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这个词，对于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资本市场、资本经济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股票市场的风风雨雨更是牵动着几千万人的神经。到了2007年，中国的资本市场突然间呼风唤雨，来了个出乎意料、惊心动魄的大发展，谱写了不仅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即使在世界资本市场发展史上也是极其绚丽的一页。亮点一个接一个，激动人心。一是股票市场股指直线上升，连创新高。2005年12月31日，沪深股市总市值为3.12万亿元。2007年元月突破10万亿元，2007年8月3日突破20万亿大关，2007年10月突破30万亿大关。从年初的10万亿元到30万亿元，市值规模增长了两倍。二是股票市场的高速发展同时带动了其他资本工具如基金业的快速发展。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的基金规模已达12399.96亿份，比年初时的6220.67亿份增长了近1倍，基金共有347只，基金总净值17990.73亿元。三是在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本市场结构均得到重大调整。蓝筹股已占据了市场的主体，前十家大市值公司持股市值超过了总市值的60%甚至达到70%，较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结构。四是世界资本市场上中国创造了两项第一。《参考消息》2007年7月26日报道，根据路透社援引的数据，中国第一银行工商银行的总市值已达2540亿美元，超过了花旗银行的2510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大银行。《参考消息》2008年1月5日报道，中国工商银行以3372亿美元的总市值高居榜首，名列第二、第三的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总市值1993亿美元）和中国银行（1982亿美元）。另一项第一是中石油在中国上市，一上市即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是中国证券化率的大幅提升。证券化率（股市总市值与GDP总量的比值）是衡量一国或地区证券市场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一国或地区的证券化率越高，意味着证券市场在该国或地区的经济体系中越重要。《人民日报》2007年8月10日报道，截至9日下午3点收盘，沪深两市总市值达21.1466万亿元，超过了2006年中国GDP总额21.087万亿，这预示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有了大幅提高，国内证券化率的水平已突破100%（2005年底美国股市市值是GDP数值的130%，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这一比值也约为100%）。六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世界资本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参与度和影响度越来越大，互动性越来越强。中国内地企业在境外上市的数目越来越多。《人民日报》2007年9月17日报载，截至2007年9月16日，中国内地企业在境外上市数目为：纽约证券交易所28家，纳斯达克47家，伦敦证券交易所61家，新加坡证券交易所124家，香港证券交易所382家，合计642家。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越来越多，中国资本也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人看好2008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偏偏出了问题。中国股市从2007年7月的6000多点暴跌至2008年7月的2500多点，直至跌破2000点，股票资产大幅缩水。股市的暴涨暴跌、资本市场发育过程中的阵痛，不仅背离了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态势，而且使亿万股民经历了水深火热的煎熬。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但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即几十年之间，中国人与资本无缘。或是谈“资”色变，这是少数人；或是对资本根本就不了解，这是多数人。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把资本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等同起来。直到20世纪末，中国人才逐渐认识到，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一样，资本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属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同资本主义不仅是可以分离的，而且也可以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换句话说，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必须利用资本的手段，扩大资本经济。
由于传统观念作怪，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经济制度的不确定和不完善，时至今日，中国的资本经济发展仍然很不充分，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仍然很不壮大，还不能称其为发达的、完善的、成熟的资本市场。所以，同本书的其他各章一样，本章并不重点介绍资本、资本市场、资本经济的一般概念，而是侧重于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想法。
一、资本的性质、内涵和作用
（一）什么是资本？如何认识和理解资本？
亚当·斯密被公认为是市场经济的鼻祖，他所强调的重点是：要把积累起来的资产变成活跃的资本，并用于调动附加的生产；资产必须在某个特别的方面确定下来，并得到体现。“这一方面要延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延续到劳动结束之后。就好像在必要时把一定的劳动积累储藏起来，用于其他场合。”资本并非积累下来的资产，而是蕴藏在资产中，能够开展新的生产潜能。当然，这种潜能是抽象的。在我们把潜能释放出来之前，我们必须把它加工确定成实实在在的形式——就像爱因斯坦所指的砖头里潜在的核能量一样，没有确定并提取砖头里的潜能这一转化工程，爆炸就不会发生，砖毕竟是一块砖。资本的创造也需要一个转化过程。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的特殊性质和根本构成。关于资本的特殊性质，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个要点：
