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历史时期，美国家长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社会实验。我们正在寻求与孩子之间的一种新的亲密关系。无数父亲，与他们自己的父亲相反，正试图更多地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关注孩子的问题，乐于告诉孩子自己的愿望与弱点。现在越来越多的母亲外出工作，因此照顾子女的父亲的数量在不断上升——2002年，26%的父亲在妻子上班时至少照料一名未满15岁的儿童。9%的父亲则承担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父母双方都意识到家庭中隐藏的问题，因此寻求与子女坦诚相处的方式（在毒品和性方面也是如此）——这是前所未闻的。似乎越来越多的父母将孩子视为同伴——中产阶层父母与孩子共处的闲暇时间超过以往任何年代。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父母以自己与孩子的亲密关系为荣。一些家长甚至炫耀自己是孩子“最好的朋友”。
当然也存在完全相反的明显倾向。从孩子生活中蒸发的父亲的数目大得惊人——研究表明，1/3的非婚生子女及父母离异的儿童几年后就中断了与父亲的联系；再过几年，就只剩下1/
的孩子还可能见到父亲，而且最多也就每周一次。过去约40年中，随着女性加入就业大军，她们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明显减少。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显然许多家长正努力根据这个不同的时代来调整其养育行为，并开创了一种与孩子相处的新方式，这对孩子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好处。
尽管这些崭新的亲密关系令人振奋，但它们带来的风险也存在于孩子发展的几乎每一方面。最令人关注的是，在借助儿童满足自己的基本情感需求之时，许多人无意中使孩子失去了道德成长过程中关键的发展经历。要变得成熟，学会赞赏、确定理想，孩子在某些发展阶段需要将父母理想化——这是孩子学习父母道德品质的有效方式，但在其他阶段则需要从父母身边独立出去。然而，许多人无意中让孩子难以对我们产生安全感，而在应该独立的重要时刻很难独立——“放手”让孩子独立对我们非常困难。此外，我们中许多人的行为使得孩子很难将我们理想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将孩子理想化了。
关键是不要试图让时光倒流，回到父母从未想到要去接近孩子的那个时代。但在进行这项伟大实验时我们缺乏指导，脑海中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模式可供借鉴。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样的亲密关系对孩子是有益或是有害的。为什么许多人很难“放手”？我们如何才能解决这些困难？我们怎样才能更多地参与孩子的生活——和他们一起共度更多休闲有趣的时光，与此同时又能促进他们的道德和情感成长？
面临的问题
内德·沃特斯是一位英俊热情、略显谨慎的45岁男子，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郊区长大，有三个兄弟姐妹。他说自己家中“竞争性极强”且相互间“非常冷漠”。多年来他努力与其中的一个兄弟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但与其他两位之间的关系就相当脆弱紧张。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母亲总让孩子们相互竞争。他大约每月看望一次父母，然而每次不是气得开口斥责他们，过后感到内疚，就是因为遏制心中怒气而感到精疲力尽。过去10年中，他与妻子的关系有时非常亲密，有时也会让他烦恼——他认为妻子的心思几乎都放在孩子和患有慢性病的母亲身上，自己怎么努力也只能得到一点儿关注。
他与长子吉姆的关系则截然不同，他们间总是极为亲密。“父亲没有真正理解过我，陪我的时间也不多，所以我希望与儿子吉姆能更亲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相当完美。我们一起时感觉棒极了。从未有人对我如此亲近过。”
但吉姆进入青春期后，一切开始改变。“从前晚上我们常一起看书，或者他会坐在我的膝上看电视。现在我回家时，他总在发短信，或是在和朋友打游戏，我则被冷落一旁，好像我根本不存在。有回我出差两周回来，迎接我的也不再是家门口热情的拥抱。最近有时我也不想见他。我可以和10岁的杰克待在一块，但内心深处我知道，杰克进入青春期后一样也会离开我。怎么会这样呢？从来没人告诉我会这样！这太令人痛苦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呀！”
