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2004年，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两个新概念新思想后，中国对社会建设的认识与实践不断深化。十七大首次将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并提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的时代，迫切需要一个更加全面的顶层设计新思路。
什么是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的内涵及外延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两项重要任务，这也是中国在党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社会建设”的概念。此后全国很快掀起研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热潮，对社会建设的研究和讨论也随之开展起来。
什么是社会建设
认清社会建设的含义是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前提。理解社会建设，需要对“社会”有正确认识。
综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观点，对于社会的理解可以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层面。广义的社会与自然相对应，是指基于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基础之上的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它是一种社会形态，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四个方面的内容；中义的社会与经济相对应，是指除了经济以外的非经济部分，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狭义的社会是指与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思想文化活动相并列的社会生活领域。
根据对社会不同层面的理解，社会建设也相应有广义、中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社会建设，是指与自然相对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建设，即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建设。中义的社会建设，是指经济建设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建设。狭义的社会建设，则特指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社会领域的建设，是一个具体的发展领域的建设，其目标是维持社会良性运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本文所阐述的社会建设，是指狭义上的社会建设。
从四个层面全面把握社会建设的内涵
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建设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和论述，对社会的内涵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目前中国关于社会建设内涵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建设应以保障改善民生为前提和基础。社会建设的重点是大力推进就业、住房、保障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民生事业和社会事业。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快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逐步缩小到合理的水平。统筹、兼顾、协调城乡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使改革和发展惠及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是当前社会建设要突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基础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
三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迫切需要通过社会建设，重构社会秩序，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社会结构。
专栏 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事业概念辨析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和两种实践过程：社会建设，主要是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功能，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于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建设侧重于宏观谋略，社会管理则侧重于社会运行过程中某个具体领域软硬环境的优化，执行国家社会建设的政策、法律法规和制度，并负责领导实施组织。
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社会条件，它具有确定的内容，包括社会结构的建设、社区的建设、社会利益的协调和整合、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管理等，而不是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构成的一切方面。和谐社会应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社会，既包括内部和谐，也包括外部和谐，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
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
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是两个概念，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相同之处。社会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是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是由多种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客观结果和趋势，没有具体的目标。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体（主要是政府，还有社会组织和个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社会领域的各项建设，目的性很强，目标很明确，并且过程是可以控制的。
社会建设与社会事业建设
社会建设包括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社会事业建设是它的一个主要内容。社会事业建设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以人为本是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因此，社会建设要以社会事业建设为核心内容，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是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能够驾驭市场、制约权力、遏制社会失序的社会主体。在现代社会中，市场、政府和社会是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基本元素。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形成一个市场、政府、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构建一个能够驾驭市场、制约权力、遏制社会失序的社会主体。
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是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
社会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的整体性和结构性要求社会建设要注重价值取向和发展模式塑造。
以人为本是社会建设的首要原则
人是社会的主体和灵魂。坚持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建设的首要原则。坚持以人为本，要求社会建设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和人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建设归根结底是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观念、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在社会建设中，要始终贯穿“以人为本”理念，关注人、尊重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和目的所在。
公平正义是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指解决社会利益关系时所体现的一种原则和精神。美国学者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正义即公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公平是合理分配利益的规则，意味着不偏不倚，没有偏私。正义是判断行为是否符合规则的标准和尺度，要求行为的正当性与符合道义。社会公平正义是进步人类追求的理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只有以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作为引导，才能进行旨在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根本尺度。
社会和谐是社会建设的目标追求
和谐是配合匀称、适当、协调、平衡的状态。社会和谐是指社会关系中的各种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是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目标就是要努力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在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同时，使社会更加和谐。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各项建设的同时，以社会建设使社会更加和谐。因此，社会和谐的实现需要社会建设的推动，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
社会建设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参与
社会建设的顺利推进需要有明确的承担主体。只有明确了承担主体，才能把社会建设的各项内容付诸实践，落到实处。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果不明确承担主体，不能将应当承担的职责落实到具体的载体上，那社会建设就有落空的危险。”
