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这个词并不能够完整表达这一群体的身份状态和生存状态。比起农民工，他们的下一代会承受更多的苦难。这之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尚未解决，那就是给农民的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
读罢本书，我们会对安岸庄这样一个村乃至村民有一个大概的甚至是较为细致的了解，除去自然风貌的不同，这个村庄跟全国的所有村庄一样，有许多农户集中居住，在一片共有的土地上代代繁衍，生生相替。
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是没有城市的，只有部落。部落发展到较大而且居住较为固定时就成为村庄。村庄发展到较大时形成了集镇，城市是在集镇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换句话说，城市也就是一个较大的村庄而已。
最早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只有农民，农民以狩猎和种地为生。狩猎短缺时，他们以植物的果实和根茎果腹，于是农业形成了；狩猎盈余时，他们把盈余的动物养起来，以备不时之用，于是畜牧业形成了。长此以往，养畜种地就成了传统，就构成了人类发展史上亘古不变的基础产业。
原始部落实际是一个共同生活的大家族，这一时期是共有制，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课堂上常常讲到的原始共产主义。而当部落发展为村庄时，私有制就产生了。私有状态下，人们的所得和所余不平衡，盈余和短缺之间会有一个调剂，这便是原始商业，商人由此产生。日用品需求不断扩大，产生了原始手工艺，进而发展为工业，工人产生了。人要生病，医药行业产生了，有了医生。先人的经验要传授，教育兴起了，有了教师。人有娱乐的需要，于是艺术产生了，有了艺人和明星。社会越来越庞大，需要管理，于是有了衙门和政府，官僚产生了。这就是社会分工。
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其一，无论哪个行业的出现和发展壮大都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其二，所有的非农业行业都是从农业分离出来的。其三，无论行业划分如何细致，农业永远是基础产业，没有哪个行业的人可以离开农业而自行发展。其四，行业没有贵贱之分。上溯几代，我们的祖先都是农民。
长久以来，农民一直被贫困困扰，主要是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和灾荒所致。由于农民的群体数量庞大以及农业产业的一枝独大，行业挤兑尚不足以对农民形成实质性威胁。不仅如此，在过去的传统中，农民的社会地位也不低下，我们去晋商大院以及许多名人宅邸参观，常会见到“耕读之家”、“常思耕读”之类的门联，说明早以前人们对种地当农民并不歧视，尚有向往之意。忙来种地，闲来读书，是一种品位较高的生活方式和从业方式。
但是现在，问题出现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被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其一，农民的收入在整个社会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属于最低。现在，统计口径上的人均纯收入，城乡差别在一比三点五六或六七。但是，实际的差距远比这大，因为城市居民的隐性收入远比农民高得多。这里所说的隐性收入，主要是指社会福利和公共投入。社会福利方面，现在的农民也有享受，有医疗保险和养老补贴，但是数额很少，比起城市居民相差很多。政府财政在农村的公共投入也比城市低得多。以低于城市居民四五倍以上的收入应付全社会统一的市场物价，农民物质生活的差比程度也就可想而知。
为了获取相对较高的经济收益，有能力的或者年轻力壮的农民放弃种地到城镇打工。众口一词的说法是说外出打工的农民是农村的富余劳力，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向城市转移，实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走掉的都是精壮劳力，如果说这也叫富余的话，毋宁说整个农业产业就是富余的。农民进城也不叫转移，因为转移应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是国家实施产业战略的具体步骤，而现在的农民进城则基本是盲目和散乱的，如果把市场比作战场的话，其实只是一种在利益驱动下的逃亡而已，为什么要逃亡？说明农民对身处农村有些失望甚至绝望。
进城以后的农民也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好。由于千百年来的教育欠账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城乡隔绝，农民在知识、眼界和应付社会诸方面的智慧方面先天不足，主导产业和先进行业他们是难以进入的，他们只能干一些城市居民不屑一顾的拾遗补缺的零工散工，收入既少且无保障，也不稳定。对于农民工来说，城市的诱惑有两点，一是可以得到比务农多一些的现金收入，二是可以改变下一代的农民身份，跻入城市居民行列。实际上，第二个诱惑也仅仅是诱惑而已，多数人不一定能够达到。
“农民工”这个词并不能够完整表达这一群体的身份状态和生存状态。农民进城务工，他就不是农民了，村里人会这样认为，但在城市人眼里，他们虽然在做工，但还是农民，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这一庞大的群体实际上成了非工非农的两性人，实际就是边缘人。边缘人难免被各方忽略，甚至被歧视。一方面，他们在村里的利益会丢失，另一方面，他们在城里的基本待遇也难有保障。在城市，农民工既是犯罪行为加害的对象，同时也是实施犯罪行为的高危群体。农民工犯罪有两个主要的诱因，一是生活所迫，二是心理上的极度失衡。在许多人眼里，特别是在城市人眼里，“农民工”是一个既想躲开又离不了的群体，因为他们自己不想擦玻璃、擦洗油烟机，甚至不想侍候长年卧床的长辈老人，而在内心深处，没有人瞧得起农民工，甚至没有人能给他们一个应有的尊重。两人争论，或者夫妻吵架，一人说另一人：“你这人真农民！”另一人反驳说：“你才农民！”在他们的心目中，农民不是农民，而是许多负面存在的代名词了。
比起农民工，他们的下一代会承受更多的苦难。家不成其为家，常年聚少离多，失去亲情。他们的教育不全面，家庭教育缺如，人格缺如。因为缺少监护，他们的安全成为问题。平时在农村，他们与年老的爷爷奶奶生活，有的寄居在亲族中，有的独处，受意外伤害和有意伤害的比率都高。假期中他们会去城市寻亲，出现过太多的交通事故。这些都在媒体报道中屡见不鲜。
与农民成为农民工离开家园的同时，他们的土地被逐渐蚕食，被占用。经济向好时，他们在城市容易得到一份工作，衣食无虞，可以维持，当经济萧条时，他们会首先下岗，就会没有立足之地。有可能成为动荡的动因。
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成长的初期都以伤害农民为代价，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我们现在似乎也在步他们的后尘。能不能以史为鉴，越过这个代价太大的坎儿呢？应该可以。近些年来，国家大幅度提高对农业的补贴，提高新农村建设的力度，也提高对农民的培训力度。但是，这之中有个关键问题尚未解决，那就是给农民的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这个待遇难以落实的症结是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户口制度。取消户口管理，代之以身份管理，或者将户口管理统一起来，农民在城市务工就可获得同等待遇的城市户口，进入社区，这样，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入学，学校就不会要户口，而是要身份证。身份证都是一串数字，是国民证件。这样，农民工及其子女就会获得一定的社会承认和社会保障，至少可以使家庭团圆，安居乐业。这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转变，才会使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健康有序。这样，农村的土地流转以及一切涉农问题，都容易解决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