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照亮的既是民族国家的共有理想，也有亿万中华儿女个人价值的实现。托起“中国梦”的，不仅是国家的强大、物质的丰裕，还有圆梦的舞台。这个舞台，正如十八大强调的，就是要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用公平正义托起中国梦想，是国家之梦的应有内容，也是个人之梦的实现途径。实现中国梦，必须破除阻碍社会公平的壁垒，构筑起完善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公平正义是中国梦的基石
在2013年全国两会闭幕后的“就职演说”上，刚刚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饱含深情地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三个“共同享有”的落脚点都在“机会”上，阐述的是一种关于机会平等的政治伦理愿景，也深刻地指出了实现梦想的关键所在。
同一天，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也表示，“我们要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来自怎样的家庭背景，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应有的回报。不论是怎样的财富创造者，是国企、民企还是个体经营者，只要靠诚信公平竞争，都可以获得应有的收获。”这段话，同样阐述了机会公平对于实现梦想的重要性。
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价值取向。对一个现代社会而言，公平正义是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基本准则，是社会对其成员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是人人成就梦想的重要前提。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可以说，有权利公平，梦想才能起飞；有机会公平，奋斗才有动力；有规则公平，社会才能进步。一个合理且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应该是充满机遇的社会，更是通过奋斗实现愿望、获取成功的社会。
权利公平是梦想的开始
什么是权利公平？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黄意武认为，权利公平是指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年龄、身份、区域、职业、财产、种族等方面的差别，在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权利公平包括公民合法的生存权、居住权、迁移权、受教育权、劳动权、财产权、质询权、诉讼权等，都能平等地得到国家法律的尊重和保障。它是整个社会公平的逻辑起点，也是社会公平的核心。权利公平是实现诸如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先决条件。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指出，权利公平指每一个公民在行使或享有法律、法规赋予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上是完全平等的，权利公平是公平正义的最为基础和最为核心的内容。如果仔细分析权利公平的内部构成，权利公平还可以细分为政治权利公平、经济权利公平和社会权利公平等。权利公平的提出，无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公平正义实践中，还是在中国关于公平正义的理论研究中，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归纳的权利有十多条。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将人权分为三大类，一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工作权利等7项权利），二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人身权利等8项权利），三是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这些都是权利公平的具体规定。
机会公平是实现梦想的关键
机会公平，根据联合国大会制定的《发展权利宣言》，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所有人在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粮食、住房、就业、收入公平分配等方面机会均等”。在这里，机会公平更多的是指发展机会的公平，是指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要毫不偏袒地为所有成员提供同样的机会。机会公平并不保证社会成员之间“结果平等”，但它为每个成员的发展提供了公平参与的可能性。每个人实现自己发展的尝试与努力，不应该被设置障碍或遭到歧视。
机会公平也称作起跑点的公平，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经济、政治、社会事务的机会上，在获得各种资源的可能性上，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十八大报告论述了机会公平的诸多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都非常令人关注。一是教育公平，即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报告提出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尤其是要向农村、边远、贫困和民族地区倾斜。第二是享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机会的公平，报告强调到202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三是参与市场竞争机会的公平，报告强调各种所有制的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机会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点。机会公平即“机会均等原则”，它强调人们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的平等权利。社会应该毫无差别地给每一个成员提供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也就是说，让社会每一个成员自由选择，平等享有资源的利用。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没有任何歧视性，人人平等，人人都有机会。机会公平能够极大地调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它是社会前进与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说，机会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点。
