柴窑的占到了其中7席，从数量来看，宋柴居多，但在以实物举证柴窑的7席中，大多都举证到了后周柴窑，分别为广东鹏飞（鱼化龙枕、龙鋬凤流壶、双重顶圆殿式香熏炉）、广州锦生（丰庆鱼耳瓶）、陕西兴起（凤凰耳式赏瓶）、西安一山（鸭式水匜）、河北兴正（鱼化龙枕），加上武汉本人（大周华枕）共计6位。
回顾第一届柴窑会议召开时，只有2人带了整器参会，除予所带一件宋柴外，北京建川兄举证了一件后周柴窑菊花纹尊。相信将于2011年举办的第三届研讨会上，会有更多同好师友积极地参与到以实物举证柴窑的行列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