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改革顶层设计”阶段。文化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由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转变已经成为迫切任务。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为中国文化的未来规划蓝图。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文化体制改革是中国全面改革在新世纪的深化和升华，是改革开放大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关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公共文化领域，推动文化改革与体制创新，重点在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把握与推行，为文化愉悦与教育功能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进一步明确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改革目标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决定了公平公正是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保障公众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任务。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各级政府应依循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原则，逐步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尊重、保护和促进公众的基本文化权利。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任务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
一是公益性。公益性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是免费或低费的，具有公益性质，体现公共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性。公益性是公共文化服务区别于一般市场经营性文化服务的本质特征。具体来说，政府之所以要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居于主导地位，关键就是因为市场文化服务以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为最高准则，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体现的是投资者个人的私人利益，而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以普遍实现公共文化权益为准则，追求的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体现的是国家政府的公共利益。公共文化服务只有坚持公益性的原则，才能实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基本目标。
二是基本性。基本性是指政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向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属于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服务。对于超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范围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当前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普遍存在供不应求这样一个矛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最关键的就是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资源极大地丰富起来。目前，综合来看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相对薄弱，我们国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还存在一些不足，并不能做到公众需要什么，政府就能提供什么。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来规划安排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组织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做到既量力而行，又尽力而为。
三是均等性。均等性是指公共文化服务和资源应该面向社会、面向公众普遍提供，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所享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面向公众的一种文化回报；获取公共文化服务，是社会公众普遍享有的基本文化权利。因此，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政府一定要坚持均衡布局、公平分配的原则，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同等程度的公共文化服务。尤其要使公共文化资源更多地流向基层、流向农村、流向弱势群体，促进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水平，使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成果，能够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专栏 巴黎：呵护城市文脉，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和历史认同
巴黎的文化品位举世闻名，它有着耀眼的过去，也有着发达的今天。巴黎文脉绵延，与政府重视文化建设、保护历史的传统与居民高度的文化自觉紧密相关。
国家依法保护历史文化遗迹。早在1830年，国家就成立了专门研究历史建筑的机构，设立了历史建筑总监的职位。1887年，法国颁布了第一部历史建筑保护法律。该法令在1913年12月31日经过修订和完善，形成了在法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史上非常著名的针对历史建筑的“1913年法”。这一法律明确规定，“历史建筑”作为公众利益受到保护。同时，根据历史建筑的历史、艺术价值，规定了两种不同程度的保护方式。至2000年，法国全国已经有列级保护和注册登记的历史建筑39000幢。
对重要的人文景观采取“国家管理”和“底价策略”，弘扬民族文化，提升大众民族精神和文化自觉。如法国大多数国立博物馆的票价由政府机构“国立博物馆联合会”制定，并受该机构监督，卢浮宫也不例外。根据规模和功能不同，“国立博物馆联合会”将各类博物馆分成5等，并分别定价。定价之后，该机构还负责有关门票以及宣传小册子的印刷，以规范门票价格管理，以便让所有人都拥有受教育和受熏陶的机会。如此，法国大多数人文景观都对记者、教师、档案员、未成年人、残疾人、失业者等社会特殊群体免费开放。法国最负盛名的几大博物馆均为国立博物馆，一般不免费，但门票收入远不及运营和修缮费用，因此大多靠国家财政拨款维持。这些博物馆的门票价格从1欧元至9欧元不等，兑换成人民币看似不少，但与当地居民收入相比则为九牛一毛。