政府：社会建设的核心主体
社会建设涉及一系列社会管理体制规则、具体的社会运行制度和机制，如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事业建设的投入体制、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等，这些制度、规则，只有政府有能力、有权威来制定。政府是制度、规则的制定者和提供者，这一点从来就很明确，而且具有唯一性。同时，政府还承担着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社会建设的许多实际事务，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规划、组织、管理、协调。所以，政府在社会建设中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事务从根本上都必须依靠政府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实施和推动。离开了政府的主导和直接介入，社会建设从根本上无从开展。
企业：社会建设的市场主体
在当前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作为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二部门”，企业理应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注重和强调社会责任，既是企业立足之本，也是回报社会的重要途径。作为社会建设的市场主体，无论是生产产品还是提供服务，都应该更强调一种社会责任和社会良知，都应该将企业行为向更深广的社会责任延伸，致力于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
社会组织：社会建设的实施主体
社会组织是政府行政职能和权力向社会延伸、细化的关键。也是缩减执行公共政策的契约和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更是社会文明与和谐社会价值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中国，政府以外的各类社会组织主要包括事业单位、群众团体、民间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等，这些社会组织构成了社会的“第三部门”，它们是现代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纽带，是政府的伙伴，为社会成员提供政府和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有效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缺陷，同时还能够表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促进社会的互助和融合。
社会公众：社会建设的参与主体
在西方发展历史中，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市民社会不仅适应了社会异质性的公共需求，培养了公民民主的生活方式和公共精神，而且有效地填补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空白，减轻了政府的行政负担。
社会建设与人民生活密不可分，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在一个健康的市民社会里，社会建设的核心目标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满足人的需要，社会秩序与社会整合只是社会建设的工具性目标，它的终极价值和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与提高社会福利，增进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建设的重点工作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于通过社会建设构建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社会建设的满意度如何，也只有社会成员最有发言权。作为一项民生工作的实践，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有理由、有权利、有责任积极参与和推动社会建设。同时，从现有的经验来看，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也是中国社会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力量来源。
中国社会建设的历程、现状及当前加强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
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历程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历程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进程密切相关。在30多年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建设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发展阶段和历史任务等客观实际出发，顺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社会领域进行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改革，对中国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服务于经济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部署，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一切工作围绕经济建设展开，社会建设服务于经济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确定了最基本的价值导向。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建设形成了一个以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以经济建设为基本途径，以循序渐进和统筹兼顾为基本方法，以民生为重点内容，以社会事业、社会关系和社会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框架。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是在“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思维下推动的，仅仅是弥补性、应对性的措施，对社会建设投入相对不足，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发展上，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这一阶段，我们党对经济建设的过多关注和对社会建设的相对忽略，对于中国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推动社会事业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社会建设思想中以人为本的宗旨、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利益协调的基本思路、改善民生的重点内容等基本思路逐步清晰，社会建设思想总体框架基本形成，内容日益丰富。
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较为系统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新体制的建设，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社会事业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重点，着眼于解决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减少经济建设的阻力。与上一阶段强调用经济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有所不同的是，这一阶段开始通过对社会本身改革来解决社会问题。
但是，总体来看，中国在这一阶段的社会建设思想仍然是着眼于配合经济体制的改革，强调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建设，同时也缺乏对社会建设长远目标的明确规划。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社会建设的重点是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任务，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对此作了明确部署：“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并将社会建设首次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使社会建设从理念转变为治国。这意味着中国不再将社会建设当作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而是将社会建设看作一个独立的重要领域，开始着眼于实现社会的和谐，以及整个社会未来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阶段，社会建设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强调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这里的民生已经不仅是基本生存权的保障，而是朝着更高层次发展，在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开始着力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党的十七大将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直接关系人民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六个方面作为改善民生的重点内容。同时，这一阶段强调把公平放到和效率同等重要的位置。本着维护公平正义的原则，社会建设在实行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到了弱势群体。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并提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新时期中国社会建设亟待在宏观设计体系上破题
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型，需要通过社会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突破口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受过去10年入世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影响，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9.8%，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幅6个百分点，成功地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从1978年到2012年，人均GDP由154美元上升至6060美元。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为51.9万亿人民币，GDP总量达8.2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1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全国两会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位为7.5%，同时提出经济的发展要使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这意味着，无论是从潜在增长率，还是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来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不能维持原有10%左右的高速增长，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维持在7%左右的中速增长。