（1）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是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的唯一动机、目的和本性就是追求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如果不能实现价值增殖，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了。
（2）资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
（3）资本是一个运动过程。“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资本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达到保值和增值，保持和增强资本的生命力。一旦停止运动，资本的生命就结束了。
资本根据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那部分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燃料等，它们只能通过工人的具体劳动把自己原有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不会发生价值增殖。马克思把这一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而由劳动力构成的那部分资本则不同。在生产过程中，这部分资本的价值不是转移到新产品之中去。因为资本家为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被工人用于购买生活资料而在生产过程之外消费掉了。但是，当工人通过具体劳动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并保存下来的同时，又作为抽象劳动形成新价值追加到新产品之中。工人生产的这个新价值，其中一部分补偿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另一部分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由于劳动力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是再现而是再生产，其价值量可以发生变化，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所以马克思把这一部分资本称为可变资本。
当然，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发生价值增殖，并不是说它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无关。不变资本作为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作为工人活劳动的吸收器，它是剩余价值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离开了不变资本，工人赤手空拳是无法劳动的，剩余价值也就不可能生产出来。所以，不变资本也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它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源泉。至于说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也不是说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自身产生出来的，而是说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购买的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具有重大意义。只有进行这种区分，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说明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才能确立准确衡量资本主义剥削程度的科学标准：剩余价值率m′=剩余价值M/可变资本V。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对于什么是资本，有许多解释和定义。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指出：“‘资本’这个词在经济学上是在两个有区别然而又有密切关联的意义上使用的。第一个意义指机器与建筑物，也就是有时被称为资本物品的东西。第二个意义指用来买卖资本物品或买卖厂商（厂商又可以反过来拥有资本物品）的资金。当经济学家说‘资本市场’时，他们一般指的是取得和转让资金的市场。”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指出：“资本的定义有点棘手。经济学家用资本这个术语指生产中所用的设备与建筑物存量。这就是说，经济中的资本代表现在正用于生产新物品和劳务在过去生产的物品的积累。”
关于什么是资本，在这里特别推荐一本书《资本的秘密》及其作者赫尔南多·德·索托。赫尔南多·德·索托是总部位于秘鲁利马市的自由与民主学会的主席，被《时代》杂志1999年5月《新千年的领导人》特别评选为20世纪拉美地区五位改革家之一。《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自由与民主学会是占全球排名第二位的重要思想库；《财富》杂志也在其第60期年度专刊认为赫尔南多·德·索托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号召力的50位世界领导人和改革家之一。赫尔南多·德·索托是一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的国际活动是和自由与民主学会一起为亚洲、拉美和中东的贫困国家制订和推行资本形成计划。本章中的一些认识和想法就受赫尔南多·德·索托先生的影响。
