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提到，曾国藩善于借力固势，而加强私人关系更是他借力固势的一个重要手段。攀同门、结姻亲、重故交，这一连串的关系建起了曾国藩稳固的政治长城。
（1）与刘蓉结亲传统
中国最讲究裙带关系，曾国藩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结为亲家。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据郭嵩焘在《临终枕上诗》中记述说：“及见曾刘岁丙，笑谈都与圣贤邻”。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做官京城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来，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优于谋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对于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张，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挽回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激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2）与郭嵩焘结亲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今属汨罗县）。他18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友，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但我对你所期望者不仅仅于此。刘蓉的规劝之词，并未能改变郭嵩焘的个人志趣所向，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认为他只能当一个学者，而不能胜任封疆大吏之责。22年之后的1861年，当李鸿章着意保奏郭嵩焘到江苏做官时，曾国藩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这就是说，郭嵩焘是屈原之类人才，他的气质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1844年和1845年，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1847年3月，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缺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参劾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3）与众多亲朋故交加强关系
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入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曾国藩对另一位朋友陈源衮也是真心相与，如亲兄弟一样。陈源衮在1843年的时候大病一场，曾国藩几乎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日全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症险，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为之操办一切丧事。后来又为陈氏撰写墓志铭、为其母撰写生日宴集宾僚诗序等充满情意的文章。曾国藩对于陈源衮的不足之处也直言批评。陈源衮有时心地高傲，言行不周，常常引起别人的误解。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见人随时须养气，好留为他日相见地也。你的母亲去世之后，不少朋友送了奠帐之类礼物，一般人都得到你的回谢，但阁下于雷鹤皋处独无谢书，想他于公幛称谓略傲然。此等处最不要紧，必须消融净尽，乃可为入德之方，亦即养生之道也。至要至要，务求三思”。陈源衮有时脾气不好，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往往影响到为官处事。对此，曾国藩在去信中提出了严厉批评：“前面与岱云谈时，曾称尊嫂为陈氏功臣。近闻又夺还铁券一次，吾不信也。果尔，则国藩临别曾嘱老岱惩忿，又忘之耶？自彼此次病后，不啻一家骨肉，故敢道及，谅不见罪。”俩人间情同手足的关系，使得曾国藩感到他早年在京城时生活异常充实愉快。
在曾国藩成大事的诸多方略中，通过联姻的方式以厚结死力、扩张固势是很重要的一条。这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连皇帝家族也通过联姻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