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不会同情弱者”，这是毫无疑问的成功道理。只有勤奋身心，以百倍的投入去对待自己的心中事，才可以赢得人生胜局。曾国藩认为：“成出于勤”，只要守此道，就一定能够走到自己心中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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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勤俭，把勤俭自立当做立身和持家的不二法门。曾国藩还把勤俭自立作为教育诸弟和儿子的入门课和常修课。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他的几个弟弟和儿子大有出息，都靠着勤奋与自立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吃勤与俭相辅相成，不勤者难以指望他能节俭，反之亦然。论官位，总督加侯爵，可以说是位极人臣；论财富，曾国藩虽不以敛财为重，过富家翁的生活还是绰绰有余。但曾国藩一直到晚年仍力戒懒奢，他认为，于国、于家，勤俭都是做大事的必要条件。
（1）把节俭作为立身立家的根本
曾国藩秉性节俭，不时不衣帛，他三十岁时，曾缝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只是遇庆贺及新年穿一下，其藏之五十年，犹如新衣。他曾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曾说：在江南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姊妹二人，仅一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闻之安慰曰：“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尔添制绸裤一条。”时崇德老人年幼，一闻此言，便破涕而笑。湘乡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余年，曾九帅以家中人口增多，另建新屋一栋，费资三千余串。曾国藩闻之，大不高兴，去函责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两兄弟任总督、巡抚花了三千多串钱，便发誓不住新屋，并谓搬进容易搬出难，所见至为深刻，即曾国藩尝谓“花未全开月未圆”之意，至可玩味。曾国藩每日自晨至晚，不断工作，不稍歇息。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阅公文，写作诗文日记。他所写日记，直至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他自己工作，他的夫人、媳妇住在总督署内，也要绩麻纺纱，做针线工作，直至起更后，始能休息。《水窗春呓》所记一个笑话，就是曾国藩家庭工作的自白：儿子新婚未久，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心甚焦急，乃大呼曰：“妈，你那不懂事的媳妇，吱吱呀呀，纺车不停，闹得我睡不着，请将她那部纺车打碎好了。”公公在隔屋听到了，也高声大叫道：“太太，如果要打，最好先将你那部车子打碎，我也睡不着呢！”这一笑话，是曾国藩每日晚饭后照例与幕僚闲聊笑话之一。这个笑话一出，大家笑得眼泪也掉下来了，可是曾国藩却以五指抚摸胡须，一笑也不笑。曾国藩教训儿子纪泽、纪鸿要勤俭持家，要和睦、要体孝道、要勤俭恭。他在为官时还让女儿和儿媳总是每年给他做鞋一双，以考察她们的“女红”。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曾国藩，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曾国藩说，“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二文，尚余九十八文。其俭如此。”曾星冈从中年起也接受了父亲竟希公的这种自教。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曾国藩已点翰林，正式步入仕途，曾星冈仍然训诫儿子竹亭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靠他吃饭。”后来，曾国藩把父亲的这种家风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家书中提出来，用以教育子侄。他把祖父遗教概括为“八字诀”，并“拟写屏上”，赠送给诸弟。他认为只有如此，“庶不改祖父以来之家风”。对于“勤、俭”二字，曾国藩是这样说的：“子姓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慢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曾国藩还善于将家规具体到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之处，务必使规矩落到实处，他曾耐心地解释说：“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惰。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也。”“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包括读书）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家风，二则望其外而有一种生气，登其庭而有一种旺气。”诚如曾国藩所言，由俭入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奢入俭；由俭入奢人人都可承受，但由奢入俭却不是人人都可以承受的。一个人很少有这种幸运，从生到死不为生计发愁，一辈子发达、亨通，一帆风顺；相反，总会有拮据的时候，会有艰难和困苦的时候，因此，人们应该居安思危，从长计议，常将有日思无日。
（3）主张遗产不可太多
曾国藩还提出了“遗产不可太多”的主张，这主要是针对子嗣后人的。一般人想在世时多积攒些家当，以备后世之人不时之需，即使后人笨拙懒惰，也不会有饿肚之忧，这自然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过他们没有想过，如果偏巧遇上个“败家子”后代，即使家里拥金山银山也是会坐吃山空的。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曾国藩没有多少遗产，而且很早就已经考虑如何处置遗产的问题。这种想法仍然得益于祖父星冈公。曾星冈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乃是败家之举。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认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步入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挽回了。他还说：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家财千万，亦仍归于无饭可吃。我闯荡了数十年，于人世的穷通得失思之烂熟。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为之，人所能做的是庄敬自强，走正大光明之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一马冲的田产设法出手，或捐作曾祖元吉公的祭田，或议作祖父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用之需。
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与曾纪鸿同属“高干子弟”，门庭显耀，却都未变成“衙内”和“大少爷”之类的角色，实在有些令人出乎意料。考究起曾氏的后人，我们可以看到：先有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亡，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的成就。除此之外，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现了曾宝荪和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足够叫人艳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