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有
距今60年前，尚未与奇达同志相识时，便闻其声望而心仪已久了。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4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了大半个中国。铁蹄横行，激起全中国人民奋起抗击侵略，无论山区平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山人民在五桂山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日本鬼子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当时梁奇达同志担任中山县委副书记、代书记、书记，对五桂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十分关心。1943年6月中旬，奇达同志以中山县委军事指挥部政治特派员的身份亲临五桂山，与五桂山抗日游击队一同还击敌人的六路围攻。
当时驻在五桂山的抗日游击队，由欧初同志带领50多人驻守在破镬径（合水口里），控制着制高点。我的中队原来有40多人，为支援梁伯鸿及长洲部队，调出了10多人，只剩下30多人，由我带领驻守在老虎窝（地名）。我们这80多人，便是五桂山抗日游击队的主力。
敌人妄图消灭五桂山抗日游击队的主力，为此进行过多次围攻，但都是徒劳，然而又不肯放下屠刀。从汪伪43师到彭济华（汪精卫老婆程碧君的干儿子）部抽调了三个团的兵力对五桂山游击根据地进行围攻。来犯的敌人多，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攻打我中队的那个营300多人，配备10多挺轻机关枪，还有掷弹筒，每个班有100多发子弹。而我们中队30多人只有1挺轻机关枪，总共才200多发子弹。但是我们敢于抵抗来犯之敌，控制住制高点，从上午7点至11点跟敌人打了四个小时，我们的阵地岿然不动，无一伤亡。
虽然我们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缺乏补给，弹药消耗大，再打下去，难以为继。按照游击战“敌进我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战术，在奇达同志的指导下，我们在阵地上研究撤退的方案。先研究了撤退的路线及目的地，决定从老虎窝过宝鸭山撤至长龙坑。即从老虎窝山顶下至山麓，再攀登宝鸭山，翻过山便到达目的地。走这条路，下山登山，可以借茂密的芒草树木作掩护，战士们对这一带的地形地貌也熟悉。接着研究人员如何撤。我提出分两批撤，一批先走，一批作掩护。奇达同志沉思了一会儿，仰头看看天空，说现在太阳还在半山，如果我们从阵地上撤走得快，枪声一停，敌人便会发觉我们的行动意图，迅速冲上来追击，光天白日，对我们不利。所以，他主张分三批撤，拖长时间，等敌人发觉时也不敢贸然冲上来追击。大家同意奇达同志的意见，将队伍分三批撤走。第一批15人，由谭生、杨章带领先撤，并且迅速重新进行部署，将留下的十多人再安排战斗岗位，补充到撤离的阵地上，作间歇性的射击，目的是说明我们人在阵地，而使敌人觉察不到我们正在分批撤退。待第一批撤至山麓开始登上对面山的时候，第二批开始撤退。事前估算过，当第二批下到山麓时，第一批已到达对面山顶，即使敌人冲上来了，我们也可以从对面向他们射击，掩护正在山麓的第二批人员上山。奇达同志和我都在第二批撤退。留下4人，由崩耳甘生带领殿后。他们四人坚决执行命令，在老虎窝山顶扼守要冲，掩护第一、二批人员安全撤退。待第二批人员登山时，他们开始撤退。这时已近正午，我们安全撤出阵地，敌人不敢上来，最终只占了我们空荡荡的老虎窝。
负责殿后的甘生，在他当排长参加南蓢战役时，曾带队冲入敌营，不幸左耳壳被流弹打掉了一小块，耳轮便留下一个小缺口，因此得个绰号“崩耳甘生”。甘生同志早几年病逝。他去世前我曾会晤过他。战友相逢，回忆往事，我问他当年老虎窝撤退时留他四人作殿后，当时害怕不害怕，他说：“当时好怕，但细想怕也无用，便镇定守住。”珠纵的同志能临危镇静，与领导如奇达等同志的言传身教密切相关，甘生同志在强敌面前，从怕到不怕的镇定守住阵地，便是证明。事隔60年，对奇达同志那次部署撤退的情景，我仍历历在目，深感奇达同志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处变镇定、细心的作风。
奇达同志的革命情结，尤其是对在残酷斗争中壮烈牺牲了的同志，难以释怀。