规则公平是实现梦想的保障
规则是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的程序共同参与制定，并由全体成员共同遵守，带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政策、制度、规定、纪律、条规，等等。李强指出，规则公平也称作程序公平，指广大人民群众、社会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所有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如果说机会公平是起跑点的公平，那么，规则公平则是指在起跑以后，人们在竞争过程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在社会活动全过程中遵循同样的规则。
规则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一般而言，规则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经过一定的程序产生的，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既然是这样，规则就应该有权威，规则就应该对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超越了规则，就形成了“潜规则”和“特权”，会严重破坏公平。相对于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更重要，因为规则公平被破坏之后，会直接破坏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
事实上，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三者虽然各有侧重点，但它们所体现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要实现权利公平就必须做到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反之亦然。三种公平在内容上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互相包含、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关系。如果违反了一个方面的公平原则，也必然会违背另一个方面的公平原则。因此，也可以将其称之为三位一体的公平观。
在前述三个公平之外，许多人还提出分配公平的概念。其中，分配公平主要表现为人们实际利益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于悬殊，而不是追求所谓的绝对的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经过多地强调分配结果的一致性，即不管劳动者、经营者、管理者贡献的多寡，在分配的结果上大体保持一致，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其结果是损害了劳动者、管理者的积极性，造成了经济发展滞后的局面。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调整就是从过去的注重结果的公平，转向了注重机会、程序的公平。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表明，新的公平公正原则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经济活力与社会活力。因此，正如今年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所指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力有高低，结果会不同，但机会公平了，人们心态就平和了。
打破公平壁垒为中国梦清障
改革开放让中国增添了无穷的机会，也让社会充满了活力。然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伴随着深层次矛盾的不断显现。近年来，一系列引发舆论关注的热点事件背后，往往都凸显了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异地高考的多年呼吁，折射的是人民对教育公平的期待；“炫富”引发的滔滔民意背后，可以看到公众对分配公正的企盼；透过“萝卜招聘”等现象，折射的是公众对公平就业环境的渴求……“公生明，偏生暗”，必须打破阻碍社会公平正义的壁垒，为中国梦清障。
从出生到终老，我们有一系列待清理的公平障碍
首先是“生”。用人口学者何亚福的观点看，此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平等，比如，城乡不平等——城市地区普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农村地区普遍实行“一孩半”政策，这种政策的规定是：第一胎为男孩的农村夫妇不得再生育，而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夫妇允许生育第二胎；男女不平等——“一孩半”政策，不但造成城乡不平等，而且也造成男女不平等，它隐含的意义是：一个女孩的价值远比不上一个男孩的价值，因此需要再补生一个，这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的政策使重男轻女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也是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源；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不平等——现在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但非独生子女夫妇不许生二胎，这就导致这样一种结果：一对夫妇能生多少个孩子，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因为人们并不能选择自己是不是独生子女），而是由这对夫妇的父母决定的。当然，现在，单独二孩政策已经放开，浙江等省已经率先出台具体政策，这是我们迈向“生”的权利平等的重要一步。
专栏 北京考生进北大概率是安徽41倍
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个人能上北大，而北京每190名考生当中就有一个人可以上北大，这样算下来，北京学生考进北大的概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2012年6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其课题“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中得出结论，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是山东考生的274倍，是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专栏 高校招聘老师也要“查三代”
江苏省2013年高校师资补充供需洽谈会4月11日在省招就中心举行，大部分高校抛出的招聘条件高得“吓人”，名校只招“海归”，普通高校不光看毕业生的硕士、博士“出身”，连第一学历也有严格的要求。“硕士、博士原则上是211、985高校毕业生，且第一学历是重点高校全日制本科。”在南京农业大学展位前，一名南大博士停留了许久。在南京大学从硕士念到博士，科研能力不错，今年6月即将戴上博士帽的小林（化名）感慨工作难找。“长三角的985、211高校现在只要海归，非211学校，条件也非常严格。”南农大这一条“第一学历”把小林难住了。他坦言自己本科是在外省一所非重点高校就读的。
