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肚量带来大造化
“大肚能忍，忍尽天下难忍之事”，这是弥勒佛才有的功夫，而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居然也有这样的功夫，自然，他也就拥有非同寻常的造化。
昆阳一战，令刘秀威名大震，王莽主力被彻底打垮，海内豪杰趁机蜂涌而起，杀掉州郡官吏自称将军。然而这时在更始政权内部，夺权之争尖锐起来。由于刘兄弟威名日盛，遭到新市、平材兵诸将领及部分南阳豪强嫉妒，他们劝刘玄早日除去刘兄弟，以防后患。时值刘部将刘稷闻刘玄立，怒说：“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耶？”刘玄听后抓刘稷欲杀害。刘为刘稷力争，又被李轶、朱鲔等进谗言，刘玄遂把刘、刘稷两人一并杀掉。
刘秀听说之后，痛哭一场，但为了避免自己遭到不测，他当即动身到宛城向刘玄假意请罪。刘部下的官吏去迎接他，慰问他。刘秀只是在公开场合下寒暄几句，表示过错在自己，不与来人私下交谈，不讲昆阳的战功，也不为哥哥服丧，饮食起居与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刘玄见刘秀不动声色，似乎并没有反对他的意思，自己反倒有些惭愧，于是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然而刘秀每当独居，却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对亡兄的哀思。
更始元年（23年）九月，刘玄的军队相继攻下了长安和洛阳，王莽政权宣告覆灭。刘玄打算以洛阳为皇都，于是命刘秀前往修整宫府，以便定都。这给刘秀造成了一个绝好的表现机会。他听从父城留守冯异的计议，决定隐忍以行，借此行之机整理官治，收服人心，以图大业。
刘秀到任后，安排僚属，下达文书，从工作秩序到官吏的装束服饰，全都恢复汉朝旧制，一概严肃整齐。当时关中一带的官员赶来东方迎接皇帝刘玄去长安，见到刘玄的将领们头上随便包一块布，没有武冠，有的甚至穿着女人衣裳，十分滑稽可笑，丝毫没有庄重威严的样子；独有刘秀的僚属法度严谨，因而肃然起敬。一些老官员流着泪说：“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汉朝官员的威仪！”众人都对刘秀产生了敬佩、向往的心理。
刘玄定都洛阳后不久，河北地区又有起兵作乱之事，需要派一员亲近大将代表朝廷前往，宣示朝廷旨意，要那里的郡国遵守朝廷的诏命。经过一番争议，最终派刘秀前往镇抚。这给刘秀一个避开矛盾漩涡、自由施展的机会。
刘秀一到河北，就利用绿林军的声威，打着汉宗室旗号，巡行各郡县，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西汉官名，百姓高兴不已。刘秀军纪严明，民政宽仁，他智勇有大略，使天下不少谋士、良将纷纷归附，为之出谋划策。结果，刘秀得到了邓禹、寇恂、冯异、耿纯等文武兼备、精通兵法、善驭吏士、恪守信义的人物，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领导集团。刘秀视其才干，分别予以重用。南阳才子邓禹早在刘秀求学长安时，就为刘秀所敬重，这时追随刘秀，并在刘秀到达河北后向刘秀分析当时形势，建议他“当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大业，救万民生命”。刘秀遂与邓议定取天下的方针，军事上严明纪律，赏罚分明；政治上招揽人才，争取民心。最后目的是得天下。
刘秀深知，要得天下，首要的是争取民心，因此，他在河北，每到一处，“辄见二千石（郡守）、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徙，如州牧行部事”。河北不少豪强地主听说他是汉室后裔，也主动投靠他。刘秀逐步占据了一些地盘，扩大了队伍。刘玄深恐刘秀势大难制，遣侍御史持节封他为萧王，要他罢兵回长安。刘秀受爵后，借口“河北未平”，拒不回长安，决定独树一帜，公开与更始政权相对立。
刘秀与绿林军决裂，即在蒲阳山等地，以诱降、镇压等手段先后击破铜马、青犊等农民武装，得农民军几十万人，准备向黄河以南发展。与此同时，赤眉军也在发展自己的势力。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赤眉军西攻长安刘玄。途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立11岁的汉宗室刘盆子为帝，年号建业。公元25年，由于刘玄大肆屠杀起义军农民将领，陈牧、成丹等遭毒手，张印、王匡侥幸逃脱。王匡于八月率部分起义军投奔赤眉军。九月，赤眉军与王匡军合攻长安，刘玄被杀，更始政权覆灭。