父母因为急于得到孩子认可而对他们过于宽容放纵，过去10年中这方面的研究已为数不少。采访中，父母自己也常常对此抱怨不断：“邻居养育孩子时没有一点尊严，”一位家长如是说，“他们总担心孩子是否喜欢自己。”这种忧虑很有理由。如果父母过分依赖子女的感情及认可，他们就会失去主心骨；他们更急于迎合孩子的每个需求，在孩子的怒气面前退缩让步：崇高的道德标准与有效坚定的原则被抛诸脑后。然而对孩子的这种依赖对孩子道德发展所造成的损害更为微妙，但其形式更常见，后果更严重。
显然，许多家长养育子女时投入极大心血，而且在孩子的婴幼儿期深切地感受到与孩子之间和谐共生的联系。对于像内德这样的人来说，此阶段为孩子的青春前期，孩子约在7～12岁之间——此时的孩子容易相处、顽皮有趣、讨人喜欢。
这类亲密关系对孩子与家长来说往往十分美好。像内德这样的家长与父母及兄弟姐妹关系并不融洽，因此觉得这种共生的亲密关系正是他们一直所渴望的：能有一个人一心一意关注他们、对他们充满感情，而对他们的缺点却视而不见或能够轻易原谅。事实上很难夸大父母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包容一切毫不含糊的爱时所感到的完整性的深刻意义——他们觉得世界终于恢复了正常。难怪许多家长将子女以及同子女的关系理想化了——这种理想化对父母的安全感与完整感都极其重要。
但对孩子而言，这种理想化带来的则是另一种影响，可能危及他们以健康的方式独立，以及他们道德价值的形成。青少年的独立与关键道德品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比较父母与自身以及其他孩子与成人眼中的自己实现的。正如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EriksOn）所说，世界就像一间实验室，在实验室中他们不停地将自己归类，再归类。例如，一名十几岁的少女可能在不同派系间摇摆，或有着多位导师，在此期间十分留意哪种关系能够激发“真实的”自我。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健康的青少年形成了自我界定或自我意识，使得新旧角色得以巩固，并融入了父母的道德期望及标准，表达出内心的某种自我认知。（认知并非就此锁定——尽管人们普遍如此认为。但成人的自我意识更具组织性及更强的一致性。尽管成人也可能具有多种自我表征，可能感觉到在不同环境中自己表现不同，也可能经历认知的变化，但他们发展了一种叙事能力，形成了自己的经历，从而将不同的自我概念结合起来。）
这种连贯独特的自我意识正是成年后的道德核心。渐渐地，这一自我意识将帮助孩子们成年后将他人视为独立且独特的个体加以欣赏，使他们能与其他成人——包括自己的父母以成熟互惠的关系相处，能够真正不吝付出，并勇于承担责任。
相反，不健康的分离方式对孩子的道德发展可能造成各种损害。一些孩子承受父母需求的重压，从而努力摆脱父母，转而过分依赖同伴的标准及期望。一些孩子因为感到被迫对父母负有似乎陌生的责任而挣扎着；有的孩子则受到了束缚，其发展健康关爱关系的能力亦受到了阻碍。我曾经治疗过一名14岁的女孩，她仍严格遵循父母的轨道运转，急于博得他们的欢心。她难以与同伴沟通，期望别的孩子像她的父母一样，能迅速根据她的需求进行调整，而且对青少年正常的玩笑感到不安——因为她的父母不喜欢开玩笑。她变得越来越不讨人喜欢，开始成为同伴的笑柄。她表现得极为重视道德标准，显得比他们优秀（她变得过于成人化），结果只能使自己与同伴之间更为疏远。
因此，为了孩子能以健康的方式独立，家长也必须学会独立。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放弃对孩子自我界定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满足感，如何放弃成为孩子生活中心的自我陶醉。虽然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高标准的道德期望，我们也必须后退到孩子意识的边缘——甚至要暂时容忍孩子认为我们无足轻重、对我们“视若无睹”的态度，为的是使孩子的同伴与其他成人影响他们的自我界定，并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对我们来说最难做到的是放弃这种影响，即便是在孩子开始变得陌生，或与我们的期望产生了差距之时亦应如此。研究心理学家唐娜·维克（DOnna Wick）指出，家长往往也觉得自己在与孩子相处时处于“最佳自我”状态——宽宏大量，充满爱心，灵活变通，但在孩子步入青春期时，他们必须痛苦地放弃这些引以为傲的自我形象。