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必然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不适应。为加强社会事业发展而进行投入，如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机构，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网络等领域的投资，因涉及民生而有利于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而具有报酬递增性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求的投资领域。为此，需要我们加强社会建设，通过改善民生、加强公共服务，带动投资结构、发展方式的转型，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变居民的消费理念，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突破口。
社会发展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应对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
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4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到2012年，人均GDP上升到6078美元，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的崭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全面转型，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正在加速，居民的消费类型和行为发生重大改变，中国正进入一个矛盾凸显期。具体表现为中国政治、经济的改革极大地震撼和冲击了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结构，新的社会需求、社会矛盾、社会现象不断涌现，给中国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新的社会需求的集中涌现。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四种力量，不仅改变着全球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最重要的是正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和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和多层次、多样性、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对传统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的单一性、行政性、集中性、封闭性特征正在发生根本改变，社会基础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活动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利益关系结构、阶层结构、权力结构）和社会价值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局面，社会需求呈现多元化状态，政府难以继续通过向社会提供单一性服务来满足这些需求。
二是新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但这些丰硕成果的背后隐藏着复杂多变的问题、困难和矛盾。特别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现象严重；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出现新的变化；官民冲突现象加剧并极易放大为公共危机；非传统的公共安全事件和天灾人祸形成的新的“灾害链”不断增多等，这些新的社会矛盾极易转化为新的社会冲突并且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新挑战，也充分说明社会建设还面临着诸多薄弱环节。
三是新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加迫切要求全面提高政府的社会建设能力。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中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思想僵化、创造力不足等弊端还很明显，公共信息、公共资源、公共物品、公共秩序、公共政策等方面的管理问题日益突出。政府职能还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现象，政府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的事，而有些该管的事又没有管住管好，导致经济和社会领域产生一些新现象。比如，政府的社会管控领域不断扩大，但对新技术、新媒体、新舆论的冲击却无所适从；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但社会组织的弱势地位却难以改变；政府的公共服务不断深化，但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服务能力与群众的新需求仍有一定差距；政府服务和社会管理不断创新，但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却不断加大；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机构不断扩张，但社区自治功能却日趋减弱等，这些新的社会现象都为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改革发展的新阶段要求将中国未来改革战略重点放在社会领域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当前，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积极稳妥地解决好社会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用体制来推动，用体制来促进，用体制来保障。十八大报告要求“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步伐，完善社会领域体制机制，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体制自我完善和发展，为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经过第一阶段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改革，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经济改革仍有很大的空间，但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或者改善问题。总体的社会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因为它们已经不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但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通过社会领域的改革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社会体制就成为当前社会领域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同时，社会改革是为以民主选举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要素，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但是，以民主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基础，需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并使得暴力因素最小化。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培育中产阶级，也就是说，社会领域的改革可以为下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建设，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以“四个一”为重点构建中国社会建设的宏观设计体系
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总体布局中的一大建设，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推进社会建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统筹做好宏观制度设计。特别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重点和战略任务，已经不能再单纯依靠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具体、微观、个体化的行为来解决，必须要依靠国家层面给予充分的重视，通过构建一套普适性的宏观制度体系，和一套行之有效的领导机制和组织架构为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建设才能得到真正落实和有效推进，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才能从“中国梦”变成现实。
一个领导机制——社会建设委员会
科学健全的领导机制是中国社会建设有效推进的保障
推进社会建设一定要从领导机制上落实。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进行的各项建设，有一条基本经验，即凡是中央决定的重要战略任务，一定要在领导机制上落实，要有组织保障，有机构负责，有得力的干部去贯彻落实才能实现。社会建设是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构建，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实现，“中国梦”能否转变为现实的重要战略任务，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整合多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才能把这件大事办好。
中国推进社会建设的关键在党
推进社会建设关键在党。一方面，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效地推进社会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其中，党委领导是根本。另一方面，只有把社会建设摆在正确的位置，才能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战略布局的要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建设，不单纯是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管理服务、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更需要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就意味着推进社会建设关键在党，离开了党的领导，社会建设就失去了根本保障，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离开了党的领导，构思再缜密、设计再周全的方案和蓝图都不能得到贯彻落实。
