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发展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条普遍规律。正如全球可以划分为三个世界一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生产力水平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呈现出递减的趋势。不同的区域，所表现出的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发展水平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差别。如东部地区的资本、人才优势，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优势。不同的要素优势，必然带来不同区域合力增长的重点不同。因此，作者提出了合力增长与重点发展这一命题。只有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首先形成合力增长的态势，才能带动全国范围内的合力增长，才能实现全国经济的立体扩张。
在当代世界体系中，原来的殖民地、附属国，已经成为政治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在经济上仍是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而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殖民地已经丧失，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仍然是发达国家，并在世界经济中依然处于优势地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趋势，衍生出了另一个趋势——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对立的两极分化趋势。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近1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确要比发达国家快一些，人们一般预测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会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基础差、生产力水平低、经济粗放等因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联合国有关资料表明，1996年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南北差距。人口不足全球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86%、全球贸易额的82%、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68%。而在14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80多个不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比10年前减少。1999年最不发达国家由1971年的25个增加到了48个，近30年中，仅博茨瓦纳一个国家摘掉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却又有24个国家加入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据统计，有近2/3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其中有60多个不发达国家被排斥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只有20多个“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发展速度较快，正在努力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列车。
以美国为例，发达国家的实力主要体现在：第一，速度优势。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今，已连续增长10多年。第二，经济总量优势。第三，市场优势。美国拥有一个巨大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内需是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也有一个庞大的、对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国外市场（1998年美国商品出口6711亿美元，占世界出口贸易的12%）；美国还有一个世界最大的进口市场（1998年美国商品进口8000多亿美元）。第四，金融优势。东亚金融风波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一些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金融领域的美元货币优势、金融体制优势和金融手段优势尤为突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作为唯一世界货币的地位荡然无存，但美元的第一世界货币地位仍是独一无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措施影响着整个国际金融的运作；国际金融组织的“游戏规则”、政策、措施偏离了美国的利益、意图就难以制定和实施。第五，地缘经济优势。美国的地缘经济关系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本身所处的北美（组织框架为“北美自由贸易区”）以至整个美洲（1998年4月正式启动建区谈判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也包括西向亚洲、大洋洲（“亚太经合组织”）和东向欧洲（拟议中的“欧美自由贸易区”），这使得美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和影响力在世界任何地区都是举足轻重的。
这种实力优势，对于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可比拟。但是，辩证地看，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翻开世界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落后国家通过跨越式发展赶超先进国家不乏其例。先是德国、美国对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英国的赶超，后有日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追赶，再有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这说明，能否赶超发达国家，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机遇、争先发展。
争先发展是福。从一定意义上讲，争先发展也就是选择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区域、行业率先发展起来，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实现赶超。这一争先发展的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始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一条红线。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全新的思想和主张。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是我们的根本目标。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呢？过去长时期中，我们搞平均主义，实践证明不行。邓小平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争先发展思想，打破了分配领域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左”的思想枷锁，从根本上否定了干与不干、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
在邓小平争先发展思想的指引下，沿海一批经济特区迅速建立并以超常的发展态势屹立于世界东方，一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启动器”和“牵引机”，一批批国有企业经过改组改制、转轨解困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动脉”，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为中国人实现自身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舞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持续、健康、稳定，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鼓起赶超的风帆，披荆斩棘，驰骋于世界经济浪潮之中。