赫尔南多·德·索托指出：“要揭开资本的神秘面纱，我们必须了解‘资本’一词最初的潜在含义。最早在中世纪的拉丁文中，‘资本’这个词似乎指的是牛或其他家畜。家畜一直是额外财富的重要来源。圈养家畜的成本十分低廉；家畜可以活动，能够从有危险的地方转移开，并且容易计算数量。但最重要的是，家畜能够通过把价值较低的物质转化成一批价值较高的产品（包括牛奶、皮革、羊毛、肉和燃料），来调动其他行业，进而创造出剩余价值。家畜还可以繁殖。这样，‘资本’这个词开始同时具有两个含义——表示资产（家畜）的物质存在和它们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资本’一词的两种用法从牲口棚到经济学创立者的书桌只有一步之遥，‘资本’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国家中能够引发剩余价值的生产、提高生产力的那部分资产。”“18、19世纪的伟大古典经济学家们——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为市场经济提供动力的发动机。资本被看成是经济范畴中的主要部分。资本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和积累起来的——此类问题让他们颇感兴趣。”“对亚当·斯密来说，经济分工交换——即劳动分工和随后产品在市场上的交换——是提高生产力的积累‘国家财富’的来源。使经济分工交换和产品交流变成现实的因素就是资本。亚当·斯密把资本定义为‘为了生产用途而积累起来的资产储备’。企业家们能够用积累起来的财富支持他们的专业化企业，直到能够用产品来交换所需的其他物品。资本积累得越多，经济分工交换越可能实现，社会生产力也就越高。马克思同意这种观点。”“亚当·斯密认为，人类是渐渐地从一个以狩猎、游牧、农业为主的社会向商业社会发展，资本现象的产生就是这一倾向的必然结果。在商业社会中，人类能够通过互相依赖、经济分工交换和贸易，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资本将成为增加生产力、创造剩余价值的‘魔力’。”
关于资本的论述，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斯密，是那样的严肃和深奥；而在当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笔下，则是非常的轻松和简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作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也不同了。
斯密所处的年代，是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转变之时，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因缺乏实践基础，斯密并没有也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预见到资本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高潮之时。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不仅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同时也制造了它的阶级对立物和掘墓人。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历史趋势，马克思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从事经济理论研究，《资本论》是他“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恩格斯在谈到《资本论》的中心时指出，“马克思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剩余价值理论不仅发现了资本来源的秘密，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斯蒂格利茨也好，曼昆也好，都是生活在当代的世界经济学家。他们所关注的、所研究的经济学对象已大大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学对象了。因此，他们对资本的认识和表述更加注重于资本的运动形式、过程，而不是资本的本质。正如赫尔南多·德·索托所指出的：“一旦资本主义这台庞大的机器安装就位、开始运转，它的创造者就心满意足了，‘资本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也就失去了紧迫性。人们忙于创造财富、增加财富，根本不想了解资本主义的全貌。”“决定资本主义未来命运的斗争已经从理论家的书面研究转移到了一个由企业家、金融家和法学家组成的巨大网络之中，全世界的注意力也从资本本质的理论上转移到了实实在在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实际交易上。”
（二）资本与经济发展
资本是工业化、大机器发展的产物，同时资本又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大机器的产生、发展与普遍应用带来了生产率的大规模提高、产出的成倍增长、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社会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从社会整体来看，人还是那么多，投入的劳动也还是那么多，面对突然增多的社会财富，人们开始努力探索这些迅速增长的财富从何而来。这种推动财富迅速增长的力量，被人们称为“资本”。这是1770～1870年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中，资本表现出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由此，造就了工业资本主义。1870年以后，在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中，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又发生了另一次变化，出现了金融资本主义。这种新形式的突出特点表现在投资银行家方面，投资银行家开始成为在经济活动中居支配地位的人物。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工业生产正在达到非常巨大的规模，以致公司无法筹措到必需的资金。在多数情况下，要完成大批订货，就需要有信用贷款以购买原料和支付工资。如果得不到贷款，工厂的扩大或现代化往往就无法实现。这时，通过提供由大批储户和投资者汇集而成的资本，满足了这些金融需求。由此，金融资本主义代替了工业资本主义。可以说，没有强大的资本支撑，就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今天。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在经历了长期艰难、痛苦、曲折的探索之后，终于获得两个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中国需要走市场经济之路。毫无疑问，中国需要资本。所以，我们必须打破沙锅问到底，资本究竟从何而来呢？如何才能形成强大的资本市场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呢？