其次是“学”。权贵、富人的子女读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中小学，而城市贫民、农民的孩子读较差的幼儿园、中小学。农民工的子女，则更多的只能读教育质量很差的民办学校，有的甚至没有学上。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从一开始就对底层的向上流动构成了阻碍。异地高考之难，则是教学不公的另一个症结。“现在教育不均衡、不公平已经到了历史最严重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如此感叹。
然后是“业”。就业是梦想成真的前提，没有就业，就没有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又如何在实现“中国梦”的舞台上出彩呢？正如新华时评所指出的，当前，就业歧视可谓五花八门。性别、户籍等人为限制，经常让应聘者遭遇挫折，有的单位甚至要求“存款20万元以上者优先”，专门针对“内定对象”的“萝卜招聘”也时有发生。种种就业歧视伤害社会公平，影响社会发展进步。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表示，“就业歧视”正在从个案问题向制度性问题转变，有的用人单位甚至毫不掩饰地在招录公告中限制特定人群报考。这是法制建设落后的表现。很少有国家已在宪法里讲明了公民的权利，但在就业录用方面却进行公开的歧视。更严重的是，由于公权力行使不规范，一些事业单位也开始针对某些人设计录用条件。这显然助长了就业公平问题的严重性。
专栏 四大行员工薪酬超20万，是私营单位职工工资6.8倍
据2012年国有四大行的年报披露显示，国有四大行的员工薪酬差距不大，均在20万左右，其中工行员工平均薪酬最高，为22.34万元，农业银行员工的薪酬则偏低，为20.55万元。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2012年的数据尚未公布，由于2011年平均工资同比名义增长14.3%，按照2012年工资最多增长20%计算，201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50942元。据此计算四大行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3.9倍。四大行平均工资和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相比差距则更大。2011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24556元，同比名义增长18.3%，2012年的数据尚未公布，按照2012年工资最多增长20%计算，2012年私营企业员工平均工资为29467元，据此计算四大行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的6.8倍。
在就业之外，有的人选择创业。在拥有创业梦的群体中，有想摆个小摊开个小店者，有希望“开公司做老板”者，也有胸怀“把事业做大做强”者。但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时常受到各种“玻璃门”“弹簧门”的阻碍，很难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十八大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前几年社会上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实质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竞争的公平性。按企业所有制成分和行政隶属关系区别政策，是改革过程遗留的问题，近年在某些方面似乎在强化。例如，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有亲有疏，因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其中国有企业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它属“体制内”，有“行政级别”和从政府那里获得稀缺资源的优势。可以获得特许经营权，占据行政垄断地位；获得政府投资项目、获得银行贷款最为便利。即便在竞争行业，也有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两道门槛。一些重要产业的准入条件往往是为大型企业“量身定制”；而行政审批则和与政府的亲疏程度相关，很多民营企业因此被挡在门外，称此为“玻璃门”。所以，重要的是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发展环境，使各类企业在平等竞争中优胜劣汰。
再就是收入。2013年3月底，网上一份名为《兰州石化党委办公室2011年度职工住房公积金明细账》的帖子显示，名单上的52人中，兰州石化为其缴存公积金超过9万元的有10人，缴存额最高的达到12万元，平均每个月一万，这不仅高于许多人的工资收入，而且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十倍之多。再度引发舆论对国企的抨击。
专栏 农村月均养老金74元，企业退休2500元，机关退休8000元
厦门建发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游兴泉说，前些年厦门团市委一位副书记根据组织安排到建发集团工作，后来在企业退休时发现待遇差距非常大，他才拿2500元左右的养老金，而跟他同一级别的干部，在机关退休时养老金为8000元左右。
安徽省桐城市最偏远的青草镇陶冲村村民黄吉义70岁，每月可以领到55元的基础养老金，虽然这点钱只能勉强买个头疼脑热的药品，但黄吉义已经很高兴，因为以前从未“领过工资”。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城镇月均退休金1527元，农村月均养老金74元。
专栏 “屌丝”文化：社会负面情绪的另类表达
“所谓‘屌丝’，就是对缺乏上升通道，自轻自贱，而且自甘示弱的人群的描述或者自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毫不留情地指出，“屌丝”文化的流行是一种不太健康的社会情绪的反应。
作为研究影视文化的专家，尹鸿很早就从电影的角色分析中注意了“屌丝”流行的端倪。从《失恋33天》中的“王小贱”开始，“屌丝逆袭”成了最热门的电影选题。2012年最热电影《泰囧》中，其中一位主角是一个典型的“屌丝”代言人，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他的样子、状态、身份、说话方式，让一些年轻人产生了共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杰说，“屌丝”文化的产生和现实中经济社会地位的分化一样，有其必然性。一些人可能从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确处于边缘，自称“屌丝”情有可原，但也有我们眼中的成功人士称自己是“屌丝”，可能是想借助这个符号，来表达对社会的反讽。