二、重点发展的科学内涵
争先发展，是相对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来讲的；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从宏观调控或中观管理的角度讲，表现为重点发展。重点发展，从大的方面来讲，既有国家的层面，如当今发展的重点是美国与中国；也有地区的层面，如中国的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发展；更多的也包括个人的发展，即大多数炎黄子孙都在实践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以此为基点，重点发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体现了加速发展、实现赶超的途径。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基础千差万别，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胡鞍钢在《中国战略构想》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里的‘两种制度’不是指‘一国两制’，如大陆和香港，而是指过去50年中国大陆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指已经进入世界高收入组的地区，包括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城市，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2%；‘第二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中等收入组的地区，如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2%；‘第三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中下等收入水平的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6%；‘第四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低收入水平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贫困地区，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一半。”“一个中国四种社会，这里的‘四种社会’，一是农业社会，至今，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仍占50%，相当于1870年美国、法国、德国的农业比重水平……二是工业社会（包括建筑业），其劳动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3%。三是服务业社会，其就业比重为22%。四是知识社会，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科技、金融保险及其政府部门等，其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这反映了中国基本国情的特点——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社会差别。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求所有地区同步发展、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这里就有一个重点发展的问题。重点发展的合理性，不仅在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能够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和带动作用；而且在于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这无疑会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国家通过政策倾斜支持和帮助落后地区尽快发展起来提供物质基础。
二是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重点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发展的前提，是鼓励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和有条件快速发展的地区先发展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方式把效率和公平有效地协调起来，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所谓效率，是指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公平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分配的合理化，是社会的公平。党的十四大提出，分配制度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五大再次确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效率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效率，公平就失去了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优越性就无从谈起。但强调效率并不意味着无视公平。失去公平，效率的提高必然不能持久。重点发展必然带来分配在企业、行业、地区、阶段之间的不平衡。但经济发展就是要鼓励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智能和技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由于智能、技能和体能的差别，智能和技能高并付出劳动的劳动者也要相应地比智能和技能低、付出劳动少的劳动者所得多一些。这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同时，提倡重点发展不仅符合邓小平争先发展的理念，而且是为了带动和帮助更多的人、更多的地区、更多的行业也发展起来，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赶超。这也体现了兼顾公平的原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三是体现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都是以从不平衡到平衡，从平衡到不平衡，又从新的不平衡到新的平衡，这样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状态出现的。重点发展，其一般意义就是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高度，选择有利于开放的窗口和地区，率先和国际社会接轨，率先引进外资，率先成为世界工厂，进而实现率先发展。中国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率先发展就是重点发展战略的明显成效。从国内发展讲，就是选择经济发展基础好的地区，优先发展技术素质好、投资回收快、经济效益高的产业，形成合力增长态势，积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要素后，进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并推动全地区的发展。这是一种有效率的符合一般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重点发展，其特殊意义就是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既要服从服务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分工，更要坚持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尽可能地在关系国计民生安全的基础产业上实现独立自主。无论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依赖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分工，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滞后；还是拉丁美洲国家依赖国际分工特别是依赖美国分工，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单一，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教训，都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戒。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尤其要高度警惕。
三、重点发展的战略取向
（一）城市化战略