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致力于引进外资；90年代初、中期，为国企筹措资金为初衷的证券市场发育开辟了社会化的个人投资渠道，同时，鼓励社会间接投资转变为直接投资的思路成为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指向；90年代末期，在经济理论的实践中，有了更大的突破：一是对资本的承认，资本运营、按资分配等已经写入党的十五大文件；二是肯定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三是形成了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的改革思路，国有资本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和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已经成为重要的改革目标；四是提出要努力将社会资金从间接投资转换为直接投资，资本市场扩容不断加速。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财富资本化已经是改革的必然。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加入WTO的情况下，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独立承担经济责任的经济主体不仅是企业、政府，而且有个人。承认个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独立承担经济责任的主体，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突破。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个人的积极参与是改革最终成功的关键之一。我们无须半遮半掩地去论证“老板”也是劳动者，资本者没有什么不光彩，资本者不等同于“有钱人”。把巨大的个人资本投入社会中，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
二、扩大资本市场的思路与对策
20世纪末，中国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30，但中国的资本总量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却很小。当然，这是用对美元的汇率计算出来的。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为标准，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世界上的比例可能要稍大一些。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若按人均资本量来衡量，中国的资本市场则显得可怜多了。
中国扩大资本市场的途径不外乎有两条：一条是对内深化改革；另一条是对外扩大开放。这已成为20世纪末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经验。
对外开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越来越趋于一致。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5098亿美元，相当于1978年的24.7倍、1997年的1.6倍。外贸顺差达225亿美元。到199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位次已从1995年的第11位提升到第9位，2001年再次提升到第6位。我国出口贸易额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97年的2.6%提升到2001年的4.3%；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则由3.4%上升到3.8%，贸易大国的地位初步确立。特别是我国利用外资的总量和结构有了明显的提高。截至2002年7月底，全国合同利用外资7996.4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247.65亿美元。在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利用外资质量和结构也在逐步改善，外商投资平均项目规模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20多万美元、90年代初的130多万美元，迅速提高到党的十五大以来的300多万美元。境外大公司、大财团来华投资逐年增多，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在华投资。2001年12月11日，历经15年艰苦谈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事实已经证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经济日报》2007年10月14日报道：到2006年底，随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4位，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跃升至17607亿美元，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排名从世界第32名攀升到第3名，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地保持在20%以上。我国利用外资总额连续14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截至2006年底，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超过7000亿美元，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8万家，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28%，外汇储备从改革开放初的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6月底的13326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
对内要深化改革，从原则上讲，大家的认识同样趋于一致。但究竟要改什么，如何改，特别是在发展资本市场方面，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在此，仅选择三个问题加以说明。
（一）资金与资本
