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点左右，天雾蒙蒙的，儿子正在附近一个镇子参加篮球联赛，我则同几位家长在一旁观赛（篮球常是全家人的爱好）。我身旁坐的是迈克，40出头，为人友好热情。我们是在赛季初始认识的。迈克的继子，12岁的克里斯也参加了比赛。克里斯又瘦又高、很有天赋，但在赛场上很少将球传给队友。几周以来他一直如此，这显然让其队友心生怨气。迈克似乎对此毫无察觉，看到克里斯频频得分，他激动不已。我犹豫着——是否该提醒迈克或教练一句？然而正在我踌躇之时，迈克挑起了话头。他很随意地提到，一位队友的家长曾向他抱怨克里斯不愿传球给别人。他听了有些不安，也并未轻视这个问题。但他告诉我由于学习障碍，克里斯成绩很差。“我不想和他提这件事，”迈克说，“篮球对他太重要了。球场是他唯一表现出众的地方。”
欣赏能力
身为父母和导师，我们有责任保护孩子免受某些破坏性情绪的影响，诸如强烈的羞耻感。但我们同样也有责任培养孩子某些积极的情感与能力。我曾提到，有一种能力是几乎所有道德品质的核心，那就是欣赏他人的能力，一种理解与尊重他人的能力，包括欣赏背景与观点不同于我们的人。欣赏能力不仅可以遏制破坏性冲动，还是社交与情感技巧的基础；这些技巧包括每天善待他人的艺术，对尊严与尊重的把握——本能地知道如何及何时称赞或批评，何时应该坚持，何时应该倾听，如何助人而不以恩人自居。深层理解与尊重亦可激发，有时甚至必然会导致道德行为。小说《哈克贝利·费恩》（HucRleberry Finn）中哈克拒绝交出奴隶吉姆，他蔑视那个时代根深蒂固的标准，屈从于他眼中自身的道德弱点；在这些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欣赏能力所产生的道德力量。
我们先回头看看如何培养孩子的同理心（emPaThy，亦作“共情”），这是欣赏能力的基础。孩子天生对他人悲伤有着强烈反应。例如，婴儿听到其他婴儿啼哭时也会大声啼哭。然而这种能力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则大半取决于父母的一种能力，某些心理学家将其称作是“镜像”（mirrOring），而精神病学家丹尼尔·斯特恩（DanielSTern）则称之为“调频”（aTTunemenT）。同理心源自父母对孩子温暖的无微不至的关注。如果父母能够坚持直觉感知追踪孩子的情绪与感受，并对其有所回应——例如在婴儿快乐尖叫时面露喜色，头手随着婴儿内心节奏轻快舞动，或在婴儿感到沮丧时扮个会意的鬼脸——孩子便开始感受到日益增强的共情联系。
在成人的正确引导下，孩子的同理心开始演变为欣赏他人这一更为复杂的能力——这一过程大多是在小学阶段。孩子需要成人的欣赏，也需要成人欣赏他人的榜样，需要成人直接引导他们去关爱他人，甚至包括在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人们——而迈克恰恰没能做到这一点。保罗是芝加哥的一位家长，他记得自己在女儿大约4岁时就教她从餐馆服务员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我想让她明白这些人真正想做好一份工作。我想让她懂得尊重他们、懂得如何帮助他们将工作做得更好。”
孩子还可以通过欣赏我们来培养这一能力。我不是指要将自己的需求摆在第一位，而是必须对孩子有些基本要求：如对父母的慷慨说声“谢谢”，在大庭广众中不能对父母视若无睹，对家庭生活中的大事表示些许兴趣，并意识到可能给父母造成的负担及风险。例如，对于一位18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就很有必要考虑到如果有人携酒参加他举行的聚会，将给自己父母带来怎样的法律风险。我的意思还包括坚决不能容忍孩子将我们当成空气或擦鞋垫。正如一位家长所说：“我常看到十几岁的孩子当众辱骂自己的父母，而父母也都忍气吞声。真让人震惊。”
孩子也希望成人认为他们能够帮得上忙，不管是照顾弟妹，帮邻居购买杂货，或做些日常家务。要求孩子帮忙不仅可以培养关爱的技巧，而且使得照顾他人成为他们一种本能的行为。他们也需要父母教授基本礼仪。“身为20世纪60年代末的家长，过去我们认为教授孩子礼仪是中产阶级的行为，”一位年纪较大的家长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的教训是如果你没有教授孩子基本礼节，他们根本就不会遵守礼仪。”
然而，许多父母都未能培养婴儿的同理心或较大孩子欣赏他人的能力。有一些家长过于自恋，无法真正体会孩子的经历，或者完全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释孩子的经历。有些家长太忙，或过于心不在焉，无法进入孩子的世界或给予稳定具体的指导。有些家长幼年时就没有接受过正确的养育，因此没有可以效仿的榜样——这些行为与反应的榜样影响着绝大多数成人，而且在他们为人父母之后几乎都会奇迹般再现。这些家长往往必须与自己的本能抗争才能成为合格的父母。他们大多能够提高为人父母的技巧，但通常必须接受某种治疗或综合疗法，或是接受强化的家长教育。
父母面临的新困境