成立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统筹协调社会建设相关工作
长期以来，受体制机制和发展重心的影响，中国社会建设的工作被分散到各个职能部门，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缺少一个能够全面统筹的机构或者机制来保障社会建设有效推进。在国家层面，当前社会建设的相关工作由发改委中的社会发展司来负责，作为发改委35个司中的一个，社会发展司显然难以胜任社会建设这一战略性的全局工作；在基层，当前社会建设的工作主要由民政、政法、街道等部门以及社会组织共同负责，由于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工作具有独立性，缺少相应的牵头负责部门，造成当前社会建设纵向不畅通、横向无合力的尴尬局面。所以，亟待从中央层面建立一个能够统筹协调各方资源，理顺上下关系的社会建设领导机制，全面推进社会建设。为了统筹各项社会建设事务、合并社会建设事项、减轻基层负担，要像当年进行经济建设时一样，组建一个社会建设委员会，对整个社会建设进行宏观统筹、规划、组织、控制、监督，使各项社会建设工作顺利推进。在国务院设立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社会建设的相关工作，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社会建设委员会隶属于国务院，国务院是社会建设委员会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负责对社会建设委员会及其相关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社会建设委员会要负责协调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社会工作、教育科学、文化、城乡建设、财政、交通、人口卫生等部门的组织协调工作。具体来讲，社会发展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应该包括：制定国家社会建设方面的相关法规、规章和政策；拟订并组织实施国家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改革方案和宏观政策，组织协调相关部门起草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志愿者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草案；组织拟订国家社会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建设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协调推进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统筹推进社区建设，拟订并组织实施社区建设的规划和政策措施；指导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拟订并组织实施社会组织建设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协调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和发展工作；对各地区、各部门的社会建设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指导和督促检查；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专栏 北京、上海、成都社会建设组织机构比较
2007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京政发〔2009〕2号），设立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与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合署办公。市委社会工委是负责本市社会建设工作的市委派出机构，市社会办是负责本市社会建设工作的市政府组成部门。北京市社会办公室主要职责如下：贯彻执行国家关于社会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提出加强本市社会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拟订并组织实施本市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改革方案和宏观政策，组织协调相关部门起草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志愿者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草案。
2009年11月，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建立上海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的通知》，建立上海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中共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2012年7月，上海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更名为上海市社会建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为委员会具体工作部门，设在市社会工作党委。中共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派出机构，根据市委授权，负责对本市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党的工作的指导、协调、研究和督查。上海市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社会工作党委，其主要职能是就本市社会建设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统筹规划、提出政策建议、加强指导协调。
2011年，成都市及其各区县成立了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合署办公。其主要职责是：组织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社会建设的方针、政策，组织开展本区域城乡社会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组织拟订本区域城乡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并协调推进实施；督促检查区（市）县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情况；承办区（市）县社会建设领导小组的会议、文电等日常工作；承办区（市）县社会建设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由社会建设委员会牵头成立社会建设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领导，社会建设委员会牵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公安部、安全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12个国家部委及32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共同组建。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定期就国家及区域社会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全面统筹推进社会建设工作。社会建设委员会负责定期召集召开社会建设联席会议，研究制定国家社会建设的相关政策、法规和发展规划，研究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统筹协调其他部门和地区社会建设工作；12个国家部委负责全面参与、配合社会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为社会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落实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32个省市的一把手作为该地区社会建设的主要负责人，定期向社会建设领导小组汇报社会建设的工作，反映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按照社会建设领导小组的相关安排推进地区社会建设。
一个组织机构——一委一办合署办公的组织架构
基层组织架构的创新实践为社会建设组织机构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七大以来，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建设工委、社会工作办公室、社会管理办公室等，主抓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也有由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或民政部门主管的。比如，2007年，北京市建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和社会建设办公室，2009年上海建立了相应机构，2010年成都等地也建立了相应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在推进地区社会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议实行一委一办合署办公的社会建设组织架构
根据当前各地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实践来看，社会建设办公室与社工委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作为一个平级单位与社工委合署办公，或者作为社工委下属的一个机构设置。从社会建设工作本身来看，其与社工委的各项工作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工委作为党委的派出机构，与广大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公众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也正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将社会建设办公室设在社工委既可以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又可以同时受党委和政府的双重领导，有效推进社会建设各项工作。
因此，建议在县级（直辖市为区级）及以上政府组织机构的设置上，按照“上下有别、分合有序”的原则，成立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对本地区社会建设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统筹规划、提出政策建议、加强指导协调；建立并完善社会工作委员会，作为上级党委的派出机构，根据上级授权，负责对本市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党的工作的指导、协调、研究和督查。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与社工委合署办公，地方党委、政府的一把手共同对本地区的社会建设工作负责。