1945年5月9日，日伪军大扫荡，妄图消灭抗日游击队，气焰十分嚣张，群众抗日的情绪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振奋人心，珠江纵队于5月底组织了一支武工队——铁流队。给他们的任务是深入敌占区进行抗日活动。全队12人，队长为梁杏林，指导员为郑新（柳兆槐）。成立的当晚就到三乡的乌石、平湖一带去宣传基础群众，在雍陌村的祠堂开群众大会。会后夜宿塘村。武工队这晚的活动，被混在人群中的国民党区长郑星池的马弁发现，并且向驻三乡的敌伪告了密。于是由叛徒郑兴（伪联防大队副大队长）、中山特务大队高忠宝及“挺三”的巢添林等部共100多人潜入塘，把铁流队的驻地——一座两层楼的华侨屋包围得水泄不通。铁流队第二天拂晓才发觉被围，而唯一的进出口水巷已全部为敌人占领，要突围是不可能了。于是凭屋固守，利用门窗与敌人战斗，激战持续了大半天，午后敌人又用火攻，浓烟灌入屋内，呛人难禁，战士们仍紧守岗位，楼虽然未被烧塌，但战斗了大半天，到下午四时左右，子弹打完了，只剩下手榴弹和地雷各一个。敌人加紧进攻，队长、指导员带领全队集中在二楼，决不投降！后来敌人从相邻的一座房子把侨房的墙炸开一个大洞，敌伪便潮涌进来。战士贺友仔拉响手榴弹且引爆地雷，一声巨响，敌人倒下一大片，贺友仔等6名战士当场壮烈牺牲，其余6人不同程度受伤而被俘。在被押解途中，指导员郑新和另一名战士因重伤而牺牲，队长梁杏林等四人被关押在三乡。这就是珠纵历史上的“塘十二勇士”。梁杏林后被营救出来，治好伤后，被编入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解放大队第二中队担任队长，转战于博罗、河源、龙门、增城一带，屡建战功。1945年12月下旬，因被敌人突然袭击而光荣牺牲。
对于“塘十二勇士”这壮烈的一页，虽然写入了队史，但仍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珠江纵队的老战士便提议在这壮烈的一页发生的所在地中山三乡建“塘十二勇士纪念碑”。几经协商，当地只同意在中山三乡中学内所建的革命事迹纪念馆中附上这一项。试想展览馆建在校园内，除了就读的学生，能够进馆参观的有几人？展览的场地又小，而内容所载的是从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到中山解放的革命事迹，对“塘十二勇士”介绍的篇幅几乎找不到。梁奇达同志对此很有意见，说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塘十二勇士”永久性的纪念物“死不瞑目”。
在奇达同志这种情怀的感召下，我跟珠海市珠纵老战士麦红军等同志活动起来，准备在东坑建纪念碑作为永久性纪念。碰到的困难很多，按国家民政部门的有关条例规定，党政部门不搞一般性的烈士纪念碑、亭之类的建筑。于是我们发动珠纵老战士及同情者捐献，迅速得到响应，并且踊跃捐款。铁流队的队长梁杏林、指导员郑新（柳兆槐）都是珠海人，对他们的家属一发动，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但他们两家积极响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珠海籍的130余位烈士家属也纷纷响应，众志成城，集腋成裘。这样，前前后后从各方面共筹集得资金130余万元。革命老区珠海市东坑村委会又在凤凰山麓划出一块地供建筑之用，有钱有地，便于2000年建成了“东坑烈士陵园”，占地约100亩。比原计划那个纪念碑的设想更具规模。陵园正门有高大的门楼牌坊，主碑上刻上了梁杏林、柳兆槐等130余位烈士的英名，用大理石镌刻了黄云（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书写刘田夫同志的诗：“珠纵儿女志弥坚，艰苦当年斗敌顽。铁骨丹心凝碧血，长存浩气凤凰山”。奇达同志也亲笔题词，并镌刻在纪念亭的廊柱上。
自从陵园建成后，每年清明节，珠纵的老战士从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斗门等地赶来扫墓。烈士的家属如梁杏林的兄弟及其后代，带来烧猪祭品，与老同志一同缅怀烈士的光辉业绩，一同品尝烧猪果品，交谈今天的美好生活，饮水思源，不忘先烈的流血牺牲。附近的学校也组织学生前来凭吊，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珠海市已经认定东坑烈士陵园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梁奇达同志火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我们，经过几年的奔走努力，不花国家的一分钱终于办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既可告慰烈士九泉之下，也解开了老战士的情结。可以说，建成东坑烈士陵园，死者得到安息，生者得到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