20世纪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人类实现了“世界城市化”，世界人口的50%已进入城市生活。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伴随着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已正式跨入城市化的加速期（不少学者发现，一国城市化率达到30%即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期）。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不仅是现代化大生产方式的要求，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环节，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和表现形式。实施城市化战略，加快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过程，是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农业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人口比重逐步上升，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方向转换。没有城市化就不会有真正的工业化，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功能。
第一是聚集经济。城市是产品和劳务的供给中心。生产企业的聚集使其能为社会提供大量产品，由生产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各种相关产业的聚集，又使城市成为商业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交通中心。通过城市的聚集效应，每个厂商都从中得到好处。如制造商与销售商邻近，可以减少许多运输成本和节省很多时间，服务和投入要素的得到较容易，又加强了社会商业化分工协作的功能。所有这些都表现为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
第二是辐射市场。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区域经济实体，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联络点。它可以辐射生产力，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辐射是通过向农村提供技术和向农村工业扩散零部件加工等方式实现的。以城市为中心，组织生产和流通，充分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也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生产结构。
第三是扩大就业。城市化创造就业机会的几个重要环节：一是城市经济的资本增长速度要大大高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人口的集中不仅对基础设施提出了需求，也使得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提高。而城市建筑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将直接促进就业机会的增加。三是服务业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总之，城市化之所以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仅仅是体现在工业和建筑业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上，更主要地体现在服务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上。
第四是刺激需求。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求我们扩大投资，刺激内需。很多人把启动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广大农村，但启动农村市场并非易事。目前农村基础设施滞后，供电、供水等环节直接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农村市场的开拓十分艰难。农村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和较长的时间，其维护成本也相对较高。基于此，农村市场的深度发育将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农村市场，而应将农村市场开发的范围扩大到正在或将要转向城镇的这部分农村人口上，加速农村消费潜力向各级城镇的转化。通过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刺激城镇房地产市场，扩大城市现实需求，同时为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在城市化发展方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创造了许多奇迹，最为典型的就是深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布38号文件，提出在若干年内把深圳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型边境城市。同年11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41号文件，将深圳正式定为“经济特区”。同年10月，广东省委宣布深圳市的政治待遇与广州市相同。1988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包括财政计划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20多年来，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外贸出口、海洋运输等多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城市。从人口规模来看，原住民只有3万多，截至2000年底，常住人口达到432.9万人。从经济基础来看，2000年深圳市实现GDP为1665.2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79年的261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0.3%，经济总量相当于国内的一个中等省份。人均GDP为39739元，约合4800美元，是国内人均GDP最高的城市，相当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2007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6765.41亿元，人均10628美元。
2.中国城市化水平现状
一般而言，世界各国的城市化状况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适度城市化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这些国家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推动，相得益彰；第二类是过度城市化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中东国家等，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城市病”问题比较突出；第三类是低度城市化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进而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属于低度城市化国家。
从纵向发展阶段看，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98年为69.6%）高出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1998年第一产业占GDP的18%）50多个百分点，高出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比重（199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49.8%）20多个百分点。城市化滞后，不仅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升级，而且加剧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扭曲。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滞后现象更加突出。城市化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九五”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折性变化，伴随以“短缺”为特征的供给制阶段的结束，经济发展转向需求制约阶段。近年来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结构不合理等矛盾，都与城市化发展滞后密切相关。1978～199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0.63个百分点，而1995～1998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0.47个百分点。城市化发展滞后，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在农产品价格调整空间越来越小的条件下，直接制约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即便是转移到农村非农产业，消费方式也难以根本改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直接影响到最终消费需求，进而制约了国内需求的持续扩大。在整个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已经从1979年的68%下降到1997年的47%，城市居民则从32%提高到53%。可以说，要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必须提高农民收入，而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民，使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变为市民。我国现阶段扩大内需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就是推进城市化。