四是便利性。便利性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应是近距离的、经常性的服务，非常便于群众获得和享有。公共文化服务能否被社会公众获取和享有，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结构布局和提供方式，及其所产生的文化服务覆盖范围、吸纳容量和辐射能力。二是社会公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实现机会。广大群众由于居住地点、经济条件、闲暇时间、身体状况以及交通工具等各有不同，获得公共文化服务的条件和机会，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在同样的背景和条件下，有些人可以比较方便地获取和享用公共文化服务，有些人则很难获取和享用公共文化服务。这就导致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不平等。因此，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在丰富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还要不断探索服务物品的多种覆盖方式和实现途径，这样才能尽量把公共文化服务送到千家万户，送到群众的身边，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取最大的公共文化服务效益。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加强顶层设计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强顶层设计意味着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整体布局和谋划。对于政府而言，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中要当好“舵手”，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序健康发展。
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战略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不是短期项目，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属于国家宏观文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在文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对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而公共文化服务正是文化事业的题中之意。必须将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作为提升区域文化品质乃至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契机，必须进一步将文化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思想认识提升到决策共识的高度。
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新要求在提出推进四大建设的同时，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这已经蕴含着“五位一体”的格局的形成。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必须辩证地处理公共文化服务与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关系，自觉将公共文化服务置于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棋盘中考虑，解决好科学发展、统筹兼顾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当前中国的发展仍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矛盾的多发期，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社会转型的战略选择。和谐社会既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在和谐社会的视角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一方面能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价值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发挥“和谐”这一普世性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2001年以来，党的文化战略意识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大前提下，进入以执政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文化战略意识阶段。在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可以进一步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和领导优势，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社会先进文化方向迈进。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推动体制创新
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共建”的大文化格局
构建“大文化格局”首先必须促成理念的转变，从“政府办文化”到“政府管文化”，从“中文化”到“大文化”，即从实现政府机构的文化管理到实现全社会的文化管理的转变，更加注重宏观管理，减少微观管理。在充分发挥党委领导职能的基础上的“大文化”工作格局，是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补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机构，亟须解决四大问题：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具体供给中的角色重新定位；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促进公共文化的整体发展；文化事业单位急需进行政府推动下的改革；引导、鼓励和加强企业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作用。
合理划分政府事权与职能匹配对应
在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中，政府的权力一般是由国家立法机构通过明确的法律授予的，并受相应的约束。从全世界范围看，除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多级政府管理体制，即存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各级政府被赋予了不同的公共服务职能，从而将政府的公共服务事权也相应进行分解和界定。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言，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文化权能制度，实现各级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事权与职能相匹配，不仅有助于明晰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职责权限，而且能够保障各级政府获得与公共文化服务职责相适应的财政支持，确保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有序推进。
各级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决定了政府间事权配置。政府事权是政府为履行其职能而被赋予的行政权力，其边界完全取决于政府职能的内容及其实现方式。对每一层级的政府而言，事权必须与职能严格对应，如果有职能而无与之对应的事权，则要么政府职能无法履行，要么为履行职能政府只能越权行事，从而事实上拥有相应的事权；反之，如果有事权而无与之对应的职能，则要么事权不被使用，形同虚设，要么使用事权必然导致职能边界的扩展，变相赋予政府新的职能。因此，无论从事权配置的内容来看，还是从事权配置的结果来讲，政府间事权配置取决于政府主体地位和职能的界定和分工。
