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晓雅
出生即被生父母抛弃，后被领养，轻度智力障碍
三岁时，因意外造成永久性脑损伤
入普通小学随班就读两年后，因无法适应那里的学习和生活，转入达敏学校
后获全国特奥会冠军
“天才儿童教育，无须动员就有人去做，这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残疾儿童的教育是雪中送炭，救人于危难的事情，更需要有人去做。”这是几年前，刘佳芬参加的一次全国特殊教育会议上陈云英女士说的话，如今被岁月反复论证，她在信服的同时自己又有了新的诠释。在她心里，这件救人于危难的事情并不是牺牲，牺牲是忍受，对她来说却是享受……
特殊教育让她把一个女性的潜能激发到了极限。而且，她得到的爱，并不比付出的少。
2006年5月15日
这是操场上五朵向日葵同时盛开的早晨，九十六片花瓣在唱《义勇军进行曲》。此刻，阳光照例会打在他们身上，在向日葵上勾勒出他们参差不齐的影子。这些影子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随着节奏在摇摆，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们，很多已经长到了一米七十多，女孩子们也已经亭亭玉立，有几个长得比刘佳芬还要高。但他们一边摇摆一边微笑的样子，还像当初第一次看见他们时一样，像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孩子。
当太阳照耀这些花瓣时，刘佳芬注视着这些歌唱的影子，在茫茫宇宙中，他们贴于地面，与正常孩子的影子并没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在阳光的眼里，就像在她的眼里一样——残疾人和普通人只有差异，没有对立？
比如，这样的早晨，太阳在同一时刻，关注大地上所有的生命。达敏学校的孩子们和普通学校的学生们一样，升旗、唱校歌、晨练，迎接早晨的到来。一样的早晨，一样的节奏，一样的童年。
当孩子们迎接他们的早晨时，作为一个每天在凌晨三四点钟醒来的人，刘佳芬此刻已经有了倦意，但只要孩子们出现，那就是早晨的重新开始。张浩带着他的国旗，缓慢地经过孩子们用身体围成的葵花园。张浩自从拿上指挥棒后，就成了孩子们眼中的明星。
这个瘦小的唐宝宝成为明星的那个夜晚，李也悠的信，把一个母亲的全部信任交给了她。其实刘佳芬也感谢这个母亲，她的信让刘佳芬感觉自己被人需要，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天才儿童教育，无须动员就有人去做，这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残疾儿童的教育是雪中送炭，救人于危难的事情，更需要有人去做。”这是几年前，刘佳芬参加的一次全国特殊教育会议上陈云英女士说的话，如今被岁月反复论证，她在信服的同时自己又有了新的诠释。在她心里，这件救人于危难的事情并不是牺牲，牺牲是忍受，对她来说却是享受。是像张浩一样的孩子，引导她寻找真理，并让她把心里的爱和无私全部释放出来了，这是对她的成全。
特殊教育让她把一个女性的潜能激发到了极限。而且，她得到的爱，并不比付出的少。
她甚至觉得自己从王海身上得到了爱的反馈。
过年时，爸爸妈妈带王海去了趟韩国。
刘佳芬问，王海，韩国好玩吗？你去过哪些地方？
他把手放到书包里，拿出一沓照片，指指自己穿着韩服的照片，说：“韩——国！”
照片上的小男孩踏在异国的土地上，表情很自然，微笑得恰到好处，不像以前，每次拍照他都要把头往前伸，眼睛瞪得像一对铜铃，看上去表情十分怪异。
他借助照片，用手指指着凝固的场景，向她描述他的旅途，这一张张照片让他终于明白了过去和现在的区别，时间在他脑子里从一格一格放置的空间形式，还原了流动的本质——他明白了，照片上的事情是已经发生过的。
出国之前，为了能成功办出护照，全家对他进行了排演。
爸爸拿着照相机，妈妈在旁边指导该怎么坐，怎么笑，怎么使用眼神，拍完了以后不能去抓相机，不能傻笑，不能尖叫。外婆拿着他最喜欢的巧克力在旁边等候。如果笑得好，表情自然，各个动作要领都做对了，就奖励一粒巧克力。
“刘校长，他的残疾证做的是精神残疾，他爸妈怕他长大了，会被拒绝签证，就想着现在还小，不仔细看，看不出咱们王海有问题，他难得投胎来做一次人，让他也享受一下别人能享受到的东西，不能亏待他。”外婆说。