3.中国城市化的道路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人口提高速度为年均0.65个百分点，峰值为0.88个百分点，谷值为0.34个百分点，如果可以达到以往均值的水平或更高一点，可望获得1个百分点的GDP增量。但是，对于如何选择城市化道路，看法还不尽一致。在城市规模结构上，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在城市化的地区布局上，有的主张首先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推进，有的主张以中部地区为重点，有的主张率先加快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笔者认为，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该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这个基本国情出发。
一要遵循城市化客观规律，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废另一方面。从经济意义上讲，我国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和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一般是省一级区域经济中心；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多数是跨省的区域经济中心和科技、信息中心。而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多数是全国制造业主要载体，对周边小城镇起辐射带动作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就是在规模结构上形成大、中、小城市的合理比例关系，在城市职能分工上各有侧重、优势互补。同时，小城镇成长为小城市，小城市成长为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成长为大城市的梯度成长是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以现有城市扩张吸纳农村人口，既可充分利用现有城市基础设施，又可以增强现有城市的功能。我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区位和资源条件较好，但平均规模尚小，具有扩张规模、接纳农村人口的巨大潜力。“十五”时期我国每年需要净增城镇人口1400万左右，如果主要依靠建设新城实现城市化，建设资金将难以承受，就业问题也不易解决。相对于建设新城市，依托现有城市扩张推进城市化更加经济，也更加符合城市成长的规律。
二要适度发展大城市和世界性城市。我国现有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81个，平均一个省区仅3个。但我国一个中等省区的人口即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除少数边远省区外，每个省区拥有2～3个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5～8个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综合国力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我国城市统计资料表明，城市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都随城市规模的扩大明显上升。当城市扩张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时，城市人口扩张具有必然性。人为地控制城市规模只能延缓而不能完全制止城市扩张。关于世界性城市，著名城市专家、地理学家弗里德曼曾提出过世界性城市的七个标准：重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集中的国际机构设置点、具有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和商业服务、主要的制造业中心、主要的交通枢纽、人口的规模。他认为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城市够得上“世界城”。当然，这种划分主要是和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相联系的，而且弗里德曼的上述划分已是数年前的事，现在情况已有很大变化。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是大大超出了早先权威们的臆断。据现在的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快将上升到世界的最前几位，人民币也将逐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货币。在这种新的背景下，中国必须考虑建设世界性城市的战略。
三要以创新的思维经营城市。这是一个在城市化战略中绕不过去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本身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城市对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扩散力。什么叫城市？“城”是指人群聚居的地方，“市”是指人们从事产品生产、交换的场所。附加于时代的意义，经济密集的社会有机体、区域发展的中心、生产要素的集散地、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单位，便成为城市的主要特征。以创新的思维经营城市，就是要使土地资本、基础设施和城域空间在资产运作中增值，提升城市功能，扩大经济容量，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进而使得城市的特征更加突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由此可以看出，土地资本、基础设施和城域空间构成了经营城市的对象，经济功能、经济容量、经济形象和投资环境构成了经营城市的要素。在这方面，不得不提令国人乃至世界深思的“大连现象”。大连是一个年轻的老工业基地，重的过重，轻的过轻，城市改造的任务相当繁重。对此，大连把经营城市的核心放在城市的保值增值上，主导放在建设优美环境上，根本放在调整经济结构上，首先抓住盘活土地资本这个核心，运用级差地租的理论，依靠工业和居民的大搬迁，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1993年以来，在市中心先后拆掉1500多万平方米的破旧房屋，迁走近百户工业企业和100万居民。土地和城域空间得到极大增值，7年时间，大连的土地和地面实物分别增值5倍。同时，从1993年开始，先后拆掉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娱乐场所和公园的所有围墙，拆除15万间临时建筑，对175个居民小区的外墙进行了清洁和粉刷，在市区新建1300万平方米的绿地和20多个广场，主干道全部改为绿色长廊。1999年末，全市绿化率达到40%，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人评价说，大连是一个绿色的城市、宽阔的城市、舒适的城市，也是充满生机的城市。在此基础上，大连以城市建设为突破口，为新兴产业发展制造载体、提供舞台、创造条件，使经营城市收到良好的效果。到1999年底，大连已与15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与150多个国家建立了国际结算网，国外常设办事机构发展到1639家，有63个国家的146家跨国公司在大连投资兴办了175个项目，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有53家。在顺利拿到进入国际社会“通行证”的同时，大连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吸纳和辐射作用越来越突出。
（二）大企业战略