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更多父母之所以无法培养孩子欣赏他人的能力存在另一个原因——出人意料的是，这些父母大多对教育极为重视。每代父母养育子女的目标各不相同，而现在父母的目标就是让孩子快乐。（这也不完全是一种崭新的倾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父母同样也很重视孩子的快乐情绪。）这种追求在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在其他许多国家的人们看来这显得多么可笑。
当然关注孩子的快乐情绪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过分注重则会从许多方面损害儿童的道德发展。像迈克这样的家长显然是过于极端——他们太渴望让孩子得到快乐，因此无法培养孩子关心他人这一基本能力。但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一小群沉迷于让孩子快乐的父母。尽管用意良好，大多数家长却在无意中过于注重孩子的快乐程度而未能强调应对他人承担的责任。许多家长已经习惯借快乐的名义行事，如不时监控并试图调整孩子的情绪，过分以孩子为中心安排自己的生活，过于频繁地称赞他们，而这样做不仅很可能使孩子道德欠缺，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而让他们不快乐。
好消息是，从长远来说，某些品性对快乐情绪和许多道德行为同样重要——这些品性应该成为我们养育孩子的重点。从重要意义上说，我们不必在道德或快乐情绪之间做出抉择。
具体地说，我们要如何避免过分强调孩子的快乐情绪而牺牲他们善良的品质呢？什么品质既是快乐情绪又是道德的根源？我们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这些品质？
退出追求快乐情绪的战役
数据表明，无论种族阶层，美国的父母与孩子都将快乐视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并将其置于其他重要价值标准之上。快乐描述的是各种各样的情感状态——我们跟着收音机中的无聊歌曲哼唱时感到的愉快，截然不同于我们得知孩子交到密友时的满足。无数著作阐述了不同形式的快乐与道德规范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这些快乐情绪包括感激、自豪、乐观、满足、自信、激情与惊叹。
但是，为了粗略了解孩子及家长对快乐情绪与其他价值标准之间关系的看法，在调查中我们还是请学生及其父母对以下目标按照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获得快乐，做个“关心他人的好人”，获得巨大成功，职业受人尊重。而快乐显然是赢家，约2/3的孩子认为自己的快乐比善良更重要。（我们让几个孩子给快乐下个定义，而得到的是诸如“感觉良好”、“感觉乐观”或“感觉满足”之类的回答。）我们也请孩子想象一下在自己父母心目中快乐与其他几项的关系。快乐再次排名第一，约2/3的孩子说父母认为他们的快乐较善良更重要。而美国人口调查局（CensusBureau）的调查结果更是令人震惊地证实了这一趋势的真实性：1970年大多大学新生认为自己的首要目标是培养有意义的人生观；到了2005年，他们的目标则已经变成“生活安逸”——快乐的另一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接触的孩子中，有一小部分几乎是无知且浑噩自得的异教徒的可笑的再现，他们已是认为美国正日益没落的那些成人的翻版。除了自己的快乐，他们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快乐就是一切”，“如果你不快乐，什么也都不重要了”，“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包含了一切你想实现的目标”，“如果我不快乐，做个好人毫无意义”。
然而，我们也发现多数家长及孩子耗费大量精力追求快乐与善良，并曾体验过自身的需求和快乐与他人的需求和快乐产生矛盾时的压力。他们消除这种压力的方式发人深省。许多父母及孩子告诉自己快乐的情绪会引发善良的行为——学生们说快乐的情绪将带给他们行善的动力与力量。一些学生流露出的人生观大致如下：“现在不必想着帮助别人——上所好大学，挣上一大笔钱，经济上无后顾之忧，那么你就会快乐，就能够帮助别人了。”这就像飞机上氧气罩的使用说明：先戴上自己的氧气罩，吸足氧气，然后再帮助你的邻座。“我父母认为这是一种因果关系：如果我很快乐，又进了一所好大学，我就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就可以对这个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我想如果能上所好大学，我会更快乐；而如果心情好，我就会更关心别人。”“我也想改变世界，但首先必须先在这个世界中为自己找个位置。如果我的身份使我有能力帮助别人，我希望自己能够把握那个机会。”
