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还吸引着许多人，强烈地吸引。何以能够亡命徒般的疯狂向全世界挑战，被打得险些绝种，随后迅即像其崇拜的太阳一样重新光耀世界，让几乎所有战胜国惊讶不已，嫉妒非常，尴尬异常。
中国人或日本人评价对方，都应该避免从感情出发造成偏差，更不应该传播谣言走向偏见，也不应该站在人类道德水准和法律水准的巅峰鸟瞰对方，而是根据自身是否真正完美无缺，否则难免留下五十步笑百步，乃至百步笑五十步的笑柄。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人在联合国任职的主要官员甚至少于日本，日本八次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超过中国人为日本人设定的道德榜样德国；讥笑日本没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本土人士获得诺贝尔奖，而至少有12名日本人获得；指责日本人野蛮的中国人生活里冷漠粗鲁骂人打架，2001年枪毙1800多人，占世界一半，日本人鞠躬抱歉解决纠纷，每年仅枪毙几个人；谴责日本掠夺成性的中国人强占座位、耕地，不惜你死我活械斗，每家平均被偷一辆自行车；抨击日本不承认历史罪行，而中国文革作孽者和各种犯罪分子却推卸责任，百般掩饰，如同婊子一样，提上裤子就不认帐。
而今，还有少数国家公务人员执法犯法，横征暴敛，任意打骂；黑社会团伙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刑事犯罪谋财害命，巧取豪夺。这些人还吓唬不服的老百姓，“我告诉你，日本鬼子在这时，您就得老老实实！”广东还将“婴儿汤”当作补品，为了延年益寿、增强性欲。由此可见，最危险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
早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支那庞大，但不足惧》中认为：
支那军队腐败，八旗、绿旗、勇兵、蒙古兵，合在一起号称百万，其实能够使用西式武器的不过五六万人。又号称军舰百余艘，有相当于我海军四倍的兵力，其实不过是纸糊的炮铳船舰，实在不过是太平的虚饰物。就是说，船舰炮铳是铁制的，而使用它的人不过是木偶一般。
支那虽号称大国，但其政治组织已从根本上腐败，国民的团结不巩固，表面上属于大清帝国皇帝治下的大部分版图，其实是半独立状态，政治法律因地而异，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从一般的地理书上看，那个国家地广人多，但由此判断他们拥有几倍于日本的兵源，那就大错特错了。支那军队号称百万，实不足信。支那人的毛病是喜欢虚张声势，不过是出动一两万的兵力就声称几十万，古来笔法即如此。
大国之大，在彼不足赖，在我不足惧，总之，我希望对支那加以损害，要迅速、要广泛、要大。
日本明信片试图证实日军和中国人团结和睦。孩子团结难道斗不过日本？
不仅日本人这样认为，清末留日生陈天华说：
中国的人，常常自夸为文明种族，礼仪之邦。从前我祖宗的时候，原是不错。但到了今日，奸盗诈伪，无所不为。一点古风也没有了。做官的只晓得贪财爱宝，带兵的只晓得贪生怕死。读书的只晓得想科名，其余一切的事都不管。上中下三等的人，天良丧尽，廉耻全无，一点知识没开，一点学问没有，迂腐固陋，信鬼信怪，男吸洋烟，女缠双足，游民成群，盗贼遍野，居处好似畜圈，行为犹如蛮人，言语无信，爱钱如命，所到之国，都骂为野蛮贱种，不准上岸，不准停留。国家被外国欺凌到极处，还是不知不觉，不知耻辱，只知自私自利。其余各项的丑处，一言难尽，丑不可言。
抗战以后，大汉奸陈公博在自白书中认识到了中国的问题：
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
事实可以为证：日军重庆大轰炸期间，隧道里避难群众大量伤亡。而由地痞、流氓、小偷、强盗拼凑的救援队伍，见财起意，甚至杀死伤员搜刮民财。
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描述，1944年他的一家从桂林逃到贵阳转移。几十万军民扶老携幼，沿公路徒步撤退。
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十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后有敌军追赶，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从柳州到贵阳六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却造成了如此结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
今天中国的百姓有没有进步？再碰到战争、天灾人祸、金融危机、政治运动这些意外，我们能否处惊不乱，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杀人越货，借钱不还，假冒伪劣这种种坏事是少数人做的，大多数人还是好人。但是在红灯面前抢行，随地扔脏东西，排队夹塞却是经常能见到的。事情虽小，但到了紧要关头，这一部分人就可以坏大事情。其实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青年人能从我的经历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为自己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
后来，我见到茅于轼，问起他对这次事件的看法，他重申道：“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被打败！”