专家认为，“屌丝”文化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如此广泛的反响有其深层的文化根源，因为它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用这个词来宣泄情绪，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另一种态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长安指出，自2008年达到近10年的最高值0.491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就一直在降低，这就说明收入分配差距事实上是在不断缩小的。可令人惊讶的是，民众的感受却似乎与此相反，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多有怨言。这确实是一种让人困惑的现实。其背后所反映的民意，在于对收入分配差距背后隐藏的不公平表达的不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导致人们感觉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来源有如下几种：第一，收入分配确实存在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低收入群体有失落感。第二，现行分配制度并不公平，没有实现劳有所值。第三，收入分配的失范现象并不罕见。收入分配不透明，灰色收入仍然存在，在这种不透明的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下，人们总觉得别人可能有别的收入渠道，收入比我更高。第四，缺乏稳定的安全预期，它带来不安和焦虑的情绪，放大了对于收入状况的不满。
最后是养老。过去10年中国在全面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着力甚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各项养老保险参保达到7.9亿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从2004年人均每月700元提高到2012年的1721元。但为什么“养老公平”呼声越来越强烈？一言以蔽之，是今天人民群众对公平的需要程度和对不公平的敏感程度大大提高了。和这种变化相比，现有养老体系中“四轨并行”（吃财政饭者、吃企业饭者、城市无单位者、农村居民）的碎片化现实亟待改变。“四轨”中，机关或事业单位的职工养老金由国家全额拨款，以员工实际收入为基数，随工资和工龄增长而增加；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由企业、职工共同负担。公务员不用缴纳养老保险却能领取高出企业人员几倍的退休金，而第一代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者仅占少数，且保障水平很低。
警惕“赢家通吃”，避免“无机会群体”出现
合理、充分的阶层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拓展底层社会成员向上流通的渠道，普通人才有实现梦想的机会。一个社会板结、向上流动堵塞的社会，是不健康的；能够让“矮穷矬”变成“高富帅”的社会，才是健康的。专家指出，教育和就业是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两大支点。但当前，靠读书改变命运似乎难度越来越大，就业的“拼爹时代”，更加大了社会不公平。
有调查显示：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1%；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另一项针对全国性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在“985工程”大学里，非农户口的子弟是农业户口子弟的2.7倍，“211工程”大学里是1.3倍。而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
相关研究证明，历史上凡是迅速崛起的民族，都可在其社会文化中寻找到群体奋斗的强烈成就动机。相反，如果人们没有发展的梦想、成就的梦想，如果人们失去希望、不求上进、自暴自弃，恰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衰落的标志。共享出彩机会，一定要防止和避免出现“无机会群体”。如果有竞争能力的群体变成了没有机会的群体，将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
过去10年尤其是过去5年，社会阶层的固化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南风窗》曾发表著名学者李北方的文章指出，“赢家通吃”的格局在10多年前便基本确立了。在这个格局形成过程中，官、学、商三者形成了顽固的同盟关系，掌控了社会的很多资源，造就了一个赢家通吃的利益集团。这种阶层结构的形成和固化花去了一代人的时间，如今这种格局已经开始了自身的再生产。这便产生了“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穷二代”等各种“二代”。在这种阶层结构下，富是富的原因，穷则成了穷的原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下一代基本上成为徘徊在城乡之间、无所归依的人，他们已经不会种地，土地也正在被侵占，在城市里也无法扎根，底层的工作根本无法保证他们高于温饱的生存需求，婚恋这种简单的需求也成了奢望。这种阶层结构是危险的，是一个可能被引爆的火药桶。
事实上，近年来，“富二代”“官二代”与“贫二代”“农二代”等热词蹿红网络。与此相关的一个个公共事件不断刺激着社会各界的神经，将“官”与“民”、“富”与“穷”、“强”与“弱”的社会断裂与对立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些事件中，当事人的“身份标签”成了不少民众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事实真相以及对错反而成了次要问题。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社会心理背后，其实是民众对于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焦虑与愤恨，尤其是对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日趋困难，而特权阶层权力代际传递不断增强的情绪宣泄。