当前，在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过程中，由于公共财政体制的不健全，各级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事权支出责任不明确，从而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政府事权与财力不匹配。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上级请客下级埋单”，即在执行中央政策部门提出的工作任务时，需要地方政府支出的资金可能远超其财力。另一方面，政府资源和部门缺乏统筹协调。各个部门发文件的时候都从各自的角度来考虑，形成各自不同的条条，文件没有统一到一个部门算账，中央的财力是否能跟进，地方财力能否负担得起，缺乏协调。结果造成了一些政策一到贯彻落实的时候，就发现“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又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文件设想很好，但到了市县没有钱去执行。因此，必须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配置与支出责任，建立事权配置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从各级政府的职责划分来看，在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级别和管辖范围的不同，其所发挥的职能作用也有所不同。因此，明确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和村（社区）基层组织各有侧重的主体职责，有利于更加有效地进行上下协调发展，共同推进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覆盖建设。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方向的把握和战略规划的制定。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中央人民政府承担着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方针政策、发展战略、法律制度等的制定，负责全国性的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及文化活动的财政投入，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宏观把握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方向，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省（市区）级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主体，以指导为主。制定适合本省（市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措施，指导本省（市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市（州）级政府是规划主体，以统筹为主。着眼本市（州）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的长远目标，科学布局，合理规划，统筹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均等问题。
区（市）县级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投资主体，以管理为主。区（市）县级政府按照上级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制定明确可行的投资管理计划。区（市）县级政府对所属项目的投资安排、项目管理、资金使用、实施效果负总责。文化部门作为牵头单位，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与当地发改、财政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完成立项、选址、设计，严格按计划组织实施，尽快开工建设，保证工程质量。
乡镇（街道）级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施主体，以建设为主。乡镇（街道）级政府根据上级部署，严格按照计划，认真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工作，统筹乡镇文化建设，不断满足广大基层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
社区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主体。社区（村）虽不是一级政府，但也是公共文化的服务主体，以便民为主。而体现便民性，就是要网点化，做到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方便群众就近参与。社区（村）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最活跃的细胞，只有日常性的基层文化活动开展得好，全国公共文化服务才能蓬勃兴旺、充满活力。因此，抓好社区（村）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为广大基层人民群众提供便利、健康、丰富的文化服务，才能切实推动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以上几个方面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中央人民政府从宏观层面上明确方针政策，省级政府制定政策措施，地、市、州级政府根据方针政策进行整体规划统筹，落实到区（市）县级政府实施投资管理，进而由乡镇（街道）级政府履行实施主体责任，最后经社区（村）基层组织真正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惠民”。在此过程中，下级基层组织和政府也不断地将公共文化建设情况反馈给上一级政府，以便上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和计划，不断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规划所确定的各项目标。
优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地位和具体职能安排
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地位体现在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施主体、投资主体、规划主体、评估主体。政府的主体地位通过政府职能和权责安排来实现。
一是作为实施主体的政府职能安排。进行公共文化设施、功能建设；了解需求、对接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通过资助不同类型团体和活动或指导街乡基层满足不同需求；通过购买社会资源，建设平台、渠道，提供政策，吸引多元社会主体进入提供服务。
二是作为投资主体的政府职能安排。差额拨款和转移支付；直接投资建设区县级公共文化设施；通过市场化运作，加大政府投入，转移支付方式，养事不养人。进行多元化的文化活动项目投资；通过市场化运作，购买资源和社会化的产品、服务、项目、平台渠道进行间接服务。
三是作为管理主体的政府职能安排。制定服务标准、服务半径、规定管理范围；规定转移支付项目管理办法；实行内部机制改革，实施聘任制和项目制管理、工资与绩效挂钩；完善市场化的聘任制度和项目管理制度；实行四级联动网络和总分馆管理制度。
四是作为规划主体的政府职能安排。规划区县、街乡、社区、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重点工程；规划区县文化整体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需求调查机制、以需定供机制和数字化平台；规划世界城市试验区目标、战略和服务创新、职能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示范区。
五是作为评估主体的政府职能安排。建立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资评估体系、绩效评估体系、需求评估体系；制定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产品、服务商准入、退出政策和机制；制定水平分权、间接管理的绩效评估标准和机制。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建立长效机制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建立政府内外之间各主体的良性互动机制