刘秀见夺取关中的时机降临，便派邓禹为前将军引兵西进，派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派冯异为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将军，统领魏郡、河内郡兵马扼守孟津，以拒洛阳的朱鲔。他自己则亲率主力北上，镇压元氏等地的农民起义军。更始三年（公元25年）正月，经过数月战斗，整个河东被邓禹军占据。七月，刘秀趁赤眉军逼近长安同绿林军激战于新事（今陕西新丰镇）、绿林军无暇东顾之机，派吴汉为大司马，统率十一个将军围攻洛阳朱鲔守军，九月，朱鲔献城出降，至此，绿林军在关东的主力已全部被镇压。到公元27年二月，冯异抓住赤眉军乏食急于东归的致命弱点，先故意示弱诱其就范，后出伏兵突袭，终于击溃赤眉军。这年夏天，原赤眉军首领樊崇、逄安等虽然举兵又起，但终因势单力薄，为刘秀所杀。赤眉军兵败，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结束。
早在公元25年初，随着刘秀势力的扩大，声望的提高，刘秀部将开始议请刘秀尊号为帝，刘秀以为时机未成熟，不应过早称帝，拒绝了。其后诸将士几次三番地上言劝刘秀称帝。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今河北柏乡）称皇帝，祭天告祖，建元建武，大赦天下，改为高邑。十月，定都洛阳，建立东汉政权。是年，刘秀年仅31岁。
刘秀自小便受到大哥刘的多方照顾，一直把大哥当作自己最亲的人。虽然两人性格不同，但兄弟情深。
面对刘无故被杀，刘秀有两种选择：一是联合刘旧部起兵报仇，但在当时的绿林军中，新市、平林等其他派系力量远比刘氏族人强大的多，起兵只能给对方消灭自己的借口。于是，刘秀只剩下忍辱负重，徐图再起这一条路可走，而且还要在自己的仇人面前不动声色。
韬光养晦，以身事仇需要极强的忍耐力和坚毅的信心。缺乏忍耐就会给对方消灭自己的口实；丧失信心，则会使人因失望而堕落。可事实证明：刘秀不仅在战场上是一名智勇兼备的将领，面对变故也能够忍辱负重，保全自己。
当刘秀奉命经略河北后，便有一个发展属于自己势力的机会。首先，他在政治上招揽人才，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人才班底，并严明军纪，争取民心。其次，他以汉室后裔的身份，通过联姻取得河北部分豪强地主的支持，逐步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这时的刘秀名誉上是更始政权的将领，实质已是独立一方的割据势力。
但这时，刘秀若冒然称帝会成为众矢之的。将遭到绿林、赤眉等势力的联合打击。所以，刘秀静观时局变化。一直等到赤眉军攻占长安，推翻更始政权，又打败赤眉军主力后才接受部将的建议即帝位。
以柔治天下创造“光武中兴”的局面
我们说刘秀是个好皇帝，一方面因为立国之初即以“柔造”治天下，另一方面还因他当了皇帝之后仍像以前一样重用人才，“尊贤下士”，并且对曾经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予以厚待。
公元41年，刘秀做皇帝的第17年，他衣锦还乡，大摆酒宴，款待父老。酒酣之际，刘秀的婶娘乘兴而起，说：“文叔小时候老实得很，柔弱温顺，连交际都不会，没想到今天做了皇帝。”刘秀听了，鼓掌放声大笑：“我治理天下，还是用柔道呢！”引得大家欢腾起来，齐声高呼“万岁”！所谓“柔道”，即怀柔施德之政。这是光武革除新莽弊政、中兴汉室的大政。
早在称帝前，刘秀听从了主簿冯异的意见，察问民情，平反冤狱，释放囚犯，废除王莽时代苛刻的法令，恢复了西汉的官名、制度，深受河北一带人民的欢迎。接着，刘秀少年时代的朋友邓禹从洛阳徒步赶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来投奔他。当日刘秀同邓禹谈论到深夜。最后，邓禹建言：“依禹之见，明公一向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叹服。当今之计，不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大业，救万民生命。以明公的才德，反掌之间，天下可定。”刘秀把邓禹的意见定为中兴大计，坚定不移，予以实现。在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他用的仍然是“柔道”。冯异率兵去攻占长安，刘秀亲自送到黄河边，赐他一辆车马，一把宝剑，嘱咐他：“长安一带老百姓受王莽、更始、赤眉的兵灾，穷困到了极点。将军此去，不一定要略地夺城，重要的是除暴安良，安定人心。你要记住：争取民心最重要。”
