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 60 年代，从马歇尔有关产业区的论述和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提出的地域生产综合体战略，再到50年代法国学者帕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统称为古典理论阶段。
阿弗显德·马歇尔（Alfred Marshell）出生于1842年，1861年进入剑桥大学攻读数学，大学毕业后热衷于研究经济学，1884～1887 年分别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牛津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1885 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08年退休于剑桥大学，1924年去世。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于1890年出版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了40多年的支配地位，被称为是 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划时代的著作。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将生物进化论引进经济学领域，提出了经济发展的连续性的著名论断：“在经济界中，自然是不能飞跃的。”马歇尔认为空间集聚（即他所谓的地方化）的原因在于：第一，更好的信息和技能；第二，为具有专业化技能的工人提供共享的市场；第三，使用专业化机械的经济效果。集聚经济根植于生产过程，某一地理区域中，公司、机构和基础设施间联系引起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德国经济学家阿弗显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是近代产业区位理论的奠基人。阿弗显德·韦伯与他的哥哥马克思·韦伯一样，早年在德国的大学里从事经济学研究，后来成为一名社会学家。韦伯在大学期间，欧洲经济学界开始强调历史分析，韦伯就是其中之一的推动者。韦伯也因早期提出的产业区位模型成为在经济学、地域科学和运筹学等领域最著名的学者。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假定所分析的对象是一个孤立的国家或特定的地区，对工业区位只探讨其经济因素，运输费用是重量与距离的函数。其理论核心是工业布局主要受到运费、劳动力费用和聚集力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运费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韦伯认为，“位置因素”分为“聚集因素”（agglomerative fac tor）和“分散因素”（deglomerative fac tor）。聚集因素是指促使产业集中到一定地区的因素，包括特殊的聚集因素和一般的聚集因素。特殊聚集因素主要是指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矿藏，产业会在交通枢纽以及丰富的矿藏产地集中，但韦伯认为这些特殊的聚集因素不具有理论研究的一般性，所以在讨论产业聚集问题时，可以不予考虑，而只研究影响产业聚集的一般因素。一般聚集因素主要是指一个工厂规模的增大能给工厂带来利益或节省成本，而若干个工厂集中于一个地区能给各个工厂带来更多的利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所以产业有聚集的愿望。聚集之所以能给工厂带来收益或节省成本，是由于有专门的机器修理与制造也可以为各工厂服务；有专门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向各个工厂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各个工厂享有购买原材料方面的便利；有公用的事业、道路便利等，所有这些因素都能使每一个工厂减少成本。产业聚集的同时也隐含着分散因素，分散因素是指与聚集因素相反的力量，即不利于产业集中于一定地区的因素，如当产业过度集中于某一地区，将使该地区的土地、厂房租金增加，从而使一些工厂迁离产业聚集之地。韦伯认为，聚集因素与分散因素是相互影响的，一般而言，一个地区聚集度越高，分散因素的影响也越大，一个地区产业聚集度正是这两种因素力量相消的结果（陈振汉，厉以宁，1982）。
增长极理论是一种合成理论，是指那些通过解释地区的发展过程，说明在增长中的都市中心确实诱使周围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种假说，包括缪尔达尔（Myrdal）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等等，增长极理论各思想的共识在于“把推动性工业嵌入某地区后，将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推动整个地域经济的增长”（王缉慈，1994）。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5年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增长极”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恰似一个“磁场极”，能够产生吸引或辐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增长极”的产生，使人口、资本、生产、技术、贸易等高度聚集，产生“城市化趋向”或形成“经济区域”。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能比分散状态更快、更有效。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是由增长极来启动的。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发表了《区域发展政策——委内瑞拉案例研究》（1961年）和《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1967 年）等著作，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该理论拓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视角，把增长极模式与各种空间系统发展相融合，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中，通常具有强烈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中心区和边缘区相互依存机制的形成，是通过中心区自身经济的不断强化，而形成对边缘区的支配态势。把核心—边缘结构模式分解为四个部分：核心增长区，向上转移地带，向下转移地带，资源边际区。1957 年，缪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又称“循环累积论”。他认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性，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存在“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极化效应”是指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受到要素收益差异而发生的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差距的产生会进而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使发展快的地区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地区发展更慢，从而逐渐增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形成地区性的二元经济结构。根据二元空间结构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经济发展优先秩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某些先起步的地区已经积累起发展的优势时，政府应当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重点投资，优先发展这些有较强增长势头的地区，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并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传统的企业集群机制学说普遍认为企业集群可以通过靠近原材料产地、市场和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节约运费和能耗，强调经济地理环境对单个企业选择地点的影响，主要以单个工厂作为研究对象。总的来说，古典理论具有将企业集群视为简单系统进行研究的哲学特征。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由于认识到古典区位理论的局限，受增长极理论和投入—产出模型的启发，企业地理、区域发展理论相继产生，研究对象从单个工厂发展到多个工厂，从描述和解释工厂区位发展到分析企业之间、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企业集群机制研究内容从静态的因素发展到动态的过程，研究范围从一国到多国乃至全球。政府支持企业集群的机制则在于追求区域经济的循环累计乘数效应，强调政府自上而下干预地方经济发展，以外来植入推动型产业的方式带动地方经济起飞的思想占据主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瑞典社会学家缪尔达尔（Myrd-al）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Circular and Cumul ative Causation），该原理认为一国或某一地区由于某种原因（如交通便利或享有特殊优惠政策）而创办工业形成的经济中心会向周围地区扩散和辐射，将其他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吸引到该中心，并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这些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心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上升的循环累积过程。可以这么说，这段时间企业集群机制的论说，已经将企业集群视为复杂系统进行研究，因此各种观点难以统一，但都明显具有“他组织”的哲学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