阶层固化的背后是占有资源（包括优质教育的机会、土地等）机会、影响公共政策能力等巨大差异的固定化趋势。前述《南风窗》文章指出，这个趋势体现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层次，即不但从全国范围内看是如此，就一市县一乡镇而言，也是如此。阶层固化，下层群体便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失去“人生出彩的机会”和“梦想成真的机会”。相对贫富差距来说，阶层流动性是衡量社会更好的尺度。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所说：“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阶层固化会让某些群体对未来不再抱有希望，这是令人十分忧虑的。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减缓甚至相反，是加深了这一趋势。其中的一个悖论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表面经济繁荣的掩盖之下，社会的纵向流动可能提不上议事日程；当经济增长下滑时期，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也会成为固有利益格局再次扩充自身能量的一次机会。而到了今天需要从“社会的活力”中汲取发展动力的时候，决策者终于开始直面社会流动问题。新一届政府施政伊始，便对社会流动性问题做出了回应。李克强总理2013年3月17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承诺：“要对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进行推进，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比如说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3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再次指出，公正是社会创造活力的源泉。要从制度上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创业公平，逐步实现国有单位都能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录取人员，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劳动力合理流动。
建立和完善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体系，梦想才能自由飞翔
让人生出彩，让梦想成真，需要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正如有媒体指出的，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人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焦虑，诸多焦虑和期盼的背后，都包含了对更加公平正义的渴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三个公平”回应了公众的期待。向着中国梦的伟大目标进发，也必须从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开始。
专栏 户籍带来60多种城乡不平等福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2月26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探讨城镇化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辜胜阻透露，在户籍制度上有60多种城乡之间不平等福利，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仅公共服务一项就需花费10万元/人。
辜胜阻表示，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最大的引擎。城镇化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是实现平等的新理念。辜胜阻认为，两亿多农民工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职业的转变，但是他们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化。所以，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体现在农民工新的社会阶层。这次的新城镇化重点是“人”，也就是实现让农民工彻底地转移。
辜胜阻强调，与此问题有关的是户口、户籍，在户籍上有60多种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福利。应该说，户籍是最不平等的，这一次改革就是要针对户籍推动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以制度改革实现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自古以来，民众都期盼良善而有作为的主政者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好的主政者往往可以为社会的公正和发展创造条件，但在现代社会，社会公正的实现更多地依赖于良善的制度和法律。可以说，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要真正落实权利公平，最重要的是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制度保障。具体来说，要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同时，要梳理现有法律制度，消除制度不公，推进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的实现。如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制造了城市居民和农民双重身份，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分配不均，这不但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且也影响着农村孩子们的发展机会，导致农民工进城难以享受市民待遇，异地高考等问题。政府必须推动制度改革，纠正不平等的资源、权利、机会分配，还有利益分配的行动。具体改革应包括：尽快建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减少直至最后消除垄断行为对市场的破坏，推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尽快消除公民的身份差异，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就业歧视现象；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坚决遏制权力寻租现象，将各种灰色收入阳光化，重塑勤劳致富的理念；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同时，加快实现社会保障水平的均等化。
总之，制度变革是追求梦想不可或缺的条件。有梦想就有方向，有机会就有舞台，有奋斗才有未来，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一切才皆有可能。
让明规则战胜潜规则
“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3年3月17日会见中外记者时讲的这句话，成为舆论持续关注的一个亮点。这是李克强表示要“推动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不断理清有碍社会公正的规则”时明确提出的观点。
按照一些媒体的分析，当前各类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根源，就是规则不公平。它既包括某些规则本身的不公平（定立环节），更主要地体现在规则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选择性。显规则变成软约束形同虚设、潜规则不登大雅却肆意流行，并不少见。这不仅伤害了社会成员应有的权益，而且损害了法治的尊严和公信。没有规则公平，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的落实也都变得不可能。
