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芬把衣服一件件往柳莹身上穿，想：“她的未来怎么办？当她离开学校回到社会，有谁能包容和理解她的种种行为？有谁能保护她？”她一直忍着自己的眼泪，她担心，她一哭，老师们会跟着她一起哭。
她从未如此心酸地为一个少女穿过衣服。
她不能哭，她传播给同伴们的，不能是失望，只能是勇气。她来到学校的第一年，当时全国所有特殊学校的经费都很紧张，达敏也不宽裕，她向一个家长寻求赞助，没想到他却说：“你们吃国家饭的，还要向我们这些缴税的老百姓来拿钱？”这一顿冷嘲热讽，和她同去的出纳被羞辱得哭了，她还是不动声色地听着他讲完，把对方拿出的二百元钱原封不动地留在桌子上。她始终没有流露一点点的难堪与悲伤，一成不变的微笑凝固在她的脸上，像秋霜一样冷静。
当她的手替柳莹穿上衣服时，一直在微微地颤抖，但她依然保持着脸上的平静，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的姿态，埋下了突如其来的悲伤。
几乎每个女老师都挨过柳莹的打，她们沮丧过，委屈过，甚至痛哭过，却没有一个人记过恨，她们此刻一定和刘佳芬一样，遇到这样突然的事故，都陷入伤感的迷雾之中。
童年时，刘佳芬曾看到过这样的一幕，她甚至已经把它淡忘了，却因为今天患病的柳莹而再次想起。一个春天的傍晚，一个女疯子——这是大人们对她的称呼，穿着撕碎的上衣，裂开的裤腿无法遮蔽她的下体，衣服上都是淤泥，她一边走，一边还用手把身上残存的衣料一条条撕碎。人们围拢过来，笑着说：“唉，那是个花痴吧。”“她家柴房没关好，偷跑出来了吧。”“嗨，长相倒不错。”
猎奇的眼光，冷漠的眼光，一双双被俗世磨得锋利的眼睛，注视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女疯子”。她傻笑着，旁若无人地将自己的躯体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全然不知那些好奇的观众和自己正在经历的磨难。这多年前的一幕再次刺痛了刘佳芬，她把脸埋在自己的手掌之后，泪水像一条条透明的泥鳅，从指缝里钻出来。
她早就听李华说柳莹最近情绪不稳定，是因为新换了副班主任，还是家里有变故？没想到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
“她没上完体育课，就和同桌秀秀一起提早回到了教室。刘林不见了她们的踪影，到处找，等他到教室去看她在不在，她却正用头撞墙，地上扔的都是她自己的衣服。幸好刘林很镇定，他对秀秀说，你在教室门口看着，别让同学们进门，老师去叫人。要不同学们都到教室里来了，可怎么办好？”李华一边说，一边帮她穿上内衣。其他几个女老师们也慌了，一个个手忙脚乱地拿衣服往她身上套。
老师们的办公室和教室合而为一，没地方安置，她们就把柳莹带到了校长办公室。
“幸好孩子们都没进教室，要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刘佳芬替她穿上衬衣，一粒粒扣上纽扣时，从手指到身上，整个人都在发冷。她说：“幸好是在学校里，要是在大街上，怎么办？”
“她从来只打别人，不愿意伤害自己的。怎么突然就犯病了呢？”张鑫说。
柳莹坐在椅子上，迷糊的眼睛好像正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梦境，又像是失去方向又受了伤的小兽，游走着，她看上去十分疲惫。
“或许她突然出现的打人行为，也是身体里难受呢。”李华说。
一刻钟后，她突然喊了一声“李老师”，好像是从睡眠中醒过来，用惊讶的目光看着围在她身边的老师。
“柳莹，你记得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刘佳芬问。
她摇摇头。
“你刚才吓坏老师了……”正当张鑫想刨根究底时，刘佳芬给她使了个眼色，张鑫没有继续说下去。