对于那些心理完全健康的家长来说，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他们与青春期孩子的分离也并不容易。面对分离，许多家长会觉得突然被驱出了天堂，就像是被人从子宫中剥离出来。心理学家现在讨论的是家长对与十几岁孩子的分离所感到的“悲伤”。波士顿的一名心理医生半开玩笑地说，现在的家长患的是“放手障碍症”。家长通常感觉受到排斥、无人欣赏、信心不足。像内德一样，有些家长感到不知所措：“从来没人告诉我会这样！”我们的一名受访者是位50来岁富有思想的母亲，她对我说：“我与丈夫的关系很亲密，但与女儿的关系更为密切。我从未体验过如此毫无拘束、毫无矛盾的关系。可在她13岁那年，她突然就不理睬我了。那太可怕了。这对我是巨大的损失，而事先我却没有任何准备。这是我最痛苦的经历。”
对于大多数家长而言，这些与孩子分离的感觉短暂平静，不会对孩子造成危害。但若是孩子被理想化或肩负父母“最好朋友”的身份，或家长像内德那样依赖这些关系来填补自己其他主要关系中的空缺，或借此治疗幼年的创伤，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是这样，家长退却畏缩、幻想破灭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呀！”内德愤愤不平。在愤怒与痛苦的迷惑中，一些家长失去了从孩子的角度看待问题或无法理解孩子变化的能力。“儿子开始疏远我时，我的情绪坏透了，就像我们之间竖起了一堵墙，而我看不到墙那边的他，”一位家长说。为了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受伤的父母可能降低自己对孩子的道德期望。“儿子开始疏远我时，我不再动辄与他争论，因为我不希望进一步破坏我们的关系，”一位母亲告诉我，“他对我的朋友不够礼貌确实快把我气疯了，但我又不愿意苛求他。回想起来，我是本该坚持的。”还有些受伤的父母对挑衅和常见的恼人小事反应过度，而这些都是青少年可能带来的无数问题。这些家长容易发怒，或像内德一样，容易退缩。无论是哪种情况，孩子都失去了一个安全的基础、失去了获得父母道德引导的途径。我曾与内德一样的父亲谈过，他们正在应对的一些特别棘手的情绪可能妨碍自己与孩子的分离。与自己父亲不同的是，他们努力与孩子保持更为亲密的关系，而在孩子进入青春期时，他们感到自己生活中这一重大事业遭到了失败。他们头脑中或许也没有“放手”这个概念或样板——因为他们的父亲并未提供这方面的经验。
还有一些家长无意中抑制了孩子的独立性，因为他们事必插手，并且严格控制孩子的闲暇时间——例如，声名不佳的“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ParenTs）始终在孩子上空盘旋，并定时俯冲以排除可能出现的任何“危险”。还有一小部分家长不遗余力地阻止孩子的这种分离。一项名为“母女计划”的项目就发出倡议，邀请母亲从女儿7岁时开始带她们一起参加讨论会，目的是为母女间将会出现的紧张关系做准备，同时也避免孩子今后可能出现的叛逆。
青春期来临之前孩子变得更加独立，在这些发展阶段，父母内心同样也会经历挣扎，这也会对分离产生影响，而分离是孩子道德成长的关键。研究心理学家维克谈到一位母亲无法容忍与宝宝的分离——她说自己嫉妒保姆，对于自己不在时宝宝“哭闹”的表现，她虽然觉得厌烦，同时却也感到高兴，因为这表示孩子对她的依恋。孩子上小学时，一些家长也很难接受分离；现在的夏令营也不同于从前，有些家长不断给孩子发电子邮件，还让他们带上网络摄像头以便时时监控他们的活动，或是违反规定偷偷把手机塞给孩子，或不断纠缠工作人员，为的是获得孩子的消息。
而如今这些分离产生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孩子青春期的结束而结束。近年来有许多研究揭示，一些大学生和年轻人依然无法离开父母，这对他们的成长具有毁灭性的打击。
2007级将近50%的大学生说毕业后准备搬回家至少住上一段时间，1018～25岁间的年轻人中有80%表示前一天曾与父母交谈过，年轻人在这方面的变化令人吃惊。我并非简单附和那些喜欢嘲讽20来岁娇生惯养的年轻人的专家论调。许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与父母一起生活，因为在美国的经济结构中他们经济上无法独立；而且刚步入成年时，他们或许会感到茫然失落，这是危险的迹象，若是父母能给予他们安全感，那是大有裨益的。同时，也不应认为年轻人在大学期间依然希望与父母保持直接亲密关系是一种病态。在许多国家，年轻人的独立通常并非始于大学期间，而他们大多数在大学期间仍与父母保持的牢固密切的关系并不妨碍他们之后成功地独立。