1999年9月底，上海首次迎来了《财富》全球论坛，世界500强的60家大企业老总来到上海，就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发表了真知灼见。这次论坛引起了中国对大企业问题的强烈关注。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同世界大企业进行面对面的竞争将成为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推动中国大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就很难在国际市场乃至国内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大企业战略，已经成为事关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重大战略。
1.大企业：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
关于大企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魏杰、刘延平在其主编的《大企业：二十一世纪经济的主导力量》一书中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大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支柱。1998年，所有发达国家GNP总和大约是22万亿美元，而同期《财富》世界500强中来自发达国家的483家大企业收入总和大约是11万亿美元；1998年所有发达国家就业人数总和大约是4亿人，而这483家大企业所有雇员总和却不到4000万人。大企业以不到1/10的人力完成了大约一半的产值。这表明，大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支柱地位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大企业是重大技术开发的核心。大企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仅仅源于它们拥有着巨大的生产规模，更源于它们控制着重大的技术资源。据估计，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垄断着世界专利的70%和技术贸易的90%。
第三，大企业是管理人才成长的舞台。
第四，大企业是宏观政策奏效的基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二是政府对经济运行所实行的宏观政策。就二者的关系来说，大企业实际上是政府宏观政策与市场运行的“传导器”。也就是说，宏观政策首先影响了大企业，再通过大企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
2.中国发展大企业的对策
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构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而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必须是以产权清晰为前提和基础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和核心就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就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大企业的主要部分——国有大企业的产权是不清晰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权主体不清晰。虽然法律上明确规定产权利益主体是全国人民，但实际上许多政府经济主管机构都能够在某一方面决定着国有大企业的命运。二是产权分解不清晰。所有权与经营权无法有效分解，即使在形式上分解了，经营权也并不具有独立性。三是产权界限不清晰。作为所有权代表的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和国有大企业的负责人，并没有明确的产权界限，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风险约束。由此，带来了国有大企业的种种弊端。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大企业产权不清晰是由于国有化，一旦实行私有化，产权问题就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点。事实上，产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多元化，而不是私有化。现在，通过以产权多元化为核心、以股份制为基本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达到国有大企业产权清晰的目的，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公认，影响推进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突出问题是能否保证政府对特殊性质国有大企业保持必要的控制力。实际上，政府的控制力来自于作为国家和社会代表的身份，而不是来自作为投资人的身份。如英国的“黄金股”，在英国电信公司中政府只有一股，但这一股是不同于一般股权的“黄金股”，在英国电信损害公众利益时，“黄金股”具有“一票否决”的效力，而在正常情况下并无任何特权。因此，在国有大企业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条件是具备的，关键是要多实践、少争论。因为，中国已经加入WTO，面对国外大企业的冲击，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国国有大企业的发展就是一种空想。
二是加速资产重组。资产重组是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美国大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因于企业间的资产重组，尤其是20世纪内的五次大的并购浪潮，对美国大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讲，一家企业只要掌握另一家企业51%的资本，可以基本上控制这家企业。而且这种方式可以连续运作，即某一家大企业可以通过掌握另一家企业51%的资本来控制这家企业，而这家企业又可以通过掌握第三家企业51%的资本来控制那一家企业，而那一家企业又可以如此运作。通过这种方式，一家大企业甚至可以控制比自身大几十倍的资产。从实际上讲，中国大企业加速资产重组的理由或者意义至少有三条：一是有利于解决中国大企业“大而全”的问题。“大而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长期以来中国大企业只能以自我积累作为发展推动力，企业需要什么只能依靠自己解决，从而导致专业化程度偏低，进而造成了生产和经营效率的低下。加快资产重组，推动企业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优势项目，将各种资产向优势企业转移，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中国大企业现有存量资产的利润率，而且能推动大企业的迅速发展。二是有利于处理中国大企业的闲置资产。由于中国大企业长期养成了片面强调提高生产能力的习惯，一直努力扩大生产规模，面对短缺向相对过剩转变的市场形势，没有及早调整，结果中国大企业普遍出现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在事实上形成了无效的闲置资产。目前，在国有大企业中，大约有1/3以上的资产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实现中国大企业的发展，必须加快资产重组的步伐，把闲置的资产转化为可以有效运用的资本，提高资产的利用率。三是有利于化解中国大企业的经营风险。中国大企业习惯于以行政命令作为管理手段，而这只有在完全控制企业资本之后才能实现。但实际上，完全控制就意味着承担完全的风险。在当前经营风险十分明显的条件下，这是极端危险的。出路就是通过资产重组，组建企业集团。因为，只要没有100%地掌握所控制企业的资本，就意味着必然有一定比例的资本被其他投资者所控制，这些其他的投资者就必然要与大企业共同承担那家企业的经营风险。经营风险越分散，说明一家企业所承担的风险越小。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加快资产重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是构造企业文化。什么是企业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埃德加·沙因1984年给出的定义：“企业文化是特定的企业在处理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时，所创造、发现或开发出来的若干基本假设的规范，这种规范在企业中运行良好、富有成效，因此，被教授给新员工作为观察、思考和感受有关问题的正确方式。”世界著名大企业都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而日本以其独特的带有儒家文化色彩的企业文化受到世界企业界的关注。比如索尼公司，制定了一个称为“SONY精神”的守则：索尼公司是开拓者，它从来不想跟在别人后面走路；在前进中，索尼要为全世界服务，索尼公司永远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开拓者的道路充满困难，但索尼公司的人永远和谐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因为他们喜欢参加有创造性的工作，并为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这一目标而自豪。索尼公司的精神守则，是公司的信念和价值体系，是索尼公司得以成功的精神精髓。综合各方面因素，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增长力的源泉，是企业取得成功的土壤。中国大企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必须构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通过构造企业文化，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统一员工思想，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企业的创新活动及企业战略意图的实现提供思想基础；激发员工的进取精神，形成创业的动力；改善和优化人际关系，使企业员工产生更大的协同力；树立企业形象，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为企业积累无形资产。只有这样，中国大企业才能增强后劲，走向成功，实现长期持续发展。