“你们待孩子真好。就是普通孩子，父母、外婆像你们这样去爱孩子的，也不多。”
“他已经这样了，只能对他好一点，补偿他。为了拍那张可以出国的照片，我们排了几十遍，你看，他现在在照片上表情自然多了——可是，我们有时也想，他去韩国有什么意思呢？他又不懂的。”
“普通人出国也是走走看看，上车睡觉，回家全忘。只要开心就好。”
“也只能这样想。他来到我们家，变成这个样子，是他倒霉。”
“外婆你要这样想，他这样来到你们家，你们这么爱他，他有多幸福，如果换到一个没人爱他的家庭，他更加不幸啊！”
“这倒也是，只能这样想了。”外婆又开始抹眼泪。王海还在翻着照片，似乎是在向刘佳芬展示他难忘的过去。
“刘校长，办完护照后，我拿给他看，说这是护照，我们小海要去韩国了！你猜，他怎么说？他说，给姚老师看一下，刘老师看一下。我就愣在那里，他竟然有自己的想法了，并且会说出来了。”
刘佳芬看着王海一天天长大，都说他这样的孩子来自外星球，可是他突如其来的表达，是一个多么意外的礼物，用于送给地球人的她。她得低头看王海的照片，才能掩饰自己眼中即将溢出的泪水。
现在洋溢在刘佳芬眼角的感动是孩子们在向日葵跑道上爆发出的生命力。升旗仪式结束了，他们在操场上做球操，王海的球拍得很好，姚望为了帮助他康复，制订了详细的运动计划。他一边拍，一边一直在微笑，好像在那只球的运动中，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天生喜欢球，连重度脑瘫的小宇，也踉踉跄跄地向球扑去。自闭症孩子晨晨一直在怪叫，这个春天，爱哭的他完全判若两人，老师让他坐在操场边晒太阳，不让他靠近同学，他一举手，老师就说“不可以推同学”，他就顺从地放下了手。他最近的画，底色都是红色，一张张好似要烧起来了，似乎正透露着他进入青春期后焦灼的情绪。患癫痫的莎莎为了控制病情，一直在服药，人瘦了一圈，蜡黄的脸色仿佛在大病之中，运球的速度甚至不如一年前，但她还是努力地跟着球走到终点。她的同班同学崔晓雅双手交替拍球，一路运球，绕过了一个又一个向日葵，一连可以拍一百多个。她用鹿儿一样轻快的步伐，画出在运动中获得的快乐。
在刘佳芬的眼里，这是清晨最美的时刻。为了让孩子们通过训练双手来加强手指锻炼，促进大脑康复，她请音乐老师陈怡和体育老师刘林一起合作设计了球操。
他们俩是很好的搭档，都从外省来到宁波。陈怡活泼，刘林内秀，但一把心思扑到孩子们身上，都会忘了自己。刘佳芬心里有个“小九九”——一对疼爱智障孩子的夫妻，一定会生活得幸福，她要创造机会让他们多在一起。前段时间，他们俩一有空就在琢磨怎么编球操的动作要领，形影不离。
球操结束时，孩子们陆续往教室里走。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啊，崔晓雅，崔晓雅！”这是莎莎的喊叫。紧接着，晓雅仰面倒了下去。
田娟刚巧在她身后不远处。她眼疾手快，一下抱住了晓雅，用身体支撑着她，以免让她后脑着地，引起难以预料的后果。
她大喊着：“快！我闪了腰了，闪了腰了！”
刘佳芬一听到声音，就一个箭步跑过去，扶住晓雅僵硬的身体，刘林见她体力不支，飞身过去，把晓雅搬到楼梯拐角一年级的教室，让她平躺在桌子上。她脸色青紫，把牙关咬得咯咯响。
“崔晓雅！崔晓雅！”刘林大声叫她的名字，她没有任何反应，眼神是空洞的，好像灵魂突然被抽走，只剩下一副躯壳。
刘佳芬把左手的大拇指根放进她的嘴里。晓雅处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很容易因为痛苦，把自己的舌头咬伤，甚至咬断。
她松开紧咬的牙关开始吐白沫时，刘佳芬的手上已经留下了两排密集的血印子。她把晓雅的头侧向左边，以免呕吐物呛到气管，引起窒息。刘林拿来湿毛巾，擦拭着满是秽物的嘴角。
毫无疑问，这是癫痫发作的典型症状。
虽然老师们对很多孩子突然犯病有充分准备，每一个班级的两个老师都必须时刻注意着孩子的一举一动，一个老师上厕所，另一个必须留在班级里，照看这八九个孩子。但晓雅此刻的情况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孩子们因为脑部发育不好，一大半有癫痫，很多靠药物维持着，所以发作的不多。但晓雅从来没有这样的症状，怎么会突然发作呢？
她陷入了昏迷，刘佳芬一遍遍掐她的人中，希望能唤醒她。