只有相对较小一部分的家长及学生认为善良或美德是产生快乐情绪的关键。这一理论是古代希腊哲学家伊比鸠鲁（EPicu_rus）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提出的。快乐情绪的缺失对道德成长只会具有破坏性，将使人们变成“吝啬鬼”——这是一个学生的原话，也是一些孩子及家长关注快乐这一情绪的依据；另一些孩子或许只是觉得痛苦对一个人的道德成长不会有任何益处。最近一位教龄30年的中学英语教师对我说：“现在我的学生都很不错，也很聪明，但是他们就是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痛苦。我想教他们学习《李尔王》（KingLear），或《从伯明罕监狱寄出的一封信》（LetterfromBirminghamJail），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思考真正的痛苦。”
虽然40年前许多大学生还沉溺于享受痛苦，认为追求快乐是一种浅薄的行为，如今哈佛大学一门深受欢迎的课程却是讨论快乐的本质，选修的学生超过800人。显然，研究快乐这一情绪已成为一门严肃的学科——特别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倡导的积极心理学运动。年轻人更可能将快乐而非痛苦视为道德观念的根本。现在快乐的观念根深蒂固。
人们狂热追求快乐的一个重要部分则体现了另一种趋势。过去30年中，美国人陶醉于自尊的力量。“自尊”这一概念得到数十部家教类书籍的倡导，被199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称为“社会疫苗”，亦受到许多教师的兜售，如今它被普遍视为幸福感的关键以及几乎每一个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答案。这一趋势中更为荒唐的方面激起了强烈的嘲讽——《评论》（Commentary）杂志和讽刺连环漫画《杜恩斯比利》（Doonesbury）都讥讽自尊运动为20世纪60年代自由放纵和软心理学的不幸聚合物。然而，这一观念的附属物却异常狂热。我在与全国各地的家长与教师的谈话中，常常听到他们对自尊这一概念近乎虔诚的信仰。自尊这一观念极具吸引力，因为它简单可行、似乎很有说服力，且符合我们内心的感觉，即我们感觉良好时就无所不能，包括更乐意帮助别人。
这些想法并非没有根据。积极的情绪可以使人们在面对冲突或排斥时更为坚强，并有助于产生希望和更多关爱他人的力量。大家一定都记得自己听到好消息或自我感觉良好时，心中就会充满慷慨宽容。相反，痛苦就很少产生善良的行为，尤其是当痛苦未经权衡时——研究表明，无助与绝望特别容易使人们只在乎自己，并且可能滋生各种破坏行为。
然而，虽说积极情绪可以带来慷慨宽容，但将快乐或自尊视为道德观念的长期基础则显然是另一回事。我们很有必要停下来考虑一下这种看法多么不同寻常——许多父母传达给子女的信息是快乐或自尊将引发道德规范，这一现象不仅在美国历史上，甚至在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闻的。
然而这一看法反映了对待道德规范的一种令人不安的颓丧观点。事实很简单：许多重要的道德品质并非源自快乐或自尊，这些品质包括坚定的公平公正原则、通过道德问题进行思考的能力、欣赏他人的能力、内心深处的道德素质、关心关爱他人的习惯，以及善待他人所需的社交情感技巧。作为家长与导师，我们不能推卸责任。我们必须在孩子身上有意识地小心培养这些品质，并且保证孩子每天都要加以实践。
问题在于，不仅迈克这样的家长，出于希望促进孩子快乐这一完全自然的强烈冲动，我们许多人也都有意无意将子女的需求置于他们对他人的关注之上。我们采取的各种微妙方式也在孩子身上造成了难以改变的习惯和反应。
几年前，我采访过一对芝加哥夫妇。采访进行到一半他们就开始争吵：女儿不想踢足球，并考虑退出球队，母亲就同意她不用参加训练；但父亲非常生气。他认为，坚持踢球对她申请大学时的履历很重要。但是我突然意识到，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考虑到另一个问题：他们的女儿没有参加训练或退出对球队又将意味着什么？
父母未能帮助孩子承担对集体责任的情况并不罕见。身为父母，我们常常没有向孩子传递这样的信息，即他们对像运动队或学校合唱团或舞蹈队这样的小集体也应负有义务。我们中有多少人曾告诉孩子：学校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它同时也是一个集体；社区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承担义务的集体？
因为一心要让孩子快乐，我们往往没有约束孩子对同伴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在孩子小时候，有时我发现自己过于轻易允许孩子与他们觉得讨厌的朋友中断交往，或者没有坚持让他们回复朋友的电话，没有坚持让他们称赞其他孩子取得的成绩，没有坚持让他们关照游乐场中没有朋友的孩子。我常常看到有的孩子与同龄朋友或成人滔滔不绝地交谈，却不让他人有开口的机会，而其父母却听之任之。我们都见过这样的父母，他们将游乐场视为争受关注的战场，结果使得孩子有时忽略了其他孩子的存在。不久前，我在游乐场上看到一个3岁的孩子不停地将篮球捡起又放下——而这球是正在比赛中的一群大孩子的比赛用球。等到大孩子们早就不觉得这一插曲有趣之时，那位母亲也没有开口制止自己孩子的行为。