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资金就是资本，资本就是资金。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这样认识的。但如前所述，资金和资本并不是一回事。晋城市泽州县是一个以农业、农村、农民、乡镇企业为基本县情的县，由于党的富民政策，由于丰富的煤铁资源，许多农民富了起来，实现了小康生活，不仅有了漂亮的房子，而且有了一笔可观的储蓄，甚至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是，近年来，泽州县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困难。从1995年开始，这里的县乡政府、农村干部、乡镇企业家，南下北上，直至踏进中科院的大门寻求项目。一些具有一定科技含量、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项目纷纷落户这里。但现在看，进展并不理想。为什么？从现象上看，主要是资金难落实，限制了企业上规模。但本质上是资金没有转化为资本，一是“想股份，盼联合，集团来了不合作”，村自为战，人自为战，联合不起来；二是银行惜贷，存款越来越多，存贷差越来越大，贷不出来。在全国来讲，这种情况是较为普遍的。这些年，人们一直在讲，经过20年的发展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候就没有资金投入呢？问题的核心在于，没有真正认清资金与资本的关系和本质。资金就是货币，它代表财富；而资本是用来创造财富的资源。因此，只能说，经过20年的发展完成了资金的积累，是社会财富增加的一种表现。但这些积累的资金、增加的财富是存在银行的，它的创造者，是老百姓，是装在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它没有流动，没有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就不能称其为资本，也就不能说完成了资本的积累。
当然，讨论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地为了弄清资金与资本的不同，而是为了弄清这种不同的后果，以及怎样把资金转化为资本。以山西省晋城市来说，一个22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2001年底存款余额为216.19亿元，贷款余额为110.64亿元，存贷差达到了105.45亿元。人们都说晋城人有钱，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如果这100多亿元的存贷差全部流动起来，转化为资本，按照经济学上的“乘数效应”，“十五”期间完全可以再造一个晋城市（2000年全市GDP为144.9亿元）。那么，全国的存贷差如果流动起来会有什么结果呢？这些存贷差为什么流动不起来呢？怎样才能使其流动起来呢？作者认为，主要原因及对策有三：
一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投资渠道狭窄的制约，大量资金只能存在银行。中国人的“忧患意识”自古就比较强烈，现在越来越考虑生老病死，考虑子女上学、就业、婚嫁，花钱的地方太多。怎么办？只有攒钱，把生活中节余下的钱存入银行，以备不测。同时，个人投资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刚刚过上小康生活的中国人，对经济短缺时代的生活记忆犹新，在心理上因投资风险而导致生活出现反差的承受能力较为脆弱，为保万无一失，只好把钱存入银行。这说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限制了个人投资。因此，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要引导观念的转变，鼓励率先富起来的人成为投资者。投资渠道狭窄也是导致大量资金存入银行的重要原因。中国人都知道不调整产业结构、不发展经济，没有出路。但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不知道拿钱去干什么，去上什么项目，只好让资金睡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因此，刺激投资需求，尤其是直接投资需求，就成为解决巨额存贷差的根本之举。
二是金融问题。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较晚，且规模不大。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是靠银行贷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鼓励投资办厂，贷款发放的力度突然加大，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又实行拨改贷政策，政府不再给国有企业拨款，初始投资和补贴等都由银行贷款，致使现在银行坏账很多，而政府债务较低。如果说，中国有金融危机的话，不会是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由外部风险带来的，而主要是在于内部，即坏账太多而导致信贷萎缩。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发生，1996年以来出现的通货紧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并不仅仅是银行的坏账问题，也反映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的问题。由此，中国的金融改革势在必行。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作者提出运用“稀释理论”，坚持通过发展是来解决问题。只要发展了，随着GDP的增加，银行的坏账比例必然下降。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指出的“如果银行坏账保持目前占GDP的比重，而GDP每年增长8%，7年坏账就会下降一半，10年下降70%。这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在不良资产的存量上做文章，而是应该在金融资产的增量上做好文章。在流量上解决问题，才是金融问题的出路所在。”事实确实如此。《人民日报》2008年5月3日报道，中国银监会4月30日发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年报》。该年报显示，2007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达到52.6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10.8%；不良贷款率继续降低，截至2007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6.2%，为历史最低水平。