抗战期间中国杂志《大众生活》：封面为一二九运动中号召大众抛开分歧、挺身奋起的女大学生。
1999年9月27日，浙江举行有歌星屠宏刚领衔的文艺演出。一小品说“日本鬼子龟田大佐”号召中国人搞计划生育，等演出完了，请大家到后台来领避孕套。“汉奸”说：“敌后武工队到舞厅泡妞儿去了，去泡李向阳的老婆去了。”观众有的拍手大笑，有的气愤地用易拉罐和矿泉水瓶将他们哄下台去。
长春酒吧多次上演“鬼子调戏花姑娘”的闹剧，笑星高秀敏在小品中也说女儿是“花姑娘”。在吉林的长春、延边、德惠，在南京，结婚闹洞房，新郎装扮成鬼子兵，手提棍棒、扫帚当枪，故作下流状，大喝一声“花姑娘的有”，就钻进洞房，解开上衣，对“花姑娘”（新娘）又抱又啃又摸又调戏，客人拍手叫好。这样一种无视民族苦难、游戏民族耻辱的行为频繁上演，发生在南京和吉林，地域跨度之大，足以证明南北中国人“智能”的一致性和流行之广。
2002年9月16日清晨，深秋的辽沈大地寒意袭人。我去抚顺参加平顶山大屠杀70周年公祭大会。辽宁省和抚顺市有关领导等1000多人出席公祭大会。白花挽幛，气球高悬，一片肃穆，我的情绪深深沉浸其中。累累白骨堆积在坑里，郁积在心头。一个年轻母亲的骨骼身下压着孩子，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母亲想尽最大可能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仍然没有如愿；有的骨骼边上有月饼的模样，未及品尝，月圆即成月缺，节日变成忌日。
三个中青年妇女想必是受害者遗属，哭声响彻大厅，同参观者的静默形成鲜明地对比。70年过去了，怎样的伤痛让三个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场苦难的妇女如此哀伤，我不忍心打扰。哪怕有再苦痛再经典的故事我也不能盘问，揭开伤痛的滋味不好受。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她们。
400多个日本人参加纪念会，还有一个5岁的日本小孩坂本义一，用生硬的汉语对我说“谢谢”。三个日本僧人跪在遗骨边敲着木鱼念佛祈祷。而后，日本人友好地向乘车离去，却丝毫不理会他们的解放军挥手道别。其实，和平和友谊应该同在。
我在返程途中，看到两家酒店开业，军乐队锣鼓喧天，好不热闹！而在一年后，参加这次公祭大会最高级官员辽宁省副省长刘贵田因为腐败问题被撤职查办。历史又再开黑色玩笑，好残忍。
2004年3月1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由收费向免费开放后，参观者每天多达1.5万余人次。随着人数增加，部分游客随地吐痰，丢烟头、纸屑，甚至破坏馆内设施，造成卫生环境恶劣。肃穆祭奠30万苦难生灵的纪念馆竟成为嬉戏作乐的公园。
沈阳火车站前便衣警察抓捕多名犯罪嫌疑人
江泽民主席高度评价纪念抗日战争鸣警报，说给人以警醒。
每年的九一八，许多城市鸣警报、敲警钟，使人们通过刺耳尖利的声音增强忧患意识和国防观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战争期间，也不仅仅用于真正的听力感受。对于处在前进中又不乏危机的中国，警钟，需要常在耳畔回响。有形警钟一时，无形警钟一世。警惕的太多了。
九一八，有人当作就要发，有人当作揪一把，更应该是救一把，拯救一把自己，拯救一把社会，拯救一把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和国家！
1969年9月18日，同样是在沈阳，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最初开始地，38岁的张志新因为谴责文化大革命，以“反革命”的罪名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受了7年残酷折磨，最后被惨无人道地割断喉管，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执行枪决。
1992年9月18日凌晨，古城开封博物馆69件珍贵文物被盗。这是建国后最大的馆藏文物盗宝案。2000年9月18日晚，和同伴杀死22人、抢劫盗窃巨额财产的匪首张君重庆被擒。这是社会发出的刑事警报。
2000年9月18日，我在长春伪皇宫参观，里面竟然放流行歌曲，解说员闲聊嬉笑，嚼着口香糖，说“问世间情为何物”。一个姑娘不耐烦地大声催促父亲：“这有什么看头，快走吧！”。这是我们的所谓牢记者发出的麻木警报。
2002年9月18日，我去沈阳参加抗战纪念活动。在网吧，我才第一次知道还可以用语言聊天，骂声响彻网吧，极具色情杀伤力。5分钟没有一句重复，一口气下来。这是我们后代发出的教育警报。
纪念活动开始前，在九一八纪念馆附近柳条桥边，三个人殴打一个人，被打者喊“110，110”。没人去报警，包括我。71年前日本侵袭北大营，东北军能报110吗？历史和哲理总是这样无奈。这是我们历史发出的寓意警报。
纪念活动开始了，警报未结束，理应静止的领导的轿车首先开动，外面数千人围观，爬栏杆上看。这是我们民族发出的自尊警报。
2004年9月18日，北京召开九一八战争研讨会，晚上曲终人散，几名活跃在对日斗争前线的与会者哄抢纪念品，控诉日本抢劫杀人罪行的正义神情荡然无存，这是我们民族发出的最尖利的道德警报。
2005年9月18日，恰好是中秋节。晚上，月亮云里沉浮，远不如我居住的北京南四环的日本名车雷克萨斯专卖店灯火明亮，我吃了日本生产线加工的月饼，没有觉得幸福。这是我们民族发出的最尖利的现代化警报。
2006年9月18日前后辽宁4名少女劫匪案发，64人食物中毒4名乘务人员被顾客打伤。
作者在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前