更糟糕的是，积极的情绪也会造成真正的伤害。一旦人们缺乏道德意识及道德动机，心满意足和沾沾自喜反倒可能使他们滋生冷漠的态度，如球队在决赛中失利时，支持他们的球迷们不会闹事，而在球队获胜时反倒闹起事来。
同样，对自尊的定义与衡量无疑存在问题，但无数研究还是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通常被定义为是对自我有利评价的自尊，既无法制止暴力、吸毒和其他道德问题，也不会引发道德行为。相反，研究表明，团伙头目、游乐场恶霸、暴力罪犯和青少年犯往往具有强烈自尊，他们自恃甚高，根本就不在乎受害者的感受。自尊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感觉自己很有影响力，而团伙头目、游乐场恶霸或虐待女友的中学体育健将，他们在控制及侮辱他人时感觉自己很强大。（在之后章节中我还将谈到，团伙头目与恃强欺弱者可能不具有一个完整成熟的人格，而自尊和成熟的自我是截然不同的。）
但过分强调快乐和自尊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问题：孩子更可能感到的是痛苦而非快乐。当然，快乐情绪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自我中心及缺乏道德的人不仅可能极为自尊，至少一段时间内还可能相当快乐。然而，当像迈克这样的父母认为其子女的快乐比关心他人更为重要时，孩子就失去了习得社交与道德技巧的机会，而这些技巧至少对获得某些持久的快乐情绪起着关键作用。这些孩子无法以他人为中心，而这是建立长期健康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对成为称职的配偶、父母、朋友或导师也极其重要。过分追求快乐必然导致不快乐还存在一个原因。“只有关注除了自身快乐之外某一目标的人，才会感到快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STuarTMill）写道。许多美国父母现在正为自己当年的懒惰和轻率付出代价。达林·麦克马洪（DarrinMacMahOn）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快乐历史的书中指出，现在成人感到失望的是，我们放弃了高尚的行为——我们的文化不再重视美德——却没能获得原以为可以替代它的快乐。
关于快乐情绪这一难解之谜还有最后一点需要说明。我发现，在我们所采访的家长与孩子中，有一部分人人数不多但观点值得注意。他们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善良导致快乐，而非快乐导致善良。我接触的教师与教练中有的坚持认为善良的回报将是更大程度的快乐。有本新书名为《为什么好人有好报》（WhyGoodThingsHappentoGoodPeople），该书甚至试图说服人们做个好人是健康长寿的秘诀。
然而，虽然快乐必然导致善良这一说法显得过于简单、容易产生误解，但若认为善良必然导致快乐也同样过于简单——甚至可能有害。善良的人显然也会感到痛苦。例如坚持重要原则或支持朋友也可能受到令人痛苦的排斥。期望道德规范能使我们快乐，告诉孩子做好事会让他们感觉良好，这违背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我们是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而对其负有义务，无论这样做对我们自己有无益处，我们都有责任做正确的事。虽然我们应该告诉孩子某些善行会带来回报，却不应该告诉他们做个好人或遵守道德准则只是因为这将使他们快乐。我们要告诉孩子遵守道德规范是出于道德原因，因为这对我们的集体利益极为关键，因为他人的幸福同我们自己的幸福一样重要。
“一天我突然想到养育子女是一项道德任务，”芝加哥的一位家长直白地说，“成为一个好孩子的母亲比孩子喜欢我的程度或他们目前的快乐程度更重要。要想让我的孩子成为好人，我意识到自己就不能一听到孩子哭就冲到他们面前，或总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必须对他们提出真正的要求。”
我们可以采取许多方式转移人们对快乐这一情绪的狭隘关注。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至少有一些家长公开质疑人们对快乐情绪的关注。当被问到对孩子的希望时，我们的回答如同条件反射一般：我们只是希望他们快乐。但如果让我们对这一观点提供辩护时，一些家长就开始质疑快乐是否比善良更重要，质疑自己在养育过程中是否过于注重孩子的快乐情绪。一位家长在接受采访后又给我发来邮件，说她改变了想法：“你走后我思考了你提出的问题，孩子的快乐对我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能考虑周到，重要的是他们会思考、反省、关心他人。”其他父母，正如上文提到的这位家长，在养育过程中有时发现孩子的快乐与自己最高价值观相悖，而他们并没有疏忽这一点。大多家长都会对此产生警觉。我们也意识到，在游乐场上或运动队中为了同时满足自己孩子与其他孩子的需求，我们会体验到一种紧张情绪，而让孩子亦体验这一紧张情绪其实并非坏事。实际上，这一紧张情绪就是为了遵守道德规范核心而引发的。