三是信心和资本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比如审视拉美金融动荡，不难发现，信心危机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按照传统的检测方法，一些拉美国家的经济、财政和金融指数仍属于良好或较好的状态，并不具备爆发金融危机的条件。但事实证明，阿根廷金融危机破坏了地区内外投资者对拉美地区的信心。他们担心那些经济形势不太好的国家会像阿根廷一样丧失支付能力，因此急于以各种手段抽回资金，以求自保。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美的金融动荡是由信心危机而引发的。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讲，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上“一花独放”，不可能会出现大的信心危机。但居安思危，我们不得不以拉美为鉴，增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信任，增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扩大外资进入中国的总量和质量，才能有效地刺激国内投资需求，推动巨额的资金转化为资本。为此，一方面要继续放宽政策限制，鼓励投资，善待“资本者”、特别是“个人资本者”；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税收如个人财产申报、遗产税、个人所得税、馈赠税制度，严厉打击偷税漏税和洗钱活动，提高国家收入占GDP的比重。同时，要高度警惕资本外逃。经济学家董志勇研究小组研究显示，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取得很大引资成功的同时，却有相当规模的资本正非法流出中国，其规模为每年200亿美元左右，多年累计下来，数额已过千亿美元。因此，在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同时，必须打击资本外逃活动。
事实上，2007年中国股票市场的急剧膨胀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二是中国人的全民奋战、全民炒股。据上交所统计，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A股账户开户数67372367户（包括基金账户），证券交易印花税是2006年的十余倍，超过以往16年的总和。这些说明，中国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越来越足。但同时也要高度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正确调控资本市场的发展，以确保中国资本市场科学发展。
（二）资产与资本
相对于资金与资本来讲，弄清楚资产与资本的关系，并加快资产向资本的转化，是更为重要的。
1.赫尔南多·德·索托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启示
多年来一直为亚洲、拉美和中东的贫困国家制订和推行资本形成计划的赫尔南多·德·索托，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了资本的秘密。尽管这是他的一家之言，但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形成却是有益之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听一听赫尔南多·德·索托之言，同样会受到一定的启发。
赫尔南多·德·索托首先指出：“拉美国家自19世纪20年代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以来，至少已经四次尝试进行旨在创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每次都是在经过一番努力和体验过最初的欣喜之后，又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政策中抽身返回。因此这些补救办法是不够的。事实上，这些补救办法远远不够，并且基本上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里的实际问题毫不相干。”
请注意，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即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万能的。当然，赫尔南多·德·索托的本意并不在此，也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请接着看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论述：
“资本主义已经为西方国家带来了财富，又是什么原因阻止它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带来同样的财富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像是被封闭在钟罩里，只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了呢？
“阻碍全球五分之四的人口从资本主义中获利的主要绊脚石在于他们无法创造资本。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创造国家财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线，是发展、前进的基础。无论贫困国家的人民多么热切地参与其他所有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特征的活动，他们都似乎不可能为自己创造出资本。
“我和我的研究小组已经在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挨家挨户地搜集到大量事例和数据。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还要借助这些事例和数据来指出，大多数穷人已经拥有了成功地创造出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资产。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穷人也有积蓄。实际上，穷人积蓄的价值巨大无比，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自1945年以来所接受的全部外援的40倍。例如在埃及，穷人所积蓄的财富相当于有记载的外国全部直接投资（包括苏伊士运河和阿斯旺大坝）总额的55倍。在拉美最穷的国家——海地，穷人的资产是海地自1804年从法国统治下独立之后所接受外国投资的150多倍。如果美国最终统一把它的外援预算提高到联合国所建议的水平——即国民收入的0.7%——这个最富的国家也要用150多年，才能把与世界上较贫穷的人们已拥有的财富价值相当的资产交给他们。
“但穷人掌握这些资产的方式有很大的缺陷：房屋建造在没有恰当的所有权记录的土地上；公司没有法人地位，没有明确的责任；企业处于金融家和投资者的视野之外。由于人们对财产的所有权没有恰当的文件证明，这些财产不能方便地转换成货币，不能在人们所处的互相了解和信任的狭隘地域范围之外进行交易，不能用作申请贷款的抵押品。