在进行征伐、削平割据势力战争的同时，他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的政治经济措施。
首先，刘秀注意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使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完备起来。刘秀加强皇权的方法是，仍设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任宰相，但加重尚书职权，扩大尚书机构。在朝宫中设尚书六人，分掌全国政事。尚书尽管官位低微，但“天下枢要，在于尚书”，职权极为重大。实际上逐步变成了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然后他把西汉时职权极大的三公，改为只是给那些有资望的功臣享受的名义上的尊荣，造成东汉政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局面。这种尚书台制在东汉前期起到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作用。
在加强皇权的同时，还必须集中军权、把地方权力集中在皇帝身上，这样才能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完备起来。罢除郡国都尉，是刘秀集中军权的一个措施。西汉初设南北二军，郡太守和郡都尉每年秋季检阅一次。刘秀建立政权后，下令罢除内地的郡都尉，其职务由郡太守兼任。其后，又下令地方军队解甲归田，需要时再行招募，并由中央统一指挥。这样，就减少了地方官吏控制军队的机会，突出了中央军队的地位，皇帝可一手操纵全国军事力量的调拨、调配。
对地方政权，刘秀采取将地方政权机构改为三级制的措施。秦和西汉时的政权机构是郡、县二级，西汉武帝时的十三州刺史属临时派遣，由丞相掌握，皇帝总揽。刘秀立国后，把刺史固定为州的一级长官，使地方政权形成州、郡、县三级制。刺史直接奏事皇帝，不再通过宰相。这样地方权力可集于皇帝一身。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六月，刘秀下了一道命令：“朝廷设立官吏原是为了人民。可如今县官和属吏多得无事可做。”一下子并掉了十个郡、四百多个县，削减了许多的官吏。这不仅节省了政府开支，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刘秀在确定政权制度的同时，努力扩大统治基础，实行封功臣、广泛吸收豪强地主参加政权的政策。刘秀在建立政权的第二年，封功臣为列侯，赐给食邑，最多的达四个县。对此，大博士丁恭曾劝阻刘秀，恐分封过大会影响“强干弱枝”的古制。刘秀却不以为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当公元37年全国平定后，刘秀大肆封功臣授爵位，共封功臣365人，外戚45人。这些原本是豪强地主的功臣们，经过分封，发展了政治经济势力，成为刘秀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
公元35年，刘秀采纳他人建议，采取两种办法选用官吏：察举制或任子制以及征辟制。“征”是皇帝下诏书特别征召“名流”做官；“辟”是公卿大臣及郡守自行启用有才德之人做属员。实行这种制度，使东汉政府吸收了一些有才能的人，扩大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基础。
奴婢问题，是西汉末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豪强占有奴婢制，使许多奴婢得到解放。刘秀顺应农民起义中许多奴婢已获解放的形势，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先后六次下令释放奴婢，三次下令禁止虐待奴婢。刘秀释放和禁止虐待奴婢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对封建统治的赋税收入有一定好处。