“现在还难受吗？”李华看着柳莹时，眼里噙着泪水。一个让人头疼的孩子，李华带了七年。刘佳芬路过教室门口时，常常看见她们俩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李华要么在和她说话，像唱独角戏，要么是在给她讲故事，哪怕她没有一个字的反馈，李华也一天天坚持着，像一口永不干涸的喷泉，李华说，她相信柳莹能听懂。她们俩紧紧挨在一起，那侧影看上去既像一对母女，又像一双姐妹。在刘佳芬的眼里，这个一毕业就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没有为人父母的经验，却因为职业早早有了温润如玉的母性情怀，那个当初站在水槽边觉得给孩子洗大便恶心的姑娘不见了，早熟的母性之光在她身上闪现，让年轻的她即使相貌平平，也变得格外美丽。在柳莹的生命里，与另一个女性共享一把椅子，近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与心跳声，这样温暖的日子不会很多，所以那张清冷的脸竟慢慢出现了微笑。李华为了和她建立感情，经过了“蓄意的准备”，她经常抱着柳莹一起睡。一天中午，刘佳芬从窗户前经过，美丽的李华睡在一群长相特殊的孩子们中间，睡眠中的她如此圣洁，像一个双眼紧闭、陷入沉思的女神，又似一朵静静开放的睡莲，让达敏学校的午后散发着夏日池塘的宁静和芬芳。
她用照相机拍下了这个场面。她希望在学校的校史里，这张静谧的照片会以动人心魄的现场感让人过目难忘。
柳莹刚进学校时，一个字都不会说，一个数字也不认识，但李华却用两年的时间教会了她写一个“1”，她说出的第一个词，是她攻击李华后说出的“痛”，这个“痛”字却让李华欣喜万分。两年前，她甚至在暑假里打电话给李华，说：“李老师，好。”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让李华和碰见的每一个同事都说：
“你们看，我们柳莹都会打电话了，听她爸说，在家还会背唐诗了。”
柳莹不是脱胎换骨，而是把身上的刺一根根拔掉，找回了纯真女孩儿的本相。
“我打个电话给他养父，让她家里人带她去检查一下身体。或许那是疾病的表现，青春期来临时，孩子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会面临巨大考验。”刘佳芬看着那无辜的女孩儿，摸了摸她的脸庞，天使一样的美丽，被夺走了智慧后，疾病却又突然来临。
秀秀是个唐宝宝，她眯着弯曲的小眼睛，张大了嘴——这是她特有的懵懂表情。她在问她的朋友：“柳莹，生病了？”除了李华，秀秀是柳莹最信任的人。
“嗯啊，头疼。”柳莹看着她，指了指脑袋，谁也不知道是撞击引起的疼痛，还是突然爆发的脑疾。
刘佳芬刚拿起电话，就听到话筒“啪”的一声掉在地上。她的眼前一阵阵发黑，她听到自己还能发出声音：“扶我到沙发。”
她一在沙发上躺下来，整个人就失去了知觉，没法动弹，只有脑子和耳朵醒着。
“刘校长，你怎么了？”她能感觉到李华在掐她的人中。办公室里都是脚步声，她听到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杂。
“叫医生吧，这两天，一会儿省里的专家检查，一会儿孩子出事，把她累坏了。”
“她每天三四点起床工作，就是铁打的身体也禁不住啊。”
“刘老师，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她听到秀秀的声音带着哭腔。她想，她一定是吓着孩子了。但此刻的身体好像不属于自己，她的精神与身体分离了。
一刻钟后，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围在她身边的除了老师，还有柳莹和秀秀。
柳莹的养父柳红国随后也赶到了，说：“刘校长，是我家孩子让您受累了。”
“我是老毛病，不要紧。只是一累一紧张，贫血症就犯了。你赶紧带孩子去看看医生。”
“我们领养她时并不知道她脑部有一个肿瘤，后来开过一次刀，每年都在复检，一直在服药，在家时没有犯过，医生也说过，青春期时要当心。没想到会这样。”
她从未听李华说起过，只知道柳莹早产并被遗弃。多年来，柳红国对柳莹的疾病讳莫如深，出了事，刘佳芬和老师们才知道或许她的行为问题除了来源于环境，还有她无力控制的脑疾。