“老师，晓雅怎么了？”晓雅的同学成吉拉着女孩的手，焦急地问。班主任刘林坐在沉睡的晓雅身边，说：“崔晓雅是我们班里最聪明的姑娘，眼见着越来越好……”
几分钟后，桌子上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哎——”，那一对清亮如黑宝石的眼睛，似从很深的睡眠中醒来，笼了一层雾翳，显得茫然，刚才还雀跃的精气神一下都消失了。
“崔晓雅，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刘佳芬问。
她摇了摇头，用无力的眼神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老师。
成吉在她身边，走来走去，问刘佳芬：“校长，她怎么了？”
“你去拿杯水来。”刘佳芬说。
成吉的右手捧着一杯水，他的左手勾着，努力张开手指捡起了晓雅不省人事时掉在地上的发夹。
刘佳芬接过水，说：“晓雅，把水喝了，躺着，不要起来，休息下。”
癫痫是脑部不正常的放电，每发作一次，也就意味着脑损伤一次，智力便会倒退一次。父母和老师在崔晓雅身上苦心经营多年的发展，可能因为突然出现的癫痫，回到原地。对那个多灾多难的家庭来说，刚刚拨云见日，转眼却迎来又一次打击。
智障孩子有很多都患有癫痫，刘佳芬尽管见惯了孩子们发病，她还是不愿意把患癫痫的判决和晓雅联系在一起，她一直都没有发病的任何先兆。病魔怎么会突然又找到她呢？
每次学校举行表演活动，她都是台上的“当家花旦”。她朗诵的声音让台下在座的家长都忍不住惊叹——真难以相信，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朗诵时自信的身影，竟是个智障孩子！她的歌声和节奏感也不亚于普通孩子，她常常穿着一件白衣裳唱《隐形的翅膀》，愉快的脚步公主般优雅自信。那个时候，刘佳芬为她感到自豪，她说：其实对所有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哪怕她智力残缺。刘佳芬早为她制定好了预期的目标，让她上职高班，学一技之长，让她能找到一份工作，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刘佳芬当初办职高班，磨破了嘴皮，踏破了铁鞋，就是想为轻度的孩子谋一条出路。那时，毕业班孩子的家长们跑到了校长室，恳求她：“刘校长，能不能再读两年？毕业后没有工作也没处去，请保姆看着，也花不起那个钱。”
“讲讲文明程度，为什么普通孩子能读高中，我们的孩子也是人，怎么就不能？”家长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把孩子寄养在学校。
“达敏学校是区属学校，只能办九年义务教育，高中由市教育局办。我去过区教育局，仔细询问过相关政策，但区里没有办职高的权限，所以也是有心无力。”刘佳芬说。
“区里没办法，我们找市里，我们在这里的五六户家庭，集体去上访。”
“你们不要去，我会在市里的两会上提议案，今年宁波提出要实行十五年基础教育，我们现在提案让智障孩子也享受职高生活，是个机遇。这个事情我来做。”
2002年的宁波正用它前瞻的目光开始考虑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从基础教育入手，在全国率先进行一系列教育制度的改革。先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部免费，同时普及从学前到高中的十五年教育。于是，刘佳芬关于要办职高班的议案就在两会上提交了。
但议案的结果是“学校目前还没有条件成立职高班”。
山重水复疑无路，等待刘佳芬的，一面是要去上访的家长和等不起的学生，另一面是办班的重重困难。
“不能搞职高班，就办培训班，先办两三年，解决孩子们的燃眉之急。”此路不通，另择他路，刘佳芬的提议得到了全体班子成员的同意。
没有钱，没有教师，没有经验，教育管理体制又不一样，一个个困难摆到了面前。没有场地，就把原来的商场模拟教室改成职业培训班的教室。没有钱，甚至到通途路去社区教学，连坐公交车的钱也没有，只能老师自己掏钱。两个培训班，一个家政专业，一个园林专业，没有专业老师，只能请志愿者来教，志愿者没法来的时间，老师们边学边教。所幸的是，一些专业老师来前也说要报酬，但来了学校看到孩子们就不再提钱字。