但在一些情况下，年轻人无法离开父母是因为他们自幼一直被父母当作幼儿对待，根本没有能力自立。研究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发现，孩子幼年时接受的过于焦虑且令人窒息的养育方式将使孩子变得脆弱、抑郁、易受他人左右。一些大学教职员工担心，在科技手段的帮助下，现在的大学生与父母的关系过分密切，这正是强烈依赖的原因及表征；孩子离家上大学时，父母做好了一切准备，只差没在他们身上植入电话线。“我儿子从不打电话！”最近有位家长向我抱怨：“每隔一天我才能和他说上一次话。”还有一些家长希望插手孩子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最近我和儿子去参观一所大学，在参观宿舍时，有位家长问浴室里有几个隔间，另一位则询问是否有轮流淋浴的安排表，第三位问“洗衣机是投币的还是刷卡的”。“我真希望父母除了我之外能有些别的爱好。”一名年轻人这样告诉心理学家大卫·安德雷格（DavidAnderegg）。大学院长与顾问将那些离家后依赖性很强且脆弱的学生称作“茶杯”和“松脆饼干”。
稍后，我将在本章谈到养育中的某些姿态与指导方针可以帮助父母确定与孩子间的界线。在此我想先强调几点。首先，养成与孩子经常进行有意义的交流的习惯非常重要。例如，研究表明一家人定期共进晚餐很有必要。除此之外，关键是让孩子选择何时与我们相处以及相处多长时间。“我给自己的建议是留意孩子的行为，我觉得这样令人放心，”克利夫兰的一位母亲说，她是一名从事家长教育的专业人员，“有时儿子常从大学里打电话来，有时几乎一个电话也不打，而这很大程度上是他的需求的反映。但这就是他努力走向独立的方式，如果我信任他，密切关注他，我想他会健康地获得独立的人格。”
其次，我们也可以不时自问是否无意中与子女建立了不健康的依赖关系。上文提到的那位母亲感到保姆亲近孩子对自己产生了威胁，她能意识到这点就是自知的重要表现。在孩子走向独立时，我们也可以记住一个简单事实，即孩子渴望独立体现的是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牢固融洽，而非令人担忧不安的状况，孩子也许根本不会体验到我们所感觉的亲密关系的消失，他们衡量亲密关系的方式可能与我们不同。有时我看到有的家长谈起自己能常常与孩子谈话而喜形于色，或是因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而闷闷不乐，但是正如那位母亲所言，这些谈话的频率并非亲密关系的标志，并不频繁的交流一样可以代表健康安全的亲密关系。
理想化的重要性
几年前，在去芝加哥的飞机上，我跟身旁一名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子交谈起来。我们谈到孩子。他愉快轻松地提起自己极为重视与17岁儿子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也都谈到这种亲密与我们自己与父辈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
但随后他的话令我震惊。我突然意识到，事实上我们所指的亲密关系完全不同：“我真的很喜欢与儿子和他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好像我们都是平等的，我和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在一起时很开心。”
如果父母过于依赖孩子以获得亲密关系，就可能破坏孩子道德成长中的另一个重要进程——理想化。大多数孩子在整个儿童时代自然而然地将父母理想化，有时青春期仍是如此，在他们眼中，父母镇静从容、永远正确、无所不能。而这种对父母的理想化是孩子发展成熟及内化价值观念与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著名心理分析学家海因茨·科胡特（HeinzKOhuT）指出，不仅是成人的镜像作用，还有成人对孩子充满信心的期望、他们的价值观念及理想，都对孩子自我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成人是孩子此时崇拜的对象。
而父母将子女理想化，或希望成为他们朋友，则可能以许多方式扰乱了这一过程。显然，如果我们像上文这位父亲一样认为孩子与我们没什么不同，或是未能展示我们的权威，孩子要将我们理想化就要困难得多。孩子将失去效仿我们的动机——因为我们所传递的信息是他们已经与我们一样了，而且，如果孩子认为我们拥有的道德智慧或权威并不比他们多，那么这个世界将令他们感到恐惧。
如果孩子常常觉得必须照顾我们或面对我们的脆弱，他们自然也不会将我们理想化，而无数孩子从小就被父母当作兄弟姐妹或同伴般看待。在许多类型的家庭中，无论是单亲母亲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贫穷家庭，还是父母情感脆弱的富裕家庭，都存在父母让孩子照料弟妹，甚至某些时候还要关照父母的现象。
另一类父母则总是围着孩子转，事必躬亲，也可能使孩子很难将他们理想化。如果父母总是为孩子服务且对他们几乎没有信心或信任，那么他们将很难获得孩子尊重。此外，孩子需要效仿我们，内化我们所欣赏的道德技巧和品质，但事必躬亲的父母却几乎没有给孩子任何机会或理由效仿他们。孩子需要经历科胡特所谓的“适度挫折”——他们必须体验我们有时未能满足他们需求的感受，这样才能有机会有动力学习如何独立，才能培养出我们所欣赏的品质。
保持亲密抑或保持距离
