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膺刚直斗宦官
在长期的斗争中，李膺成为著名领袖。
李膺出身于衣冠望族，当了司隶校尉后，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野王县令张朔贪污勒索。李膺要查办张朔。张朔逃到洛阳，躲进他哥哥家里。李膺亲自带领公差到张让家把他逮走。张让赶快托人去求情，李膺已经把案子审理清楚，把张朔杀了。张让向汉桓帝哭诉。桓帝知道张朔确实有罪，也没有难为李膺。这一来，李膺的名气就更大了。读书人要是受到李膺的接见，就被看作很光彩的事，称做“登龙门”。
越是动荡黑暗的社会现实，越容易使一些人名垂青史，正所谓“板荡识忠良”，“时穷节乃现”。
以李膺、陈蕃等为首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嫉恨。他们总在伺机反扑。正好发生的张成事件，成为他们发动第一次党锢事件的借口。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结交宦官，连桓帝也曾向他请过教。他算准近期将要大赦，乃指使儿子杀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杀之。于是怀恨已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同声讨。其时为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结果，李膺、范滂等二百多人被捕，“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
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做法“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生气，竟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乃上疏切谏桓帝，赦免党人不要治罪，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于是，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赦免党人二百余人。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书名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后来，李膺又面临第二次党锢之祸。乡人劝其逃亡，李膺却主动投狱而死。足见其激越之气。
将生死置之度外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宠的社会敬仰。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他们互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这种相互的激励，使党人与朝廷权宦们的对立情绪更为强烈，不但没能使党人屈服，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斗志。
党人并不矫情。前有秦的焚书坑儒之祸，近有杨震、李固、杜乔等三公与外戚、宦官抗争而最终惨死的事实。李膺等人对政治形势的严酷，以及自己可能遭到的迫害是清楚的。但一腔激情使他们不能自己。驱使他们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是澄清天下之志，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李膺、虞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以至于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陈本来是个太学生，因为有名望，也被划到党人名单里去。有人劝他逃走。陈并不害怕，说：“我逃了，别人怎么办？我进了狱，也可以壮壮别人的胆。”他说着，就上京城，自己投案，进了监狱。范滂也跟陈一样，挺着腰板进了监狱。
党锢遗祸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愈加腐朽荒淫。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乃谋诛杀宦官，起用被禁锢的“党人”，不幸事泄，反被诛杀。由此开始，宦官们更加有恃无恐。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谋反，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者也牵扯进去。灵帝昏庸，遂准其奏，演出了第二次党锢之祸。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张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但他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冒死掩护，官府沿途追查，因此成百人受牵累而家破人亡。这时候，仇人间也借机陷害对方，诬指与党人无关者。
宦官又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事情至此并未结束，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曹鸾的上书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龙颜大怒，不但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波及五属。第二次党锢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出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公元176年，又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次党锢继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
历史点睛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事件。它不同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坑杀儒生，禁锢百家思想而独崇法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文字狱。它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义而对朝野敌对士人及年轻学生的全面打击。但这种倒行逆施，并不能挽救其行将灭亡的统治，当士人、学生的“文争”被镇压下去以后，接下来的，就是平民百姓们不堪压迫起而进行的“武斗”了，党锢不久的黄巾大起义，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与起义军结合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至此，党锢问题才算最后解决。
更值得思考的是，虽然有政治斗争的内涵在，有一大批舍生取义的杰出儒生为了正义而奋起，党锢之祸归根结底还脱离不了利益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