我们应该克制自己不要一再告诉孩子“我们只是希望你快乐”，像重视快乐情绪一样明确珍视孩子身上的善良品质并不需要我们付出太多努力。据说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临终时说道，生活中只有三件重要之事：善良，善良，还是善良。我们也可以努力确保自己对快乐情绪的渴望不至于无意中损害孩子的道德观念。迈克如此热衷于克里斯在篮球场上的卓越表现，或许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快乐情绪而非保护克里斯的快乐情绪与道德观念。
但从广义上说，我们面对的重要挑战是重新考虑养育子女的基本目标，强调可能同时促进快乐与道德规范的品质。本章以下部分将对此进行探讨。
情绪监控与赞美狂潮
几年前参加学校的一次野餐会时，我和一位叫南希的母亲交谈起来。南希得知我是一名心理学家后，向我诉说自己对5岁女儿沙娜的担忧。沙娜似乎很难和其他孩子玩到一块，而且也没几个朋友。她希望其他孩子能够将注意力转移到沙娜身上，并有兴趣了解她的兴趣。我问她沙娜在家里是否显得快乐，南希告诉我，多少因为沙娜不容易结交朋友，所以自己千方百计让她在家里不再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后来她又不太自在地笑着说，那天她上班迟到，就是因为她两次返回卧室更换衣服：“沙娜不喜欢我的服装。”
许多父母认为孩子的快乐与自尊比他们的道德发展更重要，这种观点显然令人担忧。然而，对孩子的道德与情感成长同样有害的是这一观念引发的教养之道。如今有些成人与南希持相同观点，认为保持孩子快乐与自尊的最佳方式不仅是保护他们免受痛苦的折磨，还必须迎合他们的所有需求，消除他们生活中即便是微不足道的负担。我们中有许多人通过更隐蔽的方式——当然我自己也必须提高警惕——为孩子提供了过分的保护或扮演了仆人的角色。
我不是在简单附和文化评论者对父母纵容的谴责。（对于这类家长甚至还有个新名称——DIMPIES，即溺爱纵容子女的现代父母。）其实，许多所谓的纵容对孩子绝对无害，甚至有益。某些行为并非纵容孩子，例如，允许孩子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尊重孩子的意见，或是认为孩子的需求比自己的需求更重要。对幼儿，家长给予再多的关注都不是问题：要宠坏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可没那么容易。越来越多的父母这么做了，这是现代养育中极其令人鼓舞的一面。
另一方面，像南希这样的父母让自己的全部生活都以孩子为中心，名义上是保护孩子，不让孩子有任何不适，可如果他们觉得孩子的小喜好比自己的重大需求更重要（例如准时上班），他们就很容易使孩子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别人的生活也该围着他们转。同样，当父母习惯于为孩子做些小事以使他们的生活更顺利，如当我们跟在他们后面收拾，开车送他们到步行就可到达的地方，为十几岁的孩子填写申请表，为他们支付停车罚单，或时不时地插手孩子与同伴、教师或教练的关系时，我们就有可能使孩子更加脆弱，更加理所当然和自我中心。黛安的女儿是一位大学新生，她想独居一间宿舍，黛安就建议女儿向院长谎称她有呼吸系统疾病。她这样做不仅是认为诚信没有价值，而且过分重视女儿的情绪，一味庇护她，根本无法帮助她明白这种自我利益侵蚀了集体观念的基础。现在的父母费尽心机避免让孩子失望、受到拒绝或损失——无论是体育比赛失利、未能进入著名俱乐部或球队，或被朋友拒绝等等，但这些关注只会使得孩子更加在意自己而非周围一切。
还有一些流行的教养方式也是旨在让孩子快乐，若是适度则是积极的，但也可能变得过度以致影响道德成长。例如，一些家长过分注重孩子每一时刻的快乐，因而不愿对孩子提出要求，包括要求他们定期完成家务，或是帮助邻居。研究表明，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是历史上最热衷于让孩子快乐的父母，我们希望孩子从出生到18岁的时时刻刻都保持快乐。
许多父母努力保护孩子的快乐情绪，所以时时询问子女的情感并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例如，家长在告诉一个5岁孩子该从游泳池中出来回家时，他会说：“我知道你很失望。”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做法是积极并令人鼓舞的。这些家长不同于前几代的父母，他们确实很关注孩子（尤其男孩）识别表达自己情感的能力。这些家长往往通过观察自己的父母得知遏制或抛开自己的情感不仅会损害与人交往的关系，也是不可忽略的心理健康隐患——而了解并恰当阐明自己情感是成熟关系及有效参与任何团体或集体的一种标志。我发现有的父母在关注情绪与询问情感方面的做法对孩子的成长非常有益。
然而，我发现有的父母在短短几个小时中不停询问孩子的感觉，或一再对他们的情绪发表评论。“你一定是累了。”“那一定令你很沮丧。”“这一定让你感到难过。”这种不断的监控会使孩子的瞬态情感变得过于重要，而且会使孩子厌烦、愤怒、不胜其扰：这就像每隔5分钟扯开绷带检查一下伤口是否正在愈合，或每隔几分钟拔起一株植物看看它是否在生长。这样做往往会使孩子与父母之间更疏远，还削弱了父母在情感与道德上的影响力。