“在这点上我比父母要糊涂得多，”旧金山的一位母亲西尔维亚告诉我，“他们很清楚自己是父母，知道养育孩子不是一场对话。这也让我引以为戒。我希望和女儿更亲近些。我希望知道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并且希望她能将自己的想法与感觉告诉我。但我也知道自己是个成人，应该期望别人以对待成人的态度对待我。我希望黛比生我气时能告诉我，可当她对我说‘妈，您真是个白痴’时，我心想我绝不会这样跟我父母说话。弄清楚这一点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事。”
尽管一些家长并没意识到亲密关系对孩子造成的损害，但许多人都感觉到自己的确面临着困境——这些困境对孩子的道德发展存在重要影响，而直接原因正是我们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例如，有些家长像西尔维亚一样，发觉自己愚蠢地在权威与朋友的身份之间转换角色。他们希望孩子与自己相处时感觉轻松舒适，如，他们让孩子觉得可以批评他们；或者希望可以和自己十几岁的孩子相互戏谑，就像同龄朋友间的关系一样。一旦面对孩子的戏谑或批评时，他们有时却又觉得孩子逾越了一条界限——而这条界限在孩子看来往往没有定规且难以理解，此时父母就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冒犯。我当然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前一刻我还在与孩子一起谈论老师某个愚蠢的评论，转眼又会强调尊重老师有多重要，这种转变让孩子感到迷惑，让他们觉得虚伪，而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
还有些家长发觉，因为与孩子关系密切，他们面临着不知如何应对的复杂的道德困境，这往往涉及孩子的秘密。例如，13岁的欧文跟母亲说有个秘密要告诉她，说他为朋友约翰感到担心，因为几乎每天放学后都有人朝他掷石头。但他告诉妈妈，如果她将此事告诉约翰的父母或老师，同学就会瞧不起他。因为自己是儿子值得信赖的知己，欧文的母亲必须反复考虑后才能打电话给约翰的父母——她得想出办法既可以帮助约翰，也可以防止欧文受到排斥。希拉的父母与希拉及其朋友的关系都十分亲密；希拉的一个朋友透露自己十分沮丧，再不愿和父母说话——此时希拉的父母必须决定是否应该干预，以及如何进行干预。玛利亚向父亲承认，之所以没有告诉他自己周六晚上的去向，是因为她不想让父亲知道自己参加的那次聚会上有人喝酒。但事后她父亲却不知道是该惩罚她，还是该称赞她的诚实——他对自己与女儿之间的亲密关系感到骄傲，并曾告诉女儿他觉得这一关系中诚实是最重要的。
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还可能从其他两个方面危及他们的道德成长。另一位接受采访的家长清楚地意识到，有时她会为儿子应受惩罚的行为开脱——“因为我非常了解（我的孩子），知道他每一行为的原因”。一些陶醉于这种亲密关系的父母也可能高估自己对孩子的理解，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从而忽视孩子成长中存在的风险——他们并不要求十几岁的子女报告自己的行踪、允许孩子晚归，并且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保护孩子防范朋友可能带来的危险。有时父母考虑得并不周全，例如周末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因为“我们想向孩子证明我们非常信任他们，”一位住在郊区的家长这样告诉记者梅利莎·卢德克（MelissaLudTke）。
健康的亲密关系
对于这些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出现的挑战与难题并不存在简单划一的解决方法。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许多家长努力进行的都是一些有时看似矛盾的工作。我们既要告诉孩子要对他人负责，又要为他们保守秘密；既要坦诚自己的脆弱及缺点，又要让孩子能将我们适度理想化；既要尊重孩子的判断与自由，又要知道何时必须行使自己的权威或坚持要孩子服从；既要培养与孩子友好亲密的关系以满足自己的重要需求，又必须灵活变通，为孩子的独立以及进入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做好准备。
尽管成为这样的家长没有一定的常规或方案可循，但有一些准则可供参考。