第一，公共文化组织之间互动。党的十七大指出：“和谐社会要靠全社会共同建设。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当代中国社会已形成各类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合作承担建设和谐社会的责任、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共享和谐社会的趋势；公共领域的合作风起云涌，呈现出范围广、数量大、多类型、多元化等一系列全新的特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也离不开文化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既包含纵向的合作，比如省市县三级文化部门之间的合作互动，也包含横向各文化部门之间的合作，比如图书馆、文化馆、大剧院、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互动。
许多公共文化组织可以按照行政辖属关系排列起来；一些公共文化组织可以按照业务辖属关系排列起来，即通过业务上的领导把相关的目标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事业整体；相同层次的组织目标，以分工协作、和谐共处的方式互相补充。不同的文化部门之间的互动能有效配置不同主体所拥有的各类文化资源，共同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二，与其他部门的互动。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其他组织的大力支持，公共文化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应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虽然与其他各类组织之间也存在竞争，但合作共生是主要基调。在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应形成政府主导，非营利组织、企业等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协商与对话的有效机制，才能更好地履行满足人民群众公共性文化需求的职责。
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在外部关系中，公共文化建设与发展主要属于政府行为，与政府的联系直接关系到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的长远发展。双方共存、共处与合作的基础在于它们都致力于社会公众利益的提升。所以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是公共文化服务组织运作的有利环境，要想营销成功，就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和承认，以及经费、信息、技术、设施的支持。所以，项目运作中需有意识加强与政府的互动，不断完善自身，争取更多资源和发展空间，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的活力。
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与其他非营利组织的互动。各组织之间能够基于各自的核心竞争优势，获取合作伙伴的互补性财产，共同维护竞争秩序，扩大自身利用外部资源的边界，降低运营成本。从而，双方获得了仅靠自身力量无法得到的竞争优势地位，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局面。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除了联合举办活动、提供信息服务等短期项目之外，还可以尝试打造一些长效机制，如签订长期联盟合作关系，促进资源流通和管理的规范化；加强对其他机构的信息援助，辅导建立各部门自己的流动服务点等。比如，对于图书馆来说，可采取策划书等方式向合作机构介绍统计概况，报告的内容可涵盖馆藏数量、内容变化、借阅人次，以及图书馆近期计划推广活动和学术研究进展情况等，以便于与其他组织进行合作时，更好地找到契合点。
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与企业的互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资源主要来自经营性盈利。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作为非营利组织，既能够遵循市场规则，但同时又能超越市场，在运行中创造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有效的互动机制，能使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和企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比如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的营销活动需要筹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部分资源大多来源于企业的社会捐赠及项目支持。具体方式可以是聘请捐赠企业的负责人担任顾问、理事、监事等荣誉性职务，同时邀请媒体对捐赠者及其行为进行宣传报道，提高其知名度、声誉度，提升其无形资产。
第三，与服务对象的互动。在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层次与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它所服务的对象是全社会范围内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广泛性和差异性的特点。要使公共文化服务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与服务对象的有效互动是必不可少的。
专栏 纽约：街区民俗、社区自治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
纽约市有800多个社区，很多都有着族裔背景。如早在19世纪就出现的“中国城”和“小意大利”、富有活力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中心哈勒姆以及“小印度”“韩国街”等。这些社区具有共同族裔背景，为保留强烈的民族特色，经常举行民族节日的庆祝活动，如“中国城”的春节，爱尔兰族裔的“圣·派屈克节”，“小意大利”社区的“圣·珍那庐节”。
除了按族裔划分的社区之外，美国的社区还有些是按文化、职业选择划分的文化社区。如纽约市的上西区，是美国许多著名博物馆所在地，也是著名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所在地。那里有许多高级公寓，里面居住的都是活跃于美国主流社会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诗人、大学著名教授、作家、著名播音员，总之是一个文化名人荟萃的居住社区。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美国知识界自由主义的作风。这些社区也有自己的文化节日，如上西区每年6月在林肯中心举行的纽约民间艺术品节和“林肯中心夏季音乐节”是附近社区居民进行文化艺术交流的场所。在格林尼治村的“心脏”——华盛顿广场，每年5—9月则有两次历时三周的室外艺术节，这是该社区最隆重的文化活动。届时，广场周围的数条街道上都摆满了出售各种艺术品的摊位，居住在格林尼治村、苏荷区的艺术家们都会携作品前来。
这些活动都是民间活动，既是纽约人的多元文化的表现，也是纽约自治参与精神的体现。纽约人除了经常举办这类活动，还参加各类社团。美国人参加志愿性社团和公民组织的程度，远在大多数国家的公民之上，纽约自不例外。“主动参与”是纽约人在其历史文化背景中长期形成的公共生活精神。
公共文化组织要考虑服务对象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要深入了解服务对象的不同文化需求，提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有的放矢地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时，不仅要考虑服务项目、服务质量，还要精心设计人性化服务。同时，公共文化组织基于社会效益为先的任务，在处理自身目标和市场的关系上，不得不做长远考虑。比如以开发高雅艺术为己任的服务组织，就不能一味投其所好地为地方社区提供简单的娱乐消遣方式。公共文化服务不能仅依据市场变化而变化，还必须遵循自己的使命提供特定的服务内容，在服务对象的长期和短期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因此，这更加要求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加强交流。实现交流机制作用的重要途径是使公众知晓机构运营、发展、举行活动的各项信息资料，可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发布公共文化信息，让公众了解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等相关信息。