柳莹跟着养父离开了学校，老师们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教室。所有的老师都说刘佳芬浑身上下充满了改革的激情，却难得看见她的一滴眼泪。但一想到像柳莹一样的孩子，听到家长们的倾诉，她就像一只奔跑在原野的马匹，在纵横驰骋之时被一支悲伤之箭击中，她忍不住伏在自己的伤口上，嘶鸣起来。她伏在桌上，听到远处道路上车行的声音淹没了她的哭声，变成一片混沌，校园里香樟树上的喜鹊似乎从来不知悲喜为何物，还像往常一样喳喳叫唤。它长长短短的叫声，像白天校园里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的欢笑声。对于一只喜鹊来说，一棵树就可以给它全部的自由；对智障孩子来说，一个用爱运转的校园就可以输送给他源源不断的快乐。但是孩子们的一生却必须与智力发展障碍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情绪的困境相抗衡，摆在弱小的他们面前的，是多大的难题！
刘佳芬想到几年前的情形。那时柳莹才刚读三年级，她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行为已经有了好转。她在厕所里遇见了等待柳莹的李华。
刘佳芬刚走进厕所，副班主任就急匆匆地跑来叫李华：“李老师，小磊找不到了！”
“李华，你先去找小磊，我在这里等她。等她好了，我再来和你们一起找。”刘佳芬说。
就这样，柳莹站在里面，她站在门外，开始了她们的对话。
“柳莹，你好了吗？”
“要不要刘老师帮你擦屁股？”
女孩儿推开门，看了她一眼，刘佳芬拿出手纸帮她擦。
“你自己能提裤子吗？”
她摇摇头。
“老师用一只手拉，你用另一只手。”她的左手握着柳莹的右手，把它放在她的裤腰上，让她学习怎么把裤子拉起来。
“好，我们一起到水龙头下去洗手好吗？”柳莹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眼睛又瞟了她一眼。刘佳芬甚至担心，她是不是会像以往一样，趁自己不备，一脚又踢过来。
但这次没有，李华的个别化教育使她的攻击行为得到了控制。整个过程，女孩儿都没有说一句话。但刘佳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和那些没有语言的孩子们对话，让他们对语言产生反应，直到有一天，能真正开口，说出第一个词语。
现在，那个无法自理的小姑娘已经慢慢长大了，学会了说话，学会了写数字，穿衣服，洗脸，上厕所，也学会了和孩子们一起唱不成调的歌曲。她冰冷的脸上渐渐生动起来，开心时会笑，生气时会皱眉头，难过时会流泪。但今天，她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赤身裸体，失去了身体最基本的尊严。刘佳芬想到老师们为她受过的委屈、李华为她流过的眼泪和收获的欢笑，想到一个男老师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时的尴尬和无助，想到她的家庭必须承受的痛苦，想到多年前，当那个“女疯子”突然走到大街上时，如果她的母亲看到了，一定会像此刻的她一样，被肝肠俱焚的痛楚灼烧着，却无法对任何人说出这种感受，只能默默地替她一件件穿上衣服。
这些想法，让她第一次感到了灰心。她是一个没有时间灰心的人。她赶着做一切她能想到的事情，在她马不停蹄地做一切能想到的教学改革时，她总看到孩子们的眼睛，发呆的、向内的表情，面对她时常常保持仰头凝视的姿势，小小的向日葵，用无辜而简单的眼神看着她，充满了眷恋。而他们父母陷入倾诉时的眼睛，却常常如一潭深水，似乎沉入绝望，又偶现希望的波光。正是这波光，艰难地背负着整个家庭。
孩子和父母不一样的眼神多年来成为她航行时看见的灯塔，像一种神秘而持久的力量支持着她发动老师们编合适的教材，直到它们成为省内特殊学校的通用教材；照耀着她顶着社会上的冷嘲热讽和全体老师反对的压力，到社区现场教学；跑了一个暑假，动用一切私人关系，找教育协作理事单位，却没有多少单位愿意，和政府沟通后一切迎刃而解，鼓楼街道下属的六个社区主任都成为其中的一员。她还记得成立教育协作理事会的那一天，现场爆发出的不多的掌声传达的希冀如星星之火，她没想到全世界都难以成立这样的理事会，但在中国宁波，这支队伍以燎原的形势迅速发展。后来，为了让孩子们有一技之长，能自谋职业，养活自己，她又以社会办学的方式“偷偷”办起了职高班。毕业时，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在几家理事单位找到了工作。