国家的稳定、富强，还有赖于发展生产、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与民休息。刘秀曾说过：“朕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刘秀自天下平定后，偃武修文，不轻易兴兵，而是给百姓创造安定的环境，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公元30年，刘秀宣布废除“什一税”制，恢复“三十税一”制。减轻赋税，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刘秀还大力提倡兴修水利，减轻和恢复战争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刘秀默许农民在起义中获得的部分土地。同时，为了解决国家与豪族之间地租分配及限制兼并土地，刘秀于公元39年颁布“度田令”，命令各州郡检查垦田亩数与户口、年龄实数。失败后，刘秀便改用移民屯垦的办法来缓和土地问题上的矛盾。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他在边郡“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
刘秀重视节俭，他特别反对厚葬的陈规陋习。他为这件事专门发布诏书说：“人们都把厚葬当作美德，薄葬视为穷酸。富人的随葬品过于奢侈，穷人为了厚葬用尽了钱财，但是在丧乱之世，厚葬者往往被人挖掘，人们这才明白它的坏处。现在布告天下，使所有的忠臣、孝子、慈兄、悌弟都懂得薄葬送终的道理，不要再做那样的蠢事。”更难能可贵的是，刘秀还反对吹捧，不准史官把所谓祥瑞和自己的功德写进史书。
刘秀本人不仅好学，而且“尊贤下士”。他把尊贤看作国家治乱盛衰的大事。他对不仕王莽朝的学士名人，更是悉数召见。凡应征召见的，刘秀均亲躬下问，量才授职。凡不愿为官的，刘秀也不强求，以礼相待，虚心咨询。刘秀视建太学重于修饰宫室，又大力提倡经学。史称他“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正是由于刘秀尊贤重学，因而儒生学士包括不仕王莽新朝的独行逸士也都愿为东汉服务了。刘秀还崇尚名节，允许知识分子结思义、讲气节、交相引、兴清议。如此提倡的结果，使东汉一代忠贞之气蔚然成风。
凡此种种，使刘秀统治时期国家政治清明，任贤使能，外戚、功臣自觉回避政治。如把365个功臣封列侯的方法，让功臣们既不干预朝政，保持荣耀，又防止功高擅权。大功臣邓禹，虽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亦急流勇退。他在战争平息后，就食邑不问政事，潜读佛书。外戚阴兴坚决辞去被封列侯，认为“外戚家若不识谦退，富贵有极，人当知足”。政治稳定，使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生产，东汉初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及垦田数逐年增加，税收也随着增加。国家从战乱萧条中逐渐恢复元气，进而繁荣兴盛。由于有刘秀的10多年和平治国的基础，东汉前期的七八十年中，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加了，垦田数和高税者也随着增加。公元57年，全国人口仅2100万，到公元105年，全国已达到5300万余人。垦田数到东汉和帝时，达到七亿三千多万亩。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刘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分裂割据的国家恢复了统一，并使国家从战乱萧条中逐渐走向繁荣兴盛。史学家把刘秀统治的这段时期称为“光武中兴”。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刘秀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绝大部分是豪强地主出身。刘秀对豪强地主的势力采取妥协和保护的方针，使豪强地主得以兼并大量土地财产，控制农民。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但刘秀奉行柔道治国，采取一些积极的统治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换来东汉的中兴局面。以德政来协调统治是他政治上维护豪强地主利益的一个补救，也是迫不得以而为之。度田令的失败是他政治上最大的遗憾，更是大封功臣消极作用的集中表现。作为太学生的刘秀偃武修文、礼贤重学、广揽人才，最终实现了中兴汉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