“相比之下，在西方国家，每一块土地、每一幢建筑物、每一件设备、每一件存货都在所有权文件中得到表述。这些资产和经济的其他方面紧密相连；所有权文件成为这个庞大的潜在联系过程的可见标志。由于这一表述过程，资产就能产生出与它们的物质存在相平行的一种不可见的存在方式。资产能够作为贷款的抵押物，在美国，用于开办新企业的资金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抵押企业家的房屋。资产还能用作联系资产所有人的信用历史的纽带，用作偿还债务和纳税的记账地址，用作公共设施机构向资产所有人提供服务所需的可靠基础，用作发行有价证券（例如背书抵押债券）的基础——这些有价证券然后又能在二级市场上再贴现和销售。由于这一潜在的、不可见的联系过程，西方国家能够为资产注入活力，使之成为通用的资本。
“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没有这类表述过程，因此大多‘资本不足’——就像一家‘资本不足’的公司，它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少于它的收入和资产所决定的价值。穷人的企业和那些不能依靠发行股票或债券来获取新的投资和资金的公司非常相似。事实上，如果不能使资产在所有权文件中得到表述，资产就只能是‘僵化的资本’。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居民——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四——确实不是一无所有，但他们缺少表述所有权和创造资本的过程。他们有房屋，但没有所有权凭证；他们有产出，但没有契约；他们有企业，但没有法人地位。他们能适应从回形针到核反应堆的每一个西方发明，但正是因为他们缺少这些基本的所有权表述，才始终无法创造出使他们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发挥功效的足够资本。”
赫尔南多·德·索托的结论是：“我认为这就是资本的奥秘。要解开这个奥秘就必须弄明白：为什么西方人通过用所有权表述资产，就能够从资产中发现并提取资本。”
按照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观点，我们可以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人究竟有多少资产？
二是这些资产能不能转化为资本？
这是两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试着来回答。
2.中国人的资产有多少？这些资产能不能转化为资本？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经过多年痛苦的实践，大多数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由于中国人平均主义的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如何消除两极分化，在许多人的理念选择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到20世纪末，许多人大声疾呼，防止两极分化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其理由有二：一是中国居民的存款中，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而80%的人仅拥有20%的存款；二是邓小平讲过，“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在考虑如何避免、防止两极分化问题。这不是本书的重点。重点首先是，中国的两极分化真的那么严重吗？单从存款上看，也可能如此，实际上许多贫困人口并没有多少存款，有的甚至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但情况也不是那么糟糕。我们可以算一笔账。2002年6月底，全部金融机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81712亿元。2001年，总人口为127627万人（见《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假定确实是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20%的人即25525.4万人，拥有80%的存款即65369.6亿元存款。按人均来算，20%的人人均存款2.56万元。在所谓的富人层中，人均存款也不过2万多元而已。即使到了2007年底，全国金融机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76123亿元，按照上述算法，所谓的富人层人均存款也不过5.5万元，怎么能算得上两极分化呢？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人的资本又有多少呢？即使是所谓的富人层，人均区区5万多元的积累，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我们如果从资产的角度研究问题，情况和结论就大不一样了。为了简单起见，仅仅选择中国人的房产（当然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最主要的资产）作为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国家或单位提供住房的福利性住房制度，居民住宅投资严重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期，通过鼓励个人购房、建房，多渠道筹集住房建设资金，城镇住宅竣工面积迅速增长，房地产业从无到有，开始起步。80年代中期，通过建立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住房投资机制，进一步调动了单位和个人的住房投资积极性。90年代以来，通过出售公有住房和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个人购买商品住房的比例超过93%，城镇居民已经成为住房投资和消费的主体。目前，我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已由1995年的16.2平方米提高到2001年的21平方米，农村住宅人均建筑面积由1995年的21.8平方米提高到2001年的25平方米。据统计，到了2005年，我国住房私有率已达96%，其中城镇居民达到84%，这远远超过国际水平。美国、加拿大曾是住房私有化率最高的国家，但这一数字还不到70%；北欧一些国家基本都在40%左右。