就业，是轻度智障孩子可能有的未来。崔晓雅在超市里重复着每一个日子，像平常人一样安定幸福。孩子获得一份简单的工作，走完简单的人生，是所有智障家庭的最后一线希望。
她更加难以忘记，当母亲们得知孩子们有工作时，那一对月亮般微笑的眼睛里，灰暗的神情一扫而光，只有温柔和喜悦。
但像柳莹这样的女孩，她的方向又在哪里？像她一样一生都无法很好地理解并融入社会的智障孩子，怎样走完他们的人生？几年前，当她沉浸在第一届职业培训班学生全部就业的喜悦中时，那些无法就业的孩子，又成了她难以弥合的伤口。在学校里，她想尽办法让他们自理自立、学习技术，但总会有一些重度的孩子被留下来，终生与工作无缘。
一个孩子的命运至少联结着三个家庭，是别人的苦难激发了她，还是她内心的爱本身就具有无穷的力量和视野？刚刚来到达敏学校时，她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当她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关于智障人士居家养老的议案时，没想到政府更早地想到了这一点。1998年，宁波成立了多家街道工疗站。那是为社区内有智力缺陷的人员、残疾人和已大致康复的精神病患者提供工作、治疗的场所。“工疗”，言下之意就是让残疾人一边工作一边疗养，这个工作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工作，只是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来锻炼手脑，但在这个地方，他们获得了和同伴一起交流的机会。白天，普通人去各自的单位上班，他们就去工疗站娱乐和工作，傍晚，他们也加入下班的节奏中，回到各自的家庭。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孤儿，叫陆明亮。
他有时恼了，就要抓着人家的领子，和别人打一架。
但只要工疗站的老师说，明亮，你这样不乖，田老师会生气的，她就不来看你了。
他总是回答说，我乖，我坐着等甜老师。
刘佳芬和田娟去看明亮时，她奶奶总是说，我都八十多了，今天晚上睡过去，明早或许就到阎王爷那里报到了，到时候明亮怎么办呢？
学校不能伴随孩子们的一生。陪伴他们一生的，是不断更新和变化的现代社会，是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她想起报纸上的一则社会新闻：一个母亲有一个智障孩子，每天上班养家，没钱请人带孩子，只能放上点吃的，把孩子锁在家里。孩子长到十四五岁，母亲被确诊患了癌症，在绝望中，她选择放火与孩子同归于尽。
不止一个自闭症孩子和重度智障孩子的家长对她说过：“我希望我的孩子走在我们前面，这对我们这样的家庭并不是不幸，而是一种幸运。要不，我死的那一刻，闭不上眼睛。”
王海的母亲张小青曾对她说：“如果有可能，我想和小海换一下。”
对重度智障孩子来说，刘佳芬觉得光有工疗站还不够，必须把时间拉长，关注他们的一生。她目前能做的只是教育，只能从教育出发，为孩子的一生谋划。如果能创建一个特殊儿童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让特殊教育的时间能向前延伸，向后拓展，这将是送给这些孩子们一生的最好礼物。她想象着在三岁之前，智障孩子就能在医院得到及时又准确的诊断，每个幼儿园都有义务接收这样的孩子，老师们会提前做好训练工作，孩子们会享受到专业又耐心的特殊教育，而无须像张浩那样，当有人检查时，床底是他唯一的去处。