我也常常遇到这样的父母，他们以保护孩子快乐的名义，将孩子的情感视为每时每刻都会对其生活产生影响的因素。例如，他们担心任何侮辱或所谓的背叛将永远破坏孩子的信任，或暂时被某个圈子排除在外将摧毁孩子的自尊。然而，这些担忧也影响儿童，使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而这种关注可能使孩子夸大自己的情感，同样使他们的情感显得过于重要。于是孩子就会过分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停询问自己的感觉，自然就不会去注意别的孩子。
出于促进孩子快乐和自尊的目的称赞孩子则是父母另一种普遍的做法，这一做法同样非常有益。研究表明，如果称赞是真诚的，并涉及某一具体才能，那对孩子就大有裨益——我们不能只是一再告诉孩子他们很聪明，而是应该称赞其某篇论文或某次考试的具体进步。称赞某种具体的道德行为当然更为有效。未涉及具体成绩但反映更广义的自身意识的称赞也能让孩子获益。我们应该时不时地告诉孩子他们“很棒”或“了不起”。
但赞扬也可能过度。在无数郊区游乐场上，这种不断的赞美声已成为一种背景噪音。最近我注意到一位正和孩子玩接球游戏的父亲。他不吝称赞孩子的每一次接球。（当儿子疲倦地丢下球时，他还是说：“不错。”）学校中旨在促进社交、情感或道德发展的一些项目往往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称赞来实现。一个颇有声望且很受欢迎的儿童体育素质教育项目本是非常切合实际的，但它却建议家长每批评孩子一次，就要找机会表扬他们5次——这种称赞方式不仅过度，而且太过机械，忽视了何时及如何进行有效称赞的微妙之处。
孩子往往明白自己是否真正取得了进步，因此过多无条件的称赞或因为小事过于频繁地表扬会导致他们自我怀疑和对成人玩世不恭的态度，削弱成人的指导作用。通常孩子会开始怀疑为什么成人要不断称赞他们。心理学家威廉·戴蒙指出：“面对空泛的称赞，孩子完全有能力向我们提出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人们认为他们必须为我编造些什么？他们需要掩饰我身上的什么问题？这些关于我的描述到底想证明什么？’”心理学家及学者伍尔夫_乌韦·迈耶（Wulf_UweMeyer）发现，到12岁时，孩子往往认为教师的赞扬是自己缺乏能力且需要额外鼓励的表示。关于称赞的其他研究表明，受到过多赞扬的孩子会更注意自己的形象，更喜欢竞争，更喜欢打败他人。如果孩子一直受到赞扬，他们也会感到一直受到他人的评判——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能力总是岌岌可危，因此容易感到羞耻或对自己产生负面的评估。此外，太多的赞扬可以使孩子过于依赖称赞，他们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赞美，一旦失去赞美的包围，就会觉得自己有了什么问题。
如果孩子总是听别人夸自己“很棒”或“了不起”，这种泛而不实的称赞就会产生某些危险。它将使孩子习惯地认为许多情况下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即自己的所有价值就是重心。他们的自我意识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他们容易夸大自己的重要性，这点既具积极意义也具消极意义。当自我需要虚假的赞扬和认可时，心理学家罗伯特·卡伦指出，这些孩子就可能产生扭曲自恋的价值观，极易感到羞耻。
因此，不管采取以上哪种方式，只要成人认为越经常称赞孩子，溢美之词越多，孩子的感觉就会越好，只要他们认为自我是一个必须加得满满的油箱，他们实际上反而耗尽了孩子的内在资源。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一切旨在促进自尊和快乐的努力不仅更难以引发孩子的道德行为，相反可能让他们变得更加自我中心、对他人更为漠然、更加脆弱、无法坚持重要原则，而且更可能让他们担心自己的吸引力、能力或对他人的重要性，更容易感到忧虑和沮丧。
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这些误区。我们可以不必对日常生活中孩子的困扰大惊小怪。我们不必急于干涉孩子与同伴、老师或教练之间的关系，而是应该习惯让孩子自己解决那些问题与冲突，自己完成任务。当然，向他们提供一些经验可能有所帮助。直接指导幼儿与学龄前儿童处理与同伴间的问题有时十分必要，但我们必须避免直接指导较大的孩子，除非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面对过于残忍的行为，或是孩子和同伴之间一再产生问题或问题严重之时。同样，父母也不应干涉孩子与老师或教练之间的冲突，除非冲突过于激烈、孩子显然无法独立解决。例如，当一个孩子觉得有时老师对她不太公正，或不像喜欢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她时，家长的干预通常没有意义；但如果孩子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或者老师或教练显然是把自己的需求置于孩子的需求之上时，干预则非常必要。例如，儿子的高中教师有时批评他作业的方式显得荒谬且过于苛刻，我未加干涉，但老师批评他与同学绕过她向指导顾问汇报班上的争执时，我立即进行了干预，因为她显然为了保护自己在牺牲学生。