一个个白天，她四处游说；一个个夜晚，她为推动建立一个集幼儿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为一体的智障人士终身教育体系而辗转反侧。
2005年，正是宁波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按比例分配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之时，宁波市的比例是百分之一点五。市政府又规定，在企业安排一个智障人士，可以抵两个残疾人。这条消息，对智障孩子们来说无疑是福音。两个培训班的十个孩子全都被一家理事单位企业招去，就业的新闻登上了媒体的重要版面，新闻传递着刘佳芬和她的同伴们巨大的欣喜，也传递着一个崭新的事实——智障孩子也可以和正常人一样，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过上朝九晚五的平凡生活。
但教育部门很担心，这样的培训班名不正言不顺——一没经费，二没师资，三没理顺关系。
孩子就业的成果摆在了面前，刘佳芬又开始提案。当时的分管副市长看到后，就叫市教育局每年补给职高班十万元经费。就这样，政府用特别的方式正式批准了这个“非法”职高班。从此，孩子们在学校的时间又延续了三年。
这三年，刘佳芬要想尽办法训练孩子们的技能，让他们所学的内容与以后的工作接轨。
媒体很快就获知了这一令人惊讶的消息，采访她时，她说：“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让我们感到在发展特殊教育的道路上，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当你一心想做一件事情时，全社会都会和你想到一块儿。我想，每个人都享有基础教育权，无论是重度，还是轻度，都应该读职业技能培训班。受教育权是人权之一，哪怕我们的孩子不能就业。”
“老师，我没有力气，是不是生病了？”崔晓雅问。
“没事的，回去让妈妈带你去看下医生，马上会好的。”刘佳芬看着女孩，身体仿佛被掏空了的袋子，她此刻多么害怕晓雅会因为突发的疾病而失去工作的机会。
“我和你一起等许阿姨来。”成吉始终站在晓雅身边，他把发夹从左手换到右手，不方便的左手理顺她的头发，右手打开蝴蝶发夹，让它重回到她的头上。
崔晓雅此刻的眼神是迟钝的，当疾病完全控制她时，那段记忆对她来说是空白的。
几年前，当晓雅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台上时，她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响彻全场，黄莺般美妙的声音掌控着整场汇报演出的起承转合，在一个节目中，她还成了孩子们的领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教之道，贵以专……”她原来就读的普通小学校长恰巧受邀坐在台下，刘佳芬看到他转过身来说：“真难以相信，她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崔晓雅。你相信吗？当老师从讲台上的粉笔盒里拿粉笔时，那里面竟突然跳出一只癞蛤蟆，整个走廊回响的都是老师的尖叫声。没想到现在，那只癞蛤蟆竟变成了白天鹅。”
刘佳芬记得崔晓雅转来达敏时他说的一句话——“你要当心，我把一个大麻烦转让给你了。”
“所有的孩子都是礼物，不会是麻烦。”这是刘佳芬心里的想法，但她没有说出来。
她接收了这个女孩，第一次和她说话，刘佳芬要靠近她，崔晓雅却刻意向后退了一步，与她保持一段距离。
“崔晓雅你好。”刘佳芬要去拉她的手。
“不要叫我！不要叫我！”晓雅向她吼叫，甩开了刘佳芬的手。
“崔晓雅，老师叫你，是要和你做朋友，今天穿的裙子很漂亮……”她还没说完，女孩儿就叫道：“我不要表扬，我不要表扬，我要批评！”
“崔晓雅，不能这样对老师大吼大叫，要学会有礼貌哦。”
她又朝她喊：“我不要批评！我要表扬！”
第一个月，她像所有令老师们大伤脑筋的孩子一样，会出现在校园的任何一个地方，除了教室。刘佳芬站在办公室的窗台往下看时，总能看到她要么是在校园里和班主任刘林你追我赶，要么是同班的几个男同学双手架着她，回到教室。那一刻，她脸上写满了自豪之情，众星捧月的感觉使她一天比一天更热衷于自己制造的新游戏。在普通小学，学习跟不上，没有同学和老师关注她，她引起关注的方式是捣乱，现在换了一个环境，她继续捣乱，甚至变本加厉，让所有人都关注她，围着她转。