自闭症和脑瘫孩子会在幼儿园就开始他们的康复计划，特殊教育体系将被拓展，孩子们在特殊学校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或者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班主任老师有充分的特殊教育专业知识去呵护这些孩子。毕业后，可以去残联报名寻求工作，没有正常工作能力的，会有庇护工厂让他们从事简单工作，可以享受到工作津贴和社会保险，在同一片蓝天下，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每一个细节都考虑过了，像母亲一样义无反顾地爱，像医生一样找问题所在，像老师一样学会等待，考虑长远的未来。“特殊学校的老师就应该是‘三栖动物’。”这是她和同事们互勉的话。她大半生从事教育，就要从教育的角度，促进政府关注智障人士的一生。
当她最初有这样的梦想时，并不知道四年后的党代会上，她会把它变成提案，而市委组织部部长亲自为她挂帅，现场办公，让教育局、残联、民政局的领导们当场表态，做好她理想中的终身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和衔接工作。
此刻的她不知道那一天的到来，她有了新的想法，就想自己先行一步。她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奔跑，一定会有人不断加入进来，涓涓细流汇成人海，和她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
每当别人问她为了这些孩子，怎么总是会有层出不穷的灵感时，她说：“我一直要用自己的努力，去推动社会的进步。每次，当我们提出关于特殊教育的议案时，政府都很重视。而且，‘关心特殊教育’六个字已掷地有声地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我相信，特殊教育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2002年，她就开始了送教上门，但那时的对象是无法入校就读的学龄儿童。现在，她要让年轻老师和党员去智障幼儿家庭，去智障成人白天生活的工疗站。
她希望有一天，柳莹能像她在学校时那样，在工疗站安静地学会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是用心地粘合一个信封，或者一个纸杯。它们，会成为政府部门的定点采购用品。信封飞向四面八方，茶杯招待三教九流，使用它们的人们都会知道还有一群人，用自己并不灵巧的手指，默默努力着，渴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并以自己的劳动证明着个体价值。当柳莹累了的时候，向南的窗户洒进阳光，她和她的同伴们会互相唱歌给对方听。就像多年前，他们站在学校的向日葵花瓣上，一起抬起了小脸，迎着太阳唱歌。
如果脑疾让她再次失控，工疗站的工作人员会像老师一样，用一条毯子，及时地帮助她维护身体的尊严。
如果父母去世，会有一个福利机构找到她，安放她的余生。
多年来，孩子们的父母在无法改变的命运统治下变得悲伤而内向，但张浩的母亲李也悠是个例外。她说：“别人家的孩子是为国家养的，我的孩子是为我自己养的，他会陪着我买菜、散步，陪着我慢慢老去。孩子小时候，我们每个下午去培训机构培训，可以获得2000元的补贴。现在的社会福利这么好，我相信，等我死的那一天，会有很多福利机构收留我的孩子。”
为了这一天，无数的人都在努力，而刘佳芬必须擦干眼泪，和家长、孩子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眼泪可以冲洗伤痛，却无法反射阳光。刘佳芬这样想的时候，走在了回家路上。她有一手好厨艺，家人都喜欢吃她做的菜。如果她不回去做饭，全家都会罢餐。
一个人被学生、家人、同事和朋友需要，是多么幸福。刘佳芬在他们的需要中，摇曳生姿，她的耳朵听到了他们的呼唤，她的眼睛倒映着他们的身影。虽然担忧和奔走从未停止，但她在这些美好的呼唤与身影中找到了自己更真实的存在。
2011年9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