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清晰表达自己的不安情绪，我们就不必为他们指出每一个瞬间的感受；相反，如果这些情绪持续且孩子寻求我们建议时，我们就应帮助他们识别并讨论这些情绪。我们也有必要基本了解孩子在不同发展阶段能够表达的情感类型，以及男孩女孩在体验和表达不同情感方面存在何种区别，并努力为孩子树立榜样，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12岁的女儿和我有类似的焦虑症，我尽力只在我的焦虑与她有关、对她有意义且对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时才向她谈到自己的担忧。例如，我告诉她焦虑有着很强的生物学基础——这并非软弱的体现，而且我与她分享自己应对焦虑症的策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一点是必须避免的，即在孩子对我们发火时，我们不能同时扮演父母及治疗师的角色，因为前者正是愤怒的对象，而后者是识别与分析这些愤怒的人。正如心理学家贾尼娜·费希尔（JaninaFisher）指出，父母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会使孩子感到迷惑，可能使他们无法向我们释放他们的愤怒。
如果家长总是称赞孩子的具体表现，只是偶尔使用这种笼统的赞扬，那显然有助于遏止这股称赞的热潮。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不同孩子对称赞的不同反应。有些孩子本能地觉得赞扬是对他们的恩惠，而其他孩子则需要不断的表扬。前一种孩子可能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接受称赞，而后一种可能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摆脱对称赞的依赖。
然而，减少负面称赞的最有效方法，则是作为父母的我们能够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不停地称赞孩子？我们的文化极为注重心理因素，而我们对孩子情感脆弱性的过分担忧促进了这股称赞的热潮，有时我们对童年时代情感受骗的敏锐感知也是原因之一。因为赞美可能导致依赖，所以满足了一些家长对亲密感和控制感的需求。许多紧张忙碌的成人无法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因此不断称赞孩子也成为了一条捷径，一种看似简单的替代方式。然而，时间和真正的参与对孩子才有意义——“时间就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21小说家扎迪·史密斯（ZadieSmiTh）写道，这不是一句“你真了不起”所能替代的。有时孤立且缺乏认可的父母也可能将自己对认可与赞扬的需求转移到孩子身上。认识到这些动机往往是我们以更健康的方式养育孩子、称赞孩子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父母的新目标
尽管这些步骤非常重要，但重中之重的是我们要彻底转变自己的养育目标。一些品质可能促进持久的快乐情绪和关键道德品质，这些品质往往离开了我们的视线，而它们才应该是我们养育子女的重点。这些品质包括平衡及协调自己与他人需求的能力、善于反思及自我批评的能力（公平宽宏评价自己行为的能力）、以积极态度面对他人反馈、在自己与他人评价的基础上修正自身行为的能力。这些品质还包括前一章中提及的应对破坏性情感的能力。正是这些能力，使孩子和成人在存在利益冲突与观念差异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欣赏他人，使他们能够坚持重要原则，并坚持能够产生恒久自我价值的有意义的关系及努力。这些正是我们称之为成熟的组成部分，而它们反映了自我的力量和正直。此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自尊与自我的力量或成熟有很大区别，然而却常常被混为一谈。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我们关于自我的词汇过于贫乏，关于自我的语言过于粗糙与含糊。尽管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儿童自尊心很强，他们的自我却被认为是不成熟的，因为他们无法产生共情，无法将他人与自己的需求融合起来，无法认清自己，无法控制紧张的情绪。
作为父母，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培养孩子健康的成熟感，但以下做法非常重要：