当她被迫回到教室，教室就又成了她新的战场。她不停地开关电灯，开关电风扇，用手拍桌子，弄出各种响声。
她似乎要成为人人关注的焦点。整个班级因为她的突然加入，变得鸡犬不宁。
紧接着，孩子们每天都会发现自己的东西不知所终。有时是一块饼干，有时是一支漂亮的铅笔。这些消失了很多天的东西总会在崔晓雅的书包里重新打照面。即使每个同学指认这些物品是他们的，她也并不承认这些东西是她偷拿的。
“唉，我们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可能是她爸妈对她有愧疚，把她宠坏了。如果哪个孩子触犯她，那孩子第二天的书包里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脏东西，一块包着唾沫的纸巾，一条假蛇，一包泥土……她真的像‘粪缸里的一个，想吃吃不了，想甩甩不掉’。照理这样的话，不该说，但我找不到更好的句子来形容她。当别人的书包出现不该出现的东西时，她的书包也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东西，什么都有，从一包纸巾到一块橡皮，都是别人的。为了怕她干扰别人，老师只能把她安排到最后一排，反正她对上课也没有兴趣，智商也跟不上。”这是她原来就读的普通小学校长对她的介绍，在他的介绍里，她已经是一个完全被放弃的角色。事实似乎很快证明了校长所说的话。但“放弃”这两个字，从来没有在刘佳芬的心里出现过。
一个脑瘫孩子无法说话，走路每时每刻都需要扶持，到四年级还不会握勺子，无法测出智商，只能由保姆跟读着，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要被父亲放弃的生命，却由母亲苦苦坚持着。
“刘校长，我让他妈还是把他扔了，让他自生自灭，但他妈不肯。人家孩子养着好歹会叫你一声爸妈，我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连一声爸都没叫过。但他妈妈不舍得，说他活一天，她就要和他在一起一天。”孩子父亲的抱怨，说出了一个规律，母亲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孩子。
作为校长，一个与智障孩子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似乎是因为目睹了诸多家庭的苦难，让她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一个孩子。那没有语言功能的孩子在慢慢学会走路，当孩子们运动时，他也忍不住伸出手去触摸他们手上的球。这一刻，对他来说，是一种生命的赐予。如果她促成了这种赐予，那也是她的获得。
崔晓雅在整个班级甚至学校中，都是智商最高的一个。她又怎么能放弃呢？
“其实，孩子犯错误时，往往是她无所事事时。她智商比其他孩子高，要不你试试寻找她的兴趣点。”刘林第一次做班主任，不像女老师那么细心，又还是个单身汉，没有养育女儿的经验，他束手无策时，只能向刘佳芬求助。
“她就喜欢运动。你看她每天早上练球操就特别欢。”刘林说。
“这或许是个入口。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孩子的错误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她身上，错误占的比率有点大。”
“我试试看吧。很显然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正因为没有意识到错误，她才无所谓。但是发挥孩子的优点是改正缺点的最佳方法。”
孩子的成长，就像翱翔天际的飞机，如果不通过导航系统接收地面指挥台的指引，就会失去方向；就像成人在陌生的公路上开车，没有路牌，只能一次次把车停下来，询问路人。因为没有指示正确方向的标记，崔晓雅习惯了自由飘荡，最终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误入歧途。刘佳芬希望自己和同伴们能充当导航和路牌，能帮助崔晓雅从偏离的方向回到正道上来，让她有一天在荒芜离乱的心间，长出鉴别对错的幼芽，来证明在黑暗中结出的果实，也可以和白天结出的果实一样平起平坐。