中国在历史上各个阶段都庞大过。精神和态度是最终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最原始的投资。中国人的危机意识不够！敌人的刀离开了脖子，就认为自己强大了，或认为敌人不行了。正视敌人的强大，不仅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同时也是向强大学习，强大自身的捷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怎样辉煌的国家目标，这一切似乎都不影响一个庞大身躯在特定的情况下轰然倒地。一旦落入制度落后与民意缺失的情境之中，都会成为泡影，拥有再高精尖的武器与战术能力，也保不住安全，甚至连现有领土的都会丧失。
而在追求民族统一的进程中，构建和谐社会同样至关重要。和谐之“和”代表用嘴吃饭，“谐”表明人人皆有言论自由，满足嘴的语言和吃饭功能。
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是不随便指责别人，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为了因日本产生的民族仇国家恨，为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要牢记国际主义、人道主义、民生主义，培育起健全的生命态度、人权观念、法律意识、公民素质。
美国人1861年到1865年之间的内战的葛提斯堡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南部小镇，他们不仅仅纪念北方的死难战士，也纪念南方的战士——因为这是一场内战。葛提斯堡非常有名，因为它是林肯当年演讲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还回响着林肯当年“民有、民治、民享”呼声。这在“民有、民治、民享”这个基础上，也许我们才能真正避免内战，“民有、民治、民享”之民族，才能真正实现用和平的方式、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而不是依靠内战，也只有“民有、民治、民享”之民族，才能以反思战争、反对战争的方式纪念内战。美国黑人奥巴马在竞选总统获胜感言中说：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2006年，当许多人质疑中国社会制度时，一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却认为，“确实，日本是共产主义在确确实实发挥作用的唯一国家。”
我乘坐飞机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离开日本时，可以看到飞机场保留一些房屋。原来为了捍卫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机场跑道被修得支离破碎，寸土寸金的东京闹市区也可以保留一块菜地。如果个人利益为了国家利益而主动退让，显然机场的空间更大，飞行会更安全。但是如果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强迫居民搬迁，而居民也习惯屈服，那么，政府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侵犯就会变为一种常态。这是成田机场居民抗争的意义所在，也是日本尊重法治和人权的象征。赞成国家机器适当的权威，也要保障私有财产的可贵。
位于杭州的“日中不再战”纪念碑
台湾作家龙应台畅想作为一个理想国民的感受：
他应当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整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不会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会舞弊或不公；他进出政府大楼，不必经过卫兵盘查，不需要开介绍信；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各级政府和国营机构的年度开支，包括每一块钱的流向，不会轻易地被贪污和挪用，他可以随时举证要求调查；任何一届政府办事拖拉或服务态度不好，他都有权用选票在下一届选举中来改变这种情况……
法学家管建强认为，没有国内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对日索赔就难以获胜。只揪住日本，而不言如何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化的进步，就容易步入极端民族主义的圈子。
中国新一届政府贯彻亲民温和的执政理念，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宣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提出“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努力建设和谐社会。
金辉《恸问苍冥》说中国挨打的原因：
责任主要在中国，在我们国人自身，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推脱掉的。我们无论找出多少种理由，也丝毫不能减轻我们自身的这种第一责任、主要责任和最终责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他为自己准备的精神逃路越多，那么他在现实中的出路也就越少，他的处境也就越加可悲。
中国人不自救，没有人能够救我们！
中国人不自强，没有人能够使我们强盛！
中国人不自尊，没有人能够给我们尊严！
中国人不自立，没有人能够扶我们站立起来！