四是培养现代企业家。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现代大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更离不开现代企业家。每一个大企业的成功，其背后都有一个又一个杰出的企业家。没有比尔·盖茨，就没有微软公司；没有山姆·沃尔顿，就没有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没有出井伸之，就没有索尼公司的辉煌重现；没有张瑞敏，就没有中国的海尔。毫无疑问，支撑现代企业发展的不仅仅是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金融资源、知识资源等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资源。与此相对应，现代企业家不仅要成为管理专家，而且要成为金融、文化、市场等各种要素综合为一体的“博家”。但中国企业家素质现状与此相差太远。在中国，综合素质相对较高的国有企业老总，大多数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转化过来的，虽然具有较高素质、较丰富的经验，但因体制等各种各样原因的存在，他们对现代企业的管理越来越不适应。而绝大多数集体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老总，又是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让其管理一家现代化的大企业，不说难上加难，也是力不从心。因此，企业家问题，是中国大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呼唤现代企业家！
五是为中小企业发展构造大平台。必须明确，发展大企业，并不是不要中小企业。实际上，发展大企业与发展中小企业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中小企业需要大企业的主导作用，只有大企业的主导作用发挥好了，才能有中小企业的大力发展；那么，大企业也需要中小企业的支撑和推动，没有中小企业也就没有大企业，因为中小企业是大企业的延伸，是大企业的基础，大企业是中小企业的集成。所以，实施大企业战略，还必须重视中小企业发展。这就要求，无论是在政策环境、法制环境，还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等，都要把大企业的发展与中小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构造一个大平台。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活力足了，市场的空间大了，资本的筹措容易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就快了。这既是世界大企业形成与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三）县域经济战略
1.为什么要重视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的本意是指一个县（市）地域范围内的经济。在县（市）的地域内，经济活动的内容极为丰富，既有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又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非公有制经济；既有政府经济（财税），也有老百姓经济。可以说，国民经济活动的各项指标，在一个县（市）都可以得到反映。如果超越一个个具体的地域，也可以把县（市）这一层面的经济看做整个国家的基层经济。由此，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这一观点，还可以从经济总量的构成中得以验证。我国GDP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由县和县以下的经济活动创造的。2000年，全国县域经济的GDP为5万多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52%。县域经济GDP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是湖北省，达到91.8%。山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胶东半岛的市、县经济总体水平的快速提升；江苏省苏南地区快速发展让全省经济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南海、中山、顺德、东莞、佛山等市县功不可没。因此，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及其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
县域经济的重要性，还表现在支撑着中国的就业和人均收入。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人，以人为本是经济活动的本质。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居住在县和县以下地域之内。按户籍统计，我国的农业人口有9.28亿，在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市区和县市所辖建制镇）居住的城镇居民约1.5亿。这样，在全国县域范围内居住的人口总计约10.8亿，占我国总人口的85.3%。所以，尽管县域经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与人口比例不对称，但它却决定着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和收入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把县域经济看做是我国的民生经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当然需要中央、省的重视并加大财政转移力度，但更为重要的是县城经济自身实力的增强。
县域经济不发展带来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最直接、最严重的就是导致农民的负担沉重。农民负担重的原因很多，但说到底，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不发达。对农村而言，只有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还能保持教育、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保持基层政府和组织的正常运行，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否则，即使一时能够减轻农民的负担，但迟早也会反弹。从一些地方县域经济的实际状况看，就是因为原先的地方国有企业、街道集体企业大多难以生存，而非公有制经济又没有及时发展起来，县乡财政没有新的税源，于是就只能靠加重农民负担来弥补公共开支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就必须发展县域经济；如果不发展县域经济，农民的负担就难以减轻，农业和农村经济就难以稳定发展，我国大多数人口也难以进入现代化。
2.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县域经济总体状况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发展差距极大。主要是东强、中西弱。2000年底，全国县域经济2073个（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及福建省金门县外），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50亿元的共254个，其中东部189个，占74.4%；中部48个，占18.9%；西部17个，占6.7%。发展水平高的，不仅实现了本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而且吸纳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当地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已经高于某些省区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一个县（市）的财政收入甚至高于个别省区的财政收入。但发展水平低的，不仅老百姓就业机会不充分、收入水平低，而且县乡政府财政也很困难。据统计，全国有55%的县是依靠国家的财政补贴来维持基本运行。