与服务对象有效互动不仅能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效益，而且能激发服务对象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热情，提高服务对象的参与度。与此同时，服务对象可以通过自身或社会组织合法地向公共文化服务组织表达自己的文化利益诉求，这也是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保护自身的文化利益的一项途径。采取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在文化部门网站上留言和建议，形成公众意见的反馈及回应，或者参加文化部门的咨询委员会等。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建立公众需求与服务供给的有效对接机制
一是规范有序的评价运行机制。公众评价的主体与客体。评价主体解决的是由谁来进行评价的问题。为了使评价真正体现公众意志，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主体无疑应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仅应该包括一个地区的户籍人员，还应该包括工作、生活在此地的外来人员；不仅包括群众个人，还应包括相关的文化组织尤其是民间文化组织、民间文艺团体，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对公共文化服务有更高的关切度和敏感度，也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文化活力。评价客体指的是评价谁的问题。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公众评价的客体应包括文化环境、文化格局、文化设施、文化生态、文化自觉、文化软实力。
评价组织者。评价组织者意指由谁来组织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进行评价。为了保证评价的公平性，公共文化服务公众评价的组织者只能是非官方的，比如独立与政府的、富有资质的、值得信赖的学术团体、研究院等智库机构。
评价方式。公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评价的方式要多样化。材料审阅（主要是专家智库层面）、面对面交流、调查问卷、网络评价、大众传媒、热线电话等都应包含其中。只有建构一个立体化的评价网络，才能尽可能收集到全面、准确的评价信息，也才能真正使得政府通过公众评价反馈的信息改进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真正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达成文化惠民的初衷。
二是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公开，唯有知情，方能评价。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状态或标准应该公开发布。将政府应该做到的公之于众，让公众在评价公共文化服务的时候心里有谱，有个比对的标准。只有如此，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才能有据可依，才能切中时弊。
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评价的过程应该公开。比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公开述职活动，让公众对其工作作出评价；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在线问政活动，对网民在线提出的问题，诚恳交流、开门纳谏言，取得公众的支持理解；通过电话民意调查、第三方评价等方式，积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构建“多元化、立体化、开放化”的公众评价渠道。
公共文化服务公众评价的结果应该公开。在以往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中，公众参与公共文化评价的结果往往成为内部消化的秘密，严重影响了公众参与公共文化评价的可持续发展。唯有将评价结果公开，政府才能主动地、及时地捕捉来自公众的呼声，进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打造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塑造一个开明政府的良好形象，共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进步与繁荣。
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开发、观点、思考，应能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将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常态化，形成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常态机制，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更好发展。
三是满意导向的承诺认同机制。就公共文化服务居民满意程度的公众评价而言，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是期望；第二是承诺；第三是表现。期望是居民对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责任判断以及可能提供给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利益的判断。承诺是指政府公开告知居民的可以百分百做到的事情。承诺是居民形成的对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底线，如果政府的承诺做不到就应该有投诉的渠道。表现是居民评价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是人们对于自己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有形化反映。期望和承诺在最终的意见上是以表现为核心发生作用的。
四是便捷畅通的需求表达机制。文化之于人类，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需求，也是终生相伴的需求。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政府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保障人们的文化权益。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实现自身文化权益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有人喜欢话剧，有人喜欢听戏，有人喜欢……只有让人们有充分表达需求的机会，政府才能有的放矢，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才能更加多样化，也更加“对路子”，避免陷入“供不适求”的怪圈。进而催生人们的文化自觉，建立良性循环的文化生态。
为此，要利用一切平台，创造一切机会（比如，网络、调查问卷、热线电话等）让人们充分表达各自的文化需求。在充分掌握人们文化需求的基础上，整合资源，让公共文化服务的阳光普照人民大众，让人们在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中更加幸福。