现在，我们再来粗略地算一笔账，也就是通过计算把住宅转化为货币。1997年，商品房平均每平方米销售价格约2000元（建设部网）。如果仍按2000元计算，那么，2001年底城镇人均住宅可转化为货币4.2万元；如果农村住宅按每平方米500元计算，2001年底农村人均住宅可转化为货币1.25万元。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些。即使就这样计算下去，2001年底，全国城镇人口48064万人，乡村人口79563万人，则城镇人口住宅总资产为201868.8亿元，农村人口住宅总资产为99453.75亿元。二者相加，2001年全国住宅总资产为301322.55亿元，是2001年GDP 95933亿元的3.14倍。单就“九五”期间来看，1996年，城镇新建住宅3.6亿平方米，农村新建住宅7.6亿平方米；1997年，城镇竣工住宅面积3.8亿平方米，农村竣工住宅面积7.6亿平方米；1998年，城镇竣工住宅面积4亿平方米，农村竣工住宅面积8.1亿平方米；1999年，城镇竣工住宅面积5亿平方米，农村竣工住宅面积8.7亿平方米；2000年，城镇竣工住宅面积5.1亿平方米，农村竣工住宅面积8.5亿平方米（数据来源：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总计，5年时间，城镇新增住宅面积21.5亿平方米，农村新增住宅面积40.5亿平方米；新增住宅资产，城镇为43000亿元，农村为20250亿元，二者相加为63250亿元，相当于2000年GDP 89404亿元的70.7%、1995年GDP 57733亿元的1.1倍、5年GDP增加值的2倍，相当于2002年4月份流通中货币15864.91亿元的3.99倍、1991年至今股市筹资8270.21亿元的7.65倍，相当于到2002年7月实际利用外资4247.65亿美元的1.8倍、2001年底国家外汇储备2122亿美元的3.6倍。到了2006年、2007年，在城市住房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房价的高速增长。相应地，以住房为代表的资产急剧增值。房产总值到底有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之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表示，2007年底，城镇住房面积人均26平方米以上，农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1.6平方米。可以肯定的是，对国家来讲，是排在第一位的巨额资产；对绝大多数个人来讲，也是排在第一位的家庭资产。
通过以上粗略的计算，是否可以弄清一个问题：中国人的资产到底有多少？这个问题已经不用明确回答。至为重要的是，这些巨额的不动资产能否转变为活的资本。在这里，作者提出以下观点：
（1）有效建立并迅速推行住宅所有权制度，明确住房产权。目前，城市房产登记制度、产权制度进展较为顺利，但农村房产登记还不完善，这对于广大农民创业十分不利。即使就城镇来说，作为公务员这个很大的群体，基本上停留在有限产权的层面上。应尽快研究政策，把公务员住房的有限产权转化为完全的个人产权，使之在能够进入房产市场流动的同时，以房产抵押贷款，获取个人创业资金，进行投资。实际上，这是三方获利的事情：政府减少了财政负担，银行减少了存贷差，个人增加了资本。
（2）全面启动并逐步完善房地产二、三级市场，加速住房流通。以培育市场为核心，降低存量住房入市“门槛”，使二手房交易逐步活跃，形成增量与存量联动、销售与租赁并举、投资与消费并进的市场格局。
（3）不断深化并大力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刺激住房需求。房地产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拉动力。从目前的需求看，城镇居民告别了住房短缺时代，解困房——小康房——宽裕型小康房——现代化住房已经成为市场的基本需求。与此相对应，住房供给必须围绕需求链条，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满足不同的住房需求，推动房产资本的增长。
（4）以个人房地产为抵押，提供个人创业启动资金，为下岗职工、失业者向第三产业转移，发展个体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提供资金支持。
上面仅以房地产为例，说明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可能与巨大潜力。事实上，中国有着许许多多这样的资产，如土地与矿产资源。总值约30万亿元的土地资产，如何转化为资本？这些都需要中国人认真地思考和探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提法内涵丰富、新意十足、意义重大。作为一个专业经济术语，按照国家统计局专家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说得更具体，“财产性收入必然会涉及各种投资，除了实业投资等，还包括投资金融产品，涵盖了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等”。报告的这一提法不仅仅有利于增加老百姓的财富，能使大多数人的财产保值和增值，更重要的是，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进一步更新，必将激发更多的普通百姓将资金转变为投入，将资产转变为资本，使之动起来、活起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为大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者开拓渠道，真正实现赫尔南多·德·索托提出的“用所有权表述资产”，“从资产中发现并提取资本”。
（三）知识与资本
2000年12月11日，以“杂交水稻之父”、7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隆平高科”的发行价格为每股12.98元，上市首日收盘价为40.37元，涨幅为211%。以此计算，拥有其中5%股权即250万股股份的袁隆平院士一天就“入账”1个亿。
2001年才上市的“用友软件”，在上市第一年的0.6元（含税）分红中，公司一下子拿出6000万元现金分给投资者，其中公司大股东王文京分得3321万元。
袁隆平、王文京为什么有如此高的“身价”？确实应该认真研究。
袁隆平院士用毕生的精力，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了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用友软件总裁王文京，1988年与同伴一起创建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注册资本仅为5万元。1999年底，注册资本不仅增至7500万元，而且把用友做成了中国最大也是最好的财务软件公司。
这种现象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完全可以成为资本。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全民族重视知识、发展知识经济的意识还非常淡薄，知识创新的基础和机制还十分脆弱，知识转化为资本的途径和能力还很不足。我们必须加快创造新知识的步伐，提高运用新知识的能力，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推动知识向资本的转移，发展知识经济。对于这个问题，在下一章中将作具体的分析和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