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资源、区位、历史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从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看，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前县域经济的发展差距。
从产业结构来看，目前，我国的县域经济总体上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大体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占75%，农业总产值约占社会总产值的1/3.横向比较，欠发达的县（市），因多种因素的制约，工业和服务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人均收入，不得不主要依靠农业生产，“1/3”这个比例的形成主要来源于这部分县（市）；而经济发达的县（市），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上升。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不是欠发达地区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而是“醒得早、起得迟、走得慢”。江苏省江阴市，论区位优势，算不上最佳；论经济基础，算不上最厚；论自然资源，在全国差距很大。但就是这个县级市，近年来，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三百分之一的GDP。为什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江阴“醒得早、起得快、跑得稳”。从1992年开始，他们下决心改变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企业“多而散、小而低”的生产力格局，确定了“四上一创”的发展思路，即企业上规模、产品上档次、技改上水平、管理上效益和发展创后劲，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产权结构、技术结构。现在，初步形成了光电子通信材料、金属新材料、有机高分子复合材料、精细化工材料、纺织新材料五大新材料产业群。在这里，目前有10家公司股票上市，成为“华夏A股第一县”；这里拥有的国家级企业集团在全国县市中名列第一；这里有8个全国最大的行业生产基地；至于在现代产业链大大小小环节上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的“单项冠军”，多得难以细数。
我国县域经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低，国有大中型企业少，即使有一些企业设在县的地域内，但管理和税收一般也不归县。因此，从所有制结构看，县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其实主要表现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上。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一方面由于本身具有的各方面优势；另一方面也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比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体制和运行机制，使得非国有、非公有制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不仅使当地的老百姓获得了不断拓展的就业空间和收入来源，也使得县乡范围内不断生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县乡财政具有不断增长的源泉，从而使得这类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而中西部一些县市恰恰是在有限的原国有经济陷入困境之时，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却又没有能够得到必要的发展，这就造成了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
3.县域经济的发展重点
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有发展观念，有产业基础，有资本扩张能力，有科技水平，等等。因此，不同的县域，根据其具体情况的不同，就有不同的发展重点。本书主要是从目前县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特征和共性问题的角度，来认识和看待县域经济的发展重点。
首先，从规模结构看，要重视发展中小企业。毋庸置疑，高技术、大企业已经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成为国际竞争的基础。但中国的难题在于，在有限的土地上集聚了太多的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农业人口，集聚在县及县以下。可以肯定的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必然是农民不再成为农民。作为一个县来讲，成为高技术、大企业的聚集地在东部地区已成为现实，但在多数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县市是不太现实的。即使能够形成高技术、大企业的积聚中心，几亿农民进厂干什么？劳动者素质与高技术产业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对于县域经济发展，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没有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就不可能解决好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这就要求，县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保证县级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要通过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保证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江苏省江阴市在“九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1995年的6138元和4283元增加到2000年的8030元和5576元，分别增长30.8%和30.2%。这种相对高收入的基础，并不在于江阴有多少高新技术大企业，而在于江阴拥有现代产业链大大小小环节上的许许多多中小企业。因此，兼顾就业与增收，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多数地方县域经济获得正常发展的必要前提。
其次，从所有制结构看，要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前面已经谈到，造成县域经济的差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非国有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为什么欠发达地区的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呢？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环境、区位等客观因素；二是发展经济的观念、体制和运行机制等主观因素；三是体制问题，也就是资源配置的基础问题。第一个因素决定了县域经济发展总会有差距，第三个因素表明宏观经济方面必须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都是外因。马克思主义原理讲，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其内因。第二个因素虽然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只要思想再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步子再大一点，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不利的外因的。再说，国家现在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已经放宽，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早已由“必要的补充”转向了“重要的组成部分”。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既可以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也可以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提醒的是，要高度重视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在过去的20多年里，无论是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乡镇集体企业都是功不可没的。但现在乡镇集体企业发展面临着一个“坎”。无论是什么地方，在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快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建立股份合作制，推动乡镇集体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决不能让其自生自灭。