1.能使自我变得更强大更成熟的是理解而非称赞。这意味着我们与孩子间的交流必须大体反映出对他们的了解。这种理解应当体现在我们为他们选择的活动、和他们谈论日常发生的事情以及帮助他们解决某项个人问题等方面。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我们必须能够在关键时刻如实地向孩子反映他们的身份——不是源源不断地发表评论，而是偶尔就某一品质表达一个明智的观点。例如，我们可以留意他们轻易获得的任务，他们似乎回避的挑战，或是吸引他们兴趣或让他们厌烦的事物。
2.在我们鼓励孩子进行自我评价，或是为他们树立坦诚的自我反省的榜样时，孩子就会学会反思和自我批评。正是通过对自己缺点的深刻坦率的剖析，我们允许并指导孩子应对他们身上令人不安的一些品质。例如，我认识的一位父亲和孩子谈到自己对他人过于挑剔。通过这样的反省，这位父亲减少了孩子在谈论弱点时可能感到的耻辱，让孩子明白父亲不希望他们效仿自己的这一品质，鼓励他们反省对他人的评价是否公正，以及反省自己是否存在同样缺点。
3.当我们表现出通过自我反省或他人反馈改变令人不安的行为的能力时，我们就为孩子树立了成熟的重要榜样。同时我们还表达出对孩子及其他家庭成员一种重要形式的尊重——他们往往最容易受到我们这些行为的伤害。
我认识的一位单身母亲贝丝告诉我，有一回，她10岁的女儿在摆碗筷时打破了玻璃杯，那一整天贝丝都非常紧张疲倦，所以看到那一团混乱时她翻了翻眼，厌恶地叹了口气。她的女儿放声大哭：“做晚饭时你总这么可恶！”贝丝马上就觉得后悔了，她告诉女儿最近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新来的老板是个完美主义者，对她期望过高，她说她意识到正是这种压力使她急躁，而她对女儿的态度正是老板对她的态度，即期望过高。贝丝向女儿道歉，并告诉女儿她的反应是正确的，并“承诺不再将老板的苛求带回家中”。
4.孩子学习处理诸如沮丧愤怒等困难情感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一种就是我们为他们树立以适当方式表达愤怒的榜样，并避免让自己的沮丧愤怒破坏我们与孩子的关系。当我对孩子感到愤怒时，有时我会感到焦虑。因此我努力使用简单清晰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愤怒，或在表达愤怒或争吵之后立即重建与他们的某种联系，正如贝丝所做的那样。
5.孩子还可以通过另一种重要方法，来学习控制对他人的敌对情绪及协调自己与他人的需求，这就是尽量让自己置身某一关系之外、采取旁观者的态度——这一点我在第六章还将提到。具体地说，我们可以让孩子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处于最佳状态”，或是换作自己钦佩的人，将会如何处理眼前的棘手情况。
孩子的人性
最后，还有一些自我之外的更基本更深层的东西为许多美国父母所忽略。如果我们关心孩子的道德观念，我们就应该认真考虑他们的人性。我指的是由某一认识引发的深刻力量、意义与同情心的一种体验，即认识到我们是跨越时间空间的同一根源的不同表现形式，认识到我们与他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死去的人）之间存在密切且错综的关系。并非偶然的是，许多伟大思想家都曾担心道德规范脱离更广义的人性或信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卡拉马佐夫兄弟》（TheBroth_ersKaramazou）一书中，伊凡·卡拉马佐夫（IvanKaramazOv）的一句名言是“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容许的”。该意义上的人性使我们充满了责任感——不仅是对活着的人的责任，也是对已故去及我们离开后仍将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的责任。但是在一些非宗教社区，少有家长通过以下方式培养孩子身上的人性：例如认真谈论死去的人，帮助孩子将自己的经历与不同文化中的其他孩子的经历联系起来，或与孩子一起思考他们对子孙的责任。对于许多家长，在宗教的背景之外进行这类谈话似乎有些困难、有些尴尬。但孩子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培养这种识别力——例如，我们可以在孩子面前向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有礼貌地提出敏锐的问题，和孩子一起阅读文学作品并加以评论，帮助他们通过吸取历史教训来分析时事。
改变养育目标、改变关于自我的这些基本概念，或在孩子身上培养一种更广义的人性似乎相当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对自我的奉承显然是一种现代现象，在历史上并无多少立足之地——
一直到19世纪自我意识才引起人们的重视22，而到了近30年“自爱”才成为一种价值观引起人们的重视。回溯历史，养育目标始终在改变，有时变化极大。问题不在于养育目标是否可以改变，而在于我们能否拿出智慧和原则来引导变化，以及我们的行动是否足够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