而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表明，真正的机会公平总是和程序公平、规则公平连在一起。社会规则中必须蕴含对弱小者的照顾，人人能逐梦社会才稳定。这里有两个例子引人深思，在美国幼儿园复活节找彩蛋活动中，年纪大、体格强的孩子会被靠后安排一点；年纪小、体格弱的孩子则少许靠前。在香港大学入学选拔中也会对贫民家庭有所关照。这提示我们，秩序和谐、社会阶层流动，都要求规则设计对弱小者有所照顾。
如何保障规则的公平性？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完善规则的制定。有的规则不够科学需要完善；另一方面就是规则定了以后，要不折不扣地去执行规则，按规则办事。如果不按规则办事，就应该追究责任，甚至从法律上去约束。
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社会已经存在“潜规则”盛行的现象。《人民日报》2013年4月11日《“求人之风”为何愈演愈烈？》的评论指出，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社会现象：孩子上学，没被正常录取，走预留名额的路子需要求人；调动工作，必要的手续之外，打通一些关节需要求人。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很多求人的事，求人的主体上自高级官员下至布衣百姓，求人的对象则包括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在求人的怪现状里，原本靠制度、靠法律应办的事变得几乎事事求人，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从而形成了潜规则，衍生出权钱交易，也在客观上助长了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如何消除潜规则？有专家指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所谓“人情社会”，带来的必然是一系列妨碍社会公平运转的东西。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增加制度和执行程序的透明度和公开化，让社会大众能监督程序和制度的运转过程，让社会大众能参与到社会大多数程序、制度的制定及运转中。也就是说，规则公平只有通过向社会打开大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接受各方监督才能逐步获得。
用法治为社会公平保驾护航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屡屡爆出的“房姐”“房妹”事件为当下时代更广泛意义上的“不公”提供了一份解剖切片和一个注脚——造成“中国式不公”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公权力失去有效的制约。解决公平问题，就要约束权力，让公权在阳光下运作，抵制权力腐败，优化政治生态。
有专家指出，用一类规则对一群人，用另一类规则对另一群人；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种种特权的存在是规则不公平的体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增基认为，规则公平的理念就是依法治国的理念。我们的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法治的核心灵魂就是制定出了规则以后，大家在规则面前是一律平等的，不论职位高低，不论贫富，不能有特权，权不能大于法，个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从这个角度说，依法治国、司法监督是保障规则公平的有力武器。
司法公正是一个社会最后的公正，也是最基本的公正，是公正的最后保障。没有司法公正，现实的不公正都失去了纠正的可能性。尤其由权力所带来的不公正，就难以被司法所修正，社会由此也就丧失了公正得以救济的法律底线。因此可以说，唯有法治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有效方式。法治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把指导分配的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并具体化为权利和义务，实现对资源和利益实行权威的、公正的分配；法可以为和平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最终使我国社会成为资源分配公平、利益均衡、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这其中，法治运用了利益均衡的法律机制，也运用了制约权力的法律机制，并通过保证立法和司法公正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公正。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人们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利，更大的发展空间。人们希望能有效监督政府行为，希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希望能看清一笔笔纳税人资金的流向；人们希望更多地参与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希望更加便捷地提出批评建议，尽情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希望能以自己的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使自己的人格尊严、各种权益受到充分尊重。
因此，为了创造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发展的机会，在法律方面，必须继续完善与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有联系的法律法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规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合理区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在国家与家庭之外培育各种社会活动空间，特别要以法律规范权力，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总之，用公平托起中国梦想，需要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均衡、规则的透明。“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只有不断建立和完善公平正义的社会权力保障体系，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才能让更多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才能让每个人的梦想都能开出灿烂的花朵，进而汇聚成磅礴力量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