再次，从城乡结构看，要重视发展小城镇。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发展之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采取多元化的投融资政策，加快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改革和完善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使之更有利于农村人口转移。要整体推进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进而使资金、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向城镇集中。通过不懈的努力，把小城镇建成一定社区范围内具有较强辐射能力和吸纳能力的经济中心、科技文化教育中心，使之成为连接农村和城市的纽带、传播现代文明的桥梁。小城镇的建设重点要放在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上，特别是抓好县城建设，完善县城功能，将县城建成小城市，切实发挥出集聚人口、发展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的作用，形成县城——小城镇——宽裕型小康村的网络格局。中西部地区尤为如此。
在此，仍以山西省晋城市为例。如前所述，晋城市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为适应城市化发展这一大趋势应运而生的。晋城市包括原晋东南地区的南五县，即晋城市（县级）、高平县（1993年改为县级市）、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原晋城县级市分为城区和郊区（1996年改为泽州县）两个县级区。因此，晋城市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的基本市情决定了晋城市在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同时，必须坚持城乡统筹，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在全市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比重和地位。
晋城市经济规模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是小煤矿、小冶炼、小矿山、小化工、小机械“五小”工业的大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八五”、“九五”时期，在晋城的经济发展格局中，乡镇企业一度达到了“十分天下有其九”的地位。从“九五”开始，晋城市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在注重发展中小企业的同时，特别注重了大企业战略。
从晋城是全国优质无烟煤基地的优势出发，选择“六矿一厂”实行“强强联合”，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对晋城市县两级国有企业进行大范围改组，组建了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在此基础上，选择优质资产组建公司上市。1997年8月18日，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1998年11月12日，“兰花科创”6400万A股以每股4.12元的溢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募集资金31460万元，实现了资源经济和资本经济的对接。从此，兰花集团如虎添翼、迅猛发展，从2002年起实现了连续6年的高速增长。销售收入由2001年的5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31.67亿元。2001年上缴利税6689万元，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3.93%；2002年上缴利税11307万元，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5.07%；2003年上缴利税20939万元，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6.95%；2004年上缴利税27690万元，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6.43%；2005年上缴利税45869万元，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7.44%；2006年上缴利税59982万元，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7.59%。
从1999年到2006年，在股票上市的8年间，除2000年股市最低谷的一年外，兰花股份公司共分红7次。其中，1999年的分红方式是10送1股转增4股外，其余6次分红都是现金分红，分红现金总额4.64亿元，占到融资总额的近一半。兰花集团公司累计分红2.45亿元，已超过投入股份公司的2.2亿元（发起净资产1.98亿元，2000年配股出资2268亿元），现持有的1.84亿股份总市值超过100亿元。公司突出的经营业绩、良好的成长性与投资回报、规范的公司治理与公开透明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得到了证券监管机构、公司股东和社会各界的认同，塑造了在全国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连续多年被国内相关机构评为最具成长性企业，公司股票先后入选上证180指数、沪深300指数样本股，位居“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竞争力100强”第18位和“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漂亮50”排行榜第3名。
2001年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晋城矿务局改制为国有独资的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7年来，晋煤集团紧紧围绕“煤气电化综合发展，建设环保型绿色矿山”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不断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加强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了国有大型企业高速裂变的奇迹。2006年中国企业500强发布暨高层论坛公布的名单上，晋城煤业集团排名由原来的第274位跃升至第168位；2006年中国煤炭企业排名，晋城煤业集团由第13位跃升至第7位，其“蓝焰”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世纪90年代号称亚洲第一的火力发电厂阳城电厂，是全国第一座专厂、专线、专供跨大区域输电电厂。阳城电厂一期工程为6台35万千瓦亚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由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和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总投资130亿元，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工程于1997年8月开工建设，2002年7月全部投产发电。二期工程为2台6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总投资53.65亿元，装机总容量达到330万千瓦，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之一。
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位列山西省各地市前茅，比较好地实现了由“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发展，就是在坚持争先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既坚持了城市化战略，又坚持了县域经济战略和大企业战略。城市化战略、大企业战略、县域经济战略等重点发展战略，支撑和推动晋城市在新世纪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合力增长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