首先我们要设法摆脱一些陈词滥调的讨论，即应该与孩子保持亲密关系，还是应该扮演传统的权威角色——似乎为人父母只有这两种选择。最为理想的方式是与孩子进行交谈，这有助于让我们根据情况了解何时应该考虑孩子的意见，何时应该坚持让孩子服从，何时必须告诉孩子我们无法为他们保密，何时坦承自己的缺点，何时应该保持亲密关系，何时必须坚持我们的权威；再有，就是如何做到上述这几个方面。要明白何时必须及如何坚持权威，我们就有必要理解处于特定情形下的孩子如何体会与我们的关系。上文提到，西尔维亚的女儿称她“白痴”时，重要的是西尔维亚不能从她与自己母亲关系的角度去评价这句话，而是要从自己与女儿以往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其具体含义。这究竟是种亲密的表现还是不尊重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该打电话给每天被人掷石头的那个孩子的家长之前，我们应努力收集更多信息、权衡各种因素——如果我们没能保守秘密，对孩子意味着什么？泄密是否会使孩子不再向我们吐露心声，若有人处于更危险境地时他们是否还愿意告诉我们？接到我们电话的家长可能做出积极还是消极的回应？尽管采取行动是必要的，但致电学校顾问或更有能力影响那个家庭的其他成人效果是否更好？学校顾问是否会为我们的孩子保密？这些问题事先都应考虑到。
但是，也许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到自己正在与孩子一起经历关键的发展阶段，而我们应对发展中挑战与任务的智慧也在不断增加。虽然心理学家已经仔细研究过孩子如何将父母理想化，这种理想化又是怎样消失的，却几乎没有资料或知识针对的是父母对子女的理想化，以及父母应如何克服因理想化消失这一特殊的幻灭过程所产生的失落感。尽管我们总是担忧孩子能否健康地摆脱对父母的依赖，我们却很少考虑父母能否积极地摆脱对孩子的依赖，更遑论在这种相互独立中给予家长指导。
虽然有待研究证明，但现时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扮演的不是一个无意识的角色或仅仅是起到榜样的作用，我们还要忍受某些损失——可能勾起我们曾经有过的种种渴望与创伤的损失。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我们必须意识到度假时将孩子留在家中，或送孩子去野营，不仅对培养他们的独立性非常关键，更有助于我们摆脱对孩子的依赖，这样我们才能学会面对这些分离所带来的焦虑与脆弱。这还可以帮助我们认真看待与自己父母的关系——我们是如何期待孩子给予我们某种连父母都未能提供的情感寄托，我们又会怎样在无意中重复我们自己父母的行为。最近我和一位名叫帕姆的母亲进行了一次交谈，她对自己与父母关系的反思与理解，使她轻松地让5岁的女儿健康地走向独立。帕姆曾对女儿的“无礼”感到愤怒。但正如她所说：“从某种程度上看，女儿的行为并不值得我那么愤怒——我生气是因为有时她对我肆无忌惮。但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愤怒的原因……看到女儿长大，变得比我幼时更独立，我感到极为悲哀与愤怒……在我走向独立时，我母亲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能意识到女儿的独立性或许正是我比母亲更成功的结果。而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对女儿更感同情，对为人母亲更有信心。”我们也应当注意，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可能会影响或削弱我们与其他成人的关系，包括我们深爱的人以及或许对我们为人父母有所帮助的人。一次大范围的调查表明，与20年前相比，现在的美国父母拥有的知己数量更少。
这项有关亲密关系的伟大社会实验的成功或失败将影响今后好几代人。作为父母，我们始终应该扪心自问：对于我们的养育方式，下一代的父母将欣然接受还是试图改变？他们是否希望在养育子女时再现我们与他们的亲密关系？还是说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关系是一个需要纠正的问题，甚至是幼稚得危险？或者他们会选择扮演更简单的权威角色，希望在他们与孩子之间划出一条更清晰的界线？
答案显然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我希望我们永远不再回到父母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接近孩子的那个时代。那时很少有人将养育孩子视为一种多层次的深奥关系，而是普遍认为这只是一系列任务——无论如何界定这些任务。可以为孩子提供情感依靠与帮助的父母对于孩子大有好处。但如果我们寻求这种亲密关系，我们就必须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艰巨的责任，进行谨慎认真的自我反省，忍受放手让孩子走向独立时的失落感，经历模糊不清的阶段，审慎无情地剖析我们为孩子以及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