一个改革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现有的社会体制不能适应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
社会体制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要着力构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相一致的社会体制。
中国现行的社会体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全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是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为经济体制服务的（如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近些年来，中国对于社会体制包括社会事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整个社会体制还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根本改变过来，这就造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两套体制并行，产生了许多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社会管理的理念、组织、形式、手段、方法不适应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特别是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多层次、多元化和互联网新兴媒体异军突起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新要求；政府、社会、企业、中介机构的社会管理职能不清，关系不顺；社会管理的体系、制度、机制不健全，难以有效发挥应有作用。实践证明，现行的社会体制不改革，社会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必须“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为进行社会建设扫清制度障碍。
参照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出台社会体制改革的工作意见
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社会生产力，构建起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体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可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我们要像当初抓经济建设一样抓社会建设，也要像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推动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中积累的很多经验和做法可以借鉴到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党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正式拉开。这份决定明确提出，“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当前，中国开展社会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达成，而将这种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迫切需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由中央研究制定出台一个关于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再到公众坚定社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才能有条不紊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关于社会体制改革意见、任务的设想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整体设计、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地方特点、时代特征的社会管理体制新模式。在社会体制改革中，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即政府行政管理与多元社会治理的关系；处理好条条和块块的关系，即中央（部门、行业）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好民生和民主的关系，即改善人民生活与发展民主政治的关系；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即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建设保障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体制和其他体制的关系，即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与推进其他体制改革的关系；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即要把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同实现长远目标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这也是我们今后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一个发展规划——国家社会发展规划
社会建设需要系统性全局性的战略安排
发展规划是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部署以及未来发展任务的阶段性安排。目前，发展规划是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正确运用其他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各种手段促进宏观目标的实现，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想达到理想效果，必须加强统筹协调。统一的规划十分重要。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以5年为期进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虽然涉及社会发展的内容，但其中经济发展的内容仍占主要部分，而且整个规划的逻辑是服从于经济发展的，其中社会发展的目标主要是解决影响经济长远发展的社会性问题，忽视了社会发展自有其本身逻辑。同时，社会组织发展、公民社会的培育、社会结构的优化调整、慈善事业发展等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却因为与整个规划的逻辑思路、谋篇布局不相吻合，没有纳入规划，使得社会建设某些重要方面处于缺乏指导性文件的尴尬处境。
社会建设要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分阶段推进
根据陆学艺先生关于中国社会建设的分析和设想，中国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现代化，而社会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加强创新社会管理为第一个阶段；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理顺社会关系，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合理、开放、包容的现代社会结构为第二个阶段；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现代化为第三个阶段。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要重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着力解决好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社保难、住房难、养老难等基本民生问题；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入手，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此基础上，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为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核心和重点的第二阶段的社会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的目标是通过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构建一个合理、开放、包容的社会结构，使之与经济结构相协调，这是社会建设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务。中国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是决定性的阶段，时间约在“十三五”前后。从现在起，“十二五”期间所进行的社会建设的第一阶段，就要为第二阶段的成功做好准备。
社会建设的最高目标——实现社会现代化，要通过第三个阶段完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济建设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到本世纪中叶，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现代型的经济结构。社会建设经过社会体制改革将加速发展，使社会体制逐步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中产阶层更加壮大，社会组织广为发展，社会结构更为优化，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经济结构相协调的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发展规划主要内容的构想
在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上，要根据社会建设的三步走战略，制定社会建设的五年规划和长远发展规划。长远规划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从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化社会的目标出发，确定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原则和发展战略。
五年规划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期规划，是对长远规划的落实，通过立足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长远规划的战略任务进行细化和分解，具体是完成社会建设第一阶段任务，为第二阶段全面推进社会体制机制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五年发展规划要明确加大社会性投入，为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稳定的财政保障，为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和社会发展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