那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崔晓雅来学校的第一个学期末，她的母亲许琴收到了晓雅人生中的第一张成绩单，每一门都有评语，每一张都有分数。许琴对刘佳芬说：“今天，我才明白原来我的孩子也可以享受和正常孩子一样的待遇，也可以有一份成绩单，而且我第一次发现，在老师眼里，她竟然有这么多优点。”
孩子母亲的幸福，是对刘佳芬的最大鼓励。孩子自己有智力障碍，大多无法感受到歧视，也不会为未来感到痛苦，但家长们会，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煎熬。有一个孩子家长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哪敢想什么未来，走一步算一步吧。”
但刘佳芬不能走一步算一步，她说“向前走一步，是一步”。她要求老师们进行个别化教育，每个学生按接受能力的不同，得到独一无二的试卷，每个孩子都享有独一无二的考核评语。一个班级八到十个学生，就要设计八到十种不同的考试。这样的方式把每一个老师都折磨坏了，他们除了在白天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还需要常常把工作的热情带回家，他们像一个个艺术家，抱着点墨成画的心思精心设计着每个孩子的成长方案。老师们普遍认为，爱就像一场流行性感冒，很快传染给了每个老师。
某一天晚饭时，丈夫和刘佳芬在探讨宁波市会不会造地铁来缓解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以及中国男足能不能找到另一条通道来挽回他们日益狼藉的声誉，她突然回答说：
“我觉得一定可以找到一条通道，重新塑造崔晓雅那孩子。真是可惜了，智商处于正常智力与智障的临界点。她普通话说得特别好，歌也唱得不错，还喜欢运动，完全可以扬长避短，变成一个好孩子的。”
很显然，刘佳芬是那个得感冒最重的人。作为她的丈夫，他应该已经习惯她几乎每天凌晨三四点醒来坐在床上，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键盘“嗒嗒”的声音成为他从凌晨的睡梦中醒来时最熟悉的旋律，那在键盘上飞的手指尽管已经五十岁了，依旧拥有着毫无磨损的激情。他一定知道，当她走神凝思，那多半是想着她日夜牵挂的学生了。
“原来，我说了半天，你的魂还是在学校。”
“当然，在你的地铁造起来后，我还得增加一课，先教会我的孩子们学习乘坐地铁。可以肯定的是，在你的男足出线之前，我的孩子们一定会有人真正喜欢上运动本身，或许比任何一个男足运动员更加喜欢。你说是吧？”
从看到崔晓雅的第一眼开始，刘佳芬就用教育者的敏感体察着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几年来，一面是普通学校环境的漠视，一面是母亲超乎寻常的深爱，复杂的外部世界重新塑造着她，她乖张的行为与其说是行为问题，不如说是她精神饥饿，想引人注意。
一年前，当崔晓雅像一个真正无畏的女英雄般站在全省特奥运动会领奖台上时，刘佳芬没想到自己的预言——一定会有孩子真正爱上运动——竟然在她身上得以实现。她那么喜欢运动，这小小的乒乓球把她完全改变了。
对于运动，那个从特殊孩子身上获得最初教育灵感的蒙台梭利说：“如果儿童在运动中没有智能方面的含义，也没有人对他们的运动进行有效的指导，那么，他们在运动时就会感到厌倦。”所幸，乒乓世界搭建起一个丰富的城堡，里面有智慧与毅力，有师爱与友谊，春风化雨地改变着固执的女孩儿。
每次，崔晓雅到省里去参加比赛，刘佳芬都会在台下陪伴，把手都拍疼了。那是传说里的场景——约翰见到弥赛亚后说：“他注定成长，而我将退到幕后。”
她总是在台下默默地祝福着晓雅：
“我的孩子，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当崔晓雅用天赋唤醒了自身时，此刻的癫痫病魔又叼上了她，像叼上一个软弱无力的幼兽。刘佳芬看着女孩儿，如果她能对那个像拦路之虎般突然出现的病魔恳求：放下我的孩子吧，她此刻一定愿意哀求它，因为女孩儿身上的新生力量，刚刚绿意葱茏，无力承受一场冰雪。
2008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