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卿（贡觉才让）
三十年代初，中国始有电影不久，《申报》、《大公报》及多种小报上，登广告，发评介，宣传电影。在兰州，人们也议论纷纷。
“听说电影里，车水马龙行走如飞，人和动物都像活的一样，就差一口气”。
“真比皮影子戏强得多吗？能看到多好！”
上海、天津、西安等地都有电影院了，兰州还没有。我和几个朋友议定合伙办一个电影院。1931年初，我同魏翰如、宋复、魏丞垣等人集资五千元白洋，我即于夏初去上海采办。不料到上海时，正碰上教育部冻结全部影片，要进行检查。检查遥遥无期，我不能久等，只好买了百货回来。我以从上海学到办法扩大招股，组织了新民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下设百货部、医院（魏翰如为医师）、餐厅、俱乐部、书店、照相馆，也设了电影院。
1932年春节刚过，我又去上海，在外滩美新洋行买了一部蔡司伊康放映机，一部西门子柴油发电机，以及电表电线等。又同联华影业公司订立了租片合同。还需要聘请一位放映技师来兰州工作，友人介绍来一位，每月工资要一百八十元大洋，要订三年合同，如中途辞退，须付足三年工资，还要付回程路费。我考虑电影院初创，能有多少收入还不知道，这人要求条件太高，未达成协议。当时美新洋行买办沈玉环先生给我介绍了一位师傅，教我学电影放映，一个月包教会，学费仅六十元白洋。我租了洋行仓库一角，挂上银幕，安好放映机，由师傅指导，学习放映，还学发电机装修，拆拆装装弄清了每个部件的性能，二十多天我就出师了。交清学费，将机装箱启运回兰。
从上海乘火车只能到潼关。从潼关又包乘马车返兰。当时从陕西到兰州要走十八马站，道路很难走。陕甘地自古多有土匪，我们提心吊胆地走到彬县店张驿吃中饭时，来了四五十个土匪，都拿着长枪。地方上人皆闻风逃跑了，只有我和车夫不能离开，土匪四面包围，枪口对着我们，将我们带的衣物路费洗劫一光，听到木箱里卷的是电影机，他们不要，没有打开。土匪呼啸而去，我身无分文，到县城向店家借钱发电报，两天后电汇款到，始回到兰州。
到了兰州，我租借了西大街民众教育馆（现张掖路兰州晚报社）的房子，挂起了新民电影院的牌子。一边修房子置办用具，一边我教徒弟放映。房屋修成，用具备齐时，我也教会了刘建武为放映员。正式上映开始一段时间，我亲自放映，刘建武在旁当助手见习；以后他放映，我在旁检查指导；再就由他独立工作了。
兰州当年开映电影的情形很动人。我们张贴广告，大肆宣传，轰动了兰州，人们奔走相告，争欲先睹为快。适在中秋节开幕，教育馆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当时在封建礼教的封锁下，妇女极少进戏院，这时也纷纷前来，想一开眼界。我们怕出事，与警察局联系，由警察局出人维持秩序，白天只卖男票，晚上为妇女专场。
那时放映的是带字幕的黑白无声影片。第一部放映的影片是《人道》，接着放映了《海角诗人》、《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等，只是影片的周转太困难了。从上海发出影片，火车运到潼关，潼关运输行经七、八天，发到西安运输公司，再耽延几天，交给往兰州运货的马车，一个月收不到一部新片子。我和联华公司订租片合同时，特别照顾兰州路远，影片周转期订为两个月。过期要交纳延期费。一部影片在兰州放映十天，再转运回上海，一定过期。按原订合同，联华十五天发一部影片，不能满足需要，影院时停时开。
1933年春节一过，我又去上海，同影业公司交涉。添租一部影片，每十天发出一部影片，始能维持影院，但有时路远耽延，尚不保险。
1934年我离开了新民公司，不久当事者把新民电影院由西大街迁到学院街（现武都路东段），处地偏僻，经营不善，营业一落千丈，弄得停业了。幸而这时兰州的第二家电影院——亚洲电影院已建立。兰州从此就没有断电影，而且由一家发展到多家，由无声发展到有声，由黑白发展到彩色。
回顾起步艰难，特写此文以志念。
（《甘肃文史》1994年总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