五是卓有成效的社会激励机制。公共文化服务任重道远，要充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参与到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政府要创造一切机会让蕴藏在民间的文化活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是公共文化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源泉。要开辟渠道、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尤其要关注民间的“文化人才”，一个文化人才辈出的地区，必然是文化兴盛的地区。
政府要想方设法营造有利于优秀文化人才健康成长、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鼓励他们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潮中建功立业，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类文化人才竞相涌现、创造活力充分发挥的生动局面。携手打造地区的“文化软实力”。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建立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机制
一是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网站。通过建立网站公布所在地所有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场馆、活动等详细情况。此举益处有二：一是通过公开文化服务信息，督促政府查缺补漏，建立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财政收入丰厚和不足的地区，采取“削峰填谷”的财政支付方式，确保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公益性、全民性。二是公开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可以更好地保障和扩大公众的文化权利，让公众知道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的详细情况，更好地享受文化惠民的福祉。
二是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库。包括政府公共文化政策、法规数据库、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数据库、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数据库、公共文化服务社团法人数据库、民办文化非企业单位数据库、评估报告数据库、典型评估案例数据库等。以便政府在决策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健全共同推进文化建设工作机制。公共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部门的事，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公共文化运行管理中，要形成互动机制，合力推动发展，合作谋求共赢。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伍建设与作用发挥机制
一是提高文化志愿者队伍的品牌影响力。文化志愿者队伍是一支为全社会提供文化服务，进行社会实践的团队。广大志愿者利用他们的业余时间，自愿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无偿服务，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然而，文化志愿者队伍自愿形成自助组织的这种特征，使得文化志愿者队伍存在人员松散、缺乏凝聚力等问题。改变这种状况的有效途径是加强文化志愿者队伍的自身归属感，提高文化志愿者队伍的品牌影响力。政府部门需要尽可能地调动各方力量进行文化志愿者服务的宣传，塑造一支富有活力的文化志愿者队伍形象；在社会上弘扬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新时期精神，以此不断提高文化志愿者的品牌影响力，志愿者自身的团队凝聚力。
二是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与管理。提高文化志愿者的素质，不仅要求志愿者本身具备一定的知识涵养，而且还应体现在对志愿者的培训与管理方面。培训与管理目前已经不仅停留在企业用人的培训与管理方面，加强对志愿者的指导也具有现实意义。政府部门给予志愿者提供相关服务技能的学习机会，可以使志愿者在服务中有所提高与充实。这样才能进一步发挥文化志愿者多次参与文化社会实践的积极性。政府建立对志愿者的培训与管理，提升了文化志愿者的素质，同时也建立起对文化志愿者管理的人才库，可以“人尽其才”，有针对性地投入到不同种类和层次的文化志愿者活动中。
三是挖掘价值，提升城市文化精神。文化不仅是一种习俗，也可以转化成一种精神的象征。文化志愿者队伍中，有能歌善舞者，有民间的能工巧匠，不可忽视这些“被遗忘”的文化元素。政府需要不断挖掘社会潜在的文化价值，发现社区、城郊中的文化能人，将他们吸纳成为文化志愿者的一部分。文化志愿者除了服务外，自己本身也可以成为流动的文化感染力，诸如在博物馆，文化志愿者可以担当讲解员；在主题公园担当导游；在仿古茶楼展现茶道等。这些可以进一步推动与提升城市的文化精神，借助招募文化志愿者的契机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
四是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激励。在志愿者服务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的“磕碰”，因此，必要的社会保障也是志愿者服务得以顺利开展的保证。政府对志愿者服务过程中出现的意外，首先要做好前期的估计，其次在出现意外后要予以监管。如在暑假期间进行志愿者服务，政府可以提供资金为志愿者配备防暑药、防虫剂，准备帽子等。同时，要合理把握好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之间的关系。志愿者本意是无私奉献，但可以适当考虑给予志愿者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由此也可以激发志愿者的积极性，探索“以服务换服务”的志愿者服务机制。精神鼓励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开展定期的评比、表彰，以提高志愿者的积极性。
专栏 韩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本土文化多样化的竞争格局初步形成，整体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良性轨道。与此同时，政府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大力扶持和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效显著。1997年金融危机，韩国致力于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年即成立了“文化产业基金会”；1998年，韩国政府及时提出了“文化立国”方针，规划2001年起5年内把韩国文化产业产值在市场上的份额由1%提高到5%，成为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之一。1999年至2001年间，韩国先后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等，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在竞选时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并以提升文化经费至占国家总预算的1%为目标。金大中政府执政后，因为金融危机，政府裁减各部委人员，只有文化部门人员不减反增，可见其对文化事务的支持。目前，全世界只有法国和韩国的文化拨款达到国家预算的1%。
韩国还设立了许多机构推广韩国文化，从组织上保证“韩流”的影响力。包括：在首尔建立“韩流发祥园地”；在北京、上海等地建设“韩流体验馆”；由民间专家学者组建“亚洲文化交流协会”，对出口的文化内容质量把关；对“韩流”文化盛行国家和地区的使领馆加派文化官员；成立“韩国文化振兴院”，在“韩流”影响大的国家和城市设驻外办事处等。通过将“韩流”输出到全世界，韩国不仅提升了本国形象，也使韩国文化在世界风行。而韩国制定的文化立国战略和一系列文化政策，更是带动